中共特工潛伏敵營15年，官職大到自己都慌，中央領導：大膽往上爬

“敵營搏斗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1949年4月，一位身材高大、長相英俊的青年人踏入北京城，寫下了上面的詩句。

整整十五年，這位青年人周旋于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戴笠等手眼通天的老狐貍之間。

一步走錯，就是死局。可敵人非但沒有懷疑，反而愈發重視他、

后來他升職太快，一度猶疑，專門寫信請示中央。

而中央領導的回復很簡單，“大膽往上爬。”

于是他繼續往高處走，走到敵人會議的正中，走到刀鋒之上。

那天，他終于走出了隱蔽戰線。十五年暗戰，換來此刻光明。

身處龍潭虎穴

1937年夏，天津局勢已瀕臨失控。盧溝橋槍聲剛響，日軍旋即壓境。

就在這敏感時刻，國民黨天津高等法院迎來了一位新任書記長。

他叫李時雨，三十歲出頭，大家只知道他是從西安“剿匪總司令部”調來的，手續齊備，級別不低。

誰也想不到，這個一副老派公務員樣子的人，其實已在暗處潛伏多年。

李時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生于黑龍江巴彥縣。早年只讀過一年多中學，1926年隨友人張敬載來到天津，一同考入南開中學。

九一八事變后，他考入北平大學法學院，次年加入共青團，12月正式成為中共黨員。

入黨不久，他便成為北平學生運動骨干。1931年12月，在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南下請愿中，他是臥軌示威的主要組織者，兼任南京請愿隊總指揮。

1933年4月，他與孫靜云結婚。次年畢業后，組織上有了新的安排：派他打入東北軍內部。

進入軍隊靠的是老關系。他早年在齊齊哈爾讀書時的同窗張學孟，彼時已任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

經張舉薦，李時雨被安排至“剿總”第四處，成為一名中尉辦事員。從此，他的地下工作有了一個合法外殼。

從1934年起，李時雨一邊在東北軍系統里做文書，分析文件、收集情報，一邊與黨組織保持秘密聯系。

他不是一個典型的偵察員，卻在極端環境中完成了多項核心任務。

西安事變發生后，東北軍內部派系激烈重組，形勢復雜。他自覺無法再繼續潛伏，決定撤離，計劃前往北平，與“東北救亡總會”負責人于毅夫接頭。

1937年7月，他和妻子途經天津，未料僅三天后，“七七事變”爆發。北方交通全面癱瘓，日軍鐵蹄踏入天津。

他們被迫滯留。就在此時，李時雨通過老同學于炳然，聯系上了天津的地下黨組織，重新接上了組織關系。

天津市委委員何松亭親自與他對接。

兩個月后，他交給李時雨兩項任務：一、獲取一臺電臺，并設法轉運至北平。二、營救被關押的中共黨員馮驥。

這兩個任務，件件都帶風險。

電臺機件由組織秘密運入天津，被拆分為三箱。李時雨將前兩箱分批運回家中，由妻子孫靜云藏匿。幾天后，他以公務名義從偽法院借來車輛，順利通過日軍檢查站，將電臺裝入車中。

他神色從容，車窗緊閉，車速平穩，一路駛入租界。之后，他將設備轉運至法院辦公室。

第三箱運送更為緊急，無法再用舊法。他換上常服，拎著箱子上了三輪車。

來到法國橋前被日軍哨兵攔下，不許通行。

他索性下車，親自扛著木箱徒步過橋。一路寡言，步伐平穩，哨兵未起疑。三箱電臺機件最終全部轉移到指定地點，為后續津、平間的無線聯絡奠定基礎。

與此同時，馮驥仍被關押在看守所，身份隨時可能暴露。

李時雨制定了營救方案，先趁夜潛入書記室，焚毀全部卷宗。

翌日書記官驚慌報失，他故作慍怒，又裝作“開導”：可向上級解釋說文件毀于日軍轟炸。書記官驚魂未定，連連點頭照辦。

幾日后，他以“審查案件”為名進入看守所，單獨見到馮驥。簡單幾句交代——改口翻供，堅稱與共產黨無關，是私人糾紛，被人誣陷。

他再通過內部關系，將馮驥的“案子”以“證據不足”輕輕帶過。不久，馮驥獲釋。

這兩件事，牽涉面大，操作空間極小。成敗皆在毫厘之間。

事后，李時雨得到了黨組織的書面表揚。

但比表揚更重要的，是他開始重新認識“書記長”這個身份的價值。

在敵占區，在日本憲兵和漢奸特務的包圍中，他仍可調車、發證、見囚、救人。

這些“合法權限”，在他手里，就是穿透敵人的武器。

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并不是只有槍林彈雨才是戰場。在敵人的體系內，為我所用，同樣能起關鍵作用。

“你告訴時雨，讓他大膽往上爬”

1939年秋，黨組織要求李時雨設法進入汪偽政權的決策體系，收集關于日偽勾連的政治、軍事情報，建立可靠傳輸線路，將重要信息及時送往延安。

此前，在天津偽法院擔任書記長時，李時雨早已積累出一套對敵掩護經驗。

李時雨夫婦在上海留影

身份清晰、履歷干凈，有能力，又通曉偽政權內部規則。

憑借這一套的背景，他很快通過引薦，擔任偽“立法院”立法委員。

而汪偽政府的第二號人物陳公博則是立法院院長，李時雨就在他的手下工作。

他利用這個契機接近陳公博，逐步進入汪偽高層圈子。

他開始列席多次汪偽高層會議，哪支偽軍要調往何地、日軍將如何借道布防、各類協定在何時秘密簽署，所有信息都能從起草邏輯、文字修訂中讀出蛛絲馬跡。

陳公博

他每天在文書中篩選線索，夜里在掩體中寫成情報，隨后通過地下交通站密送延安。

1941年4月，上海偽政權出現調整。陳公博由南京被調任上海市長，同時兼任保安司令。到任第一天，他就點名李時雨，升任為黨部常務委員兼秘書長，負責籌建保安司令部的組織結構。

李時雨明白，真正的滲透機會來了。

他以籌建秘書處名義，從交通、法務、人事各線吸納進幾名中共地下黨員；又借人事調整之機，將其中兩人安插至檔案管理與外事收發口。

這兩個崗位，皆為“信息最密集、流通最廣泛”的單位。

此后幾個月，李時雨所掌控的，不僅是保安司令部的信函往來，更是整個汪偽系統的上行下達。

由于仍保有“立法委員”的身份，他可以在寧滬之間自由通行，出入租界、搭乘軍用專車、會見各級日偽軍政人員，少有障礙。

北方分局得知此情，迅速調整布局。在南京下關車站設立情報轉運站，任命李時雨為“情報特派員”，由其妻孫靜云擔任機要員，接收加密文稿。

社會部又派遣楊寧（化名楊德修）赴滬，入職保安司令部少校軍官職務，掩護實際聯絡職責。三人成立黨小組，由李時雨任組長。

地下網絡至此完成。

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負責對外聯絡、文件編發，幾乎所有與軍事布防、特務布控、日偽協調有關的文件，都會經過李時雨桌前。

1942年，日偽對新四軍展開全面“清剿”。汪偽政府成立“全國清鄉委員會”，陳公博任副主任，同時兼任上海分會負責人。

清鄉分會設四個處室，李時雨被任命為第四處處長，職責是“清鄉人員監管與督察”。

這是一個極度敏感的位置。

他開始接觸清鄉布防圖、敵軍行動計劃、警備駐地安排，所有動向提前數日生成。日軍在江蘇、安徽、浙江的重點掃蕩任務，以及配合路線、偽軍調度、后勤補給計劃，幾乎都通過李時雨手中發出。

他將情報批注后，交由孫靜云送往轉運點，最快三日便可傳達至華中野戰部隊。

于是，敵人剛下達指令，新四軍已先一步完成轉移；敵人剛抵達村落，伏擊火力已全部展開。

一次次“精密圍剿”變成空營掃蕩，一次次“突襲作戰”反被拖入火力包圍。

日軍多次訓斥陳公博“執行不力”，陳公博則公開斥責參謀長和團長“調度失誤，全是飯桶”。

他憤怒地翻看一份又一份簡報，直到最后也未能意識到，情報的源頭就在自己的辦公室。

1943年，李時雨獲任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可以說他此時一人就肩負著汪偽的黨、政、軍、警四重職務，置身敵人中樞。

這是他潛伏生涯的高點，也是風險最高時刻。

為掩護身份，他開始強化“廉潔政治”姿態。清查橫行鄉里的偽軍軍官、處罰走私煙毒賭品團伙、整頓保安隊人員作風，不少舉措甚至超出陳公博本意。

上海灘一時傳言“李處長是清官”，連日軍聯絡官五十嵐也公開夸獎他“執法如山”。

不過李時雨心里并不安穩。

高位意味著集中暴露。他與日偽高官往來頻繁，政務牽涉面廣，一旦遭遇敵方審查或反間排查，任何蛛絲馬跡都可能牽連整個地下系統。

他將憂慮通過秘密渠道傳至延安，提出是否應主動撤離或調崗。

一次機會，夫人孫靜云北上時帶回了中央領導的口信——

“你告訴時雨，讓他大膽往上爬。對偽組織不管什么部門，應廣泛打入之。”

李時雨不再猶疑。

這段時間里，他處理的指令、布置的人事、改寫的批文、轉抄的密件，數量無法統計。

期間不知有多少漢奸、特務、雙面間諜，在他的安排下被調離、被拘捕、被銷案、被處置。

他以敵腹之職，控敵政之骨。

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抗戰勝利前夕的上海，暗處卻仍是刀光劍影。

對像李時雨這樣的中共地下情報人員而言，敵人撤退并不意味著任務完成。相反，一場更隱秘的較量正在悄然開始。

1945年8月，日軍投降，汪偽政權土崩瓦解。

這時，一個熟人出現了。余祥琴，偽政府時期的上海律師，曾與李時雨有過工作往來。

如今卻另有身份：軍統“滬交指揮站”負責人，直屬戴笠領導。

他勸李時雨加入：“不是正式編制，不查履歷，只是運用人員，用化名都可以。”他口中的“運用人員”，其實就是外圍特工。

李時雨警覺，這種“試探性吸納”，就是軍統爭奪特務資源的手段，一旦身份暴露，便是死局。他立即向延安匯報組織，等待答復。

數日后，批準電文到達。黨組織判斷：軍統仍是我黨情報工作的關鍵目標，若能打入內部，有極大戰略價值。

李時雨順勢接受安排，被任命為“軍統上海區第二組組長”。

進入軍統后，他迅速熟悉內部格局。

二組負責日常社會動態、進步分子動向、地下黨活動情報的收集與研判，是軍統在上海最敏感的部門之一。

借此，他直接接觸到大量指令、通報、監控名單，所見之多，遠超以往。

他將線索整理，加密后通過妻子孫靜云轉交北方聯絡站。得益于這些信息，黨組織提前掌握軍統“黑名單”，多名被盯梢或即將遭遇暗殺的同志得以及時轉移。

最驚險的一次，是一次突發線報。一名特務送來密件，稱某地下黨支部將于當晚召開會議，具體時間地點俱全。李時雨不動聲色，迅速下令部署“監控圍捕”，并同步回家，讓妻子連夜通知該支部緊急取消會議。

軍統撲了空，同志無一受損。

除了情報線索，二組還承擔“肅奸”職責——清剿汪偽殘余高官。

總部列出百人名單，要李時雨限期報送詳細住址。他對其中這些漢奸早已恨之入骨。

這一回，他沒有手軟。提交的名單精確詳實，數日內，數十名漢奸落網。

軍統高層震動，稱其“內線準確、執行迅速”。戴笠親自批示表揚，召他進南京見面。

但正是在他聲望最高時，危險驟然降臨。

一封來自華北的密件，引爆了風波。

天津憲兵隊在清查舊檔時發現，1930年代曾破獲一宗中共地下組織案件，被捕人員中包括李時雨的妻子孫靜云。

線索層層上報，最終送達上海軍法處。處長沈維翰親自起草電報，密報戴笠，建議即刻抓捕李時雨。

戴笠并未批準。他認為李時雨立場明確、工作出色，應屬誤會，且可能是軍統內部傾軋所致。他下令暫緩調查，保李時雨不動。

然而，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北平返回南京途中，專機失事，墜毀于江蘇秣陵。戴笠死訊傳來，軍統內部頓失平衡，原本壓制的暗斗迅速激化。

不到半年，軍法處與督查處秘密聯手，決定繞開程序，私下拘押李時雨。

9月17日，李時雨原計劃乘機赴北平，準備經東北轉道聯系陶鑄組織線，悄然撤出。機票已購，行李已收。

就在起飛前一晚，他被軍統特務帶走，關押于軍統秘密看守所。

三個月的羈押，伴隨著連續酷刑。毒打、壓杠、灌涼水、剝奪睡眠……敵人始終未能從他口中挖出一句有價值的供詞。

1949 年 4 月，穿上解放軍軍裝的李時雨

與此同時，黨組織在外圍展開營救。輿論、關系、公文三線施壓。最終，案件被轉送法院，李時雨被移押至提籃橋監獄，公開判處有期徒刑七年零六個月。

但國共形勢已然逆轉。解放軍節節推進，蔣介石政權風雨飄搖。1949年2月，上海解放前夜，李時雨被保釋出獄。

出獄后，他迅速與張執一接上組織關系，黨組織立即安排他以“匯中企業公司副總經理”身份繼續活動。

李時雨繼續出入國民黨警備、軍務、金融等機關，廣泛接觸，婉轉傳達政策，同時多次提醒對方：“保留檔案，保存資料，日后總會用上。”他言語懇切，態度平和，不少人被他說服。

但他的活動也引起了舊軍統頭子、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毛森的注意。毛森下令對其展開全天候監視，曾多次派人跟蹤。

張執一立即決斷：必須撤離。

4月，李時雨與孫靜云啟程，從上海轉道香港，再赴北平。在中共駐港辦事處掩護下，完成情報交接。

數日后，他終于抵達剛剛解放的北平。

自1934年潛入東北軍起，李時雨已經在敵營深潛整整十五年。

此刻，他終于脫去偽裝，穿上那身屬于真正人民戰士的軍裝。

晚年，他和孫靜云將一生積蓄捐給黑龍江家鄉，設立“李時雨獎學基金會”，專資助當地寒門學子。

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一歲。

參考資料：

地下工作者李時雨 王樹仁
李時雨:虎穴龍潭建奇功 陳靜
紅色特工傳奇之:潛入汪偽核心的“竊聽器”李時雨 于繼增
敵營搏斗15年的李時雨 王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