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雜記：中國AI向善，美國AI作惡？

周末參加虎嗅網組織的2025創新節活動，有一個圓桌論壇環節是“中國如何走出一條和美國不一樣的AI道路”。

論壇嘉賓主要來自國內的科創企業，靶子是美國AI在Scaling Law指引下的巨額資本投入于算力堆疊，目標是在GPU算力能力不占優的情況下中國AI如何另辟蹊徑，比如強化推理能力，比如用微節點對抗超節點等等。

但這些技術路徑的探討，在我看來并不關鍵，因為中美兩國AI道路的不同，本質還在出發點上。

美國AI是由尖端的科技精英引領的，其目標是創造出超越人類的超能力，并通過對AI超能力的壟斷來實現無限的商業價值，所以我們看到的是Open AI和Google的大模型在能力不斷迭代中對人類現有能力的超越和取代。

計算機科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Geoffrey Hinton的結論是，生成式AI一定是通過取代就業才能賺錢，大公司押注AI必然導致大規模裁員。

所以財新在本周推出的最新封面報道《AI泡沫之辯》中，用亞馬遜、微軟、Salesforce、埃森哲等科技企業在AI提效下大規模裁員的例子證明了“使用生成式AI可以減少用工的邏輯，正在滲透美國企業界管理層的認知”。

而中國AI的發展則始終是有規可循的，其方向是被規劃朝著造福人類的目標去的。將人類從繁重的勞作中解放出來，由AI來創造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社會財富，或許“按需分配”的終極理想就將由此而實現。

因此中國AI，從來就不存在超能力的設想而只能定位于提升效率的工具。借助AI生成圖像和視頻，能大大豐富娛樂產品的供給；借助AI編程和寫PPT，上班族節省下來的時間正好用于消費供給擴大了的娛樂產品，由此形成中國AI To C的商業閉環。

這并不是無稽之談，其背后有充分的數據支撐。有家叫“順為人和”的咨詢公司在今年9月份發布了一份《2025年中美科技標桿企業組織效能報告》，選取了美國“七姐妹”和中國的中國移動、阿里巴巴、華為、比亞迪、騰訊控股、拼多多、小米集團、寧德時代、美團和中芯國際這10家國內科技標桿企業做對照。

其中有個“人效對比”的結論是美國“七姐妹”的人均營收為國內標桿企業的2倍，但人均人工成本卻是國內標桿企業的3.5倍。那么，美國科技企業要追上中國科技企業的人工成本優勢，追求用AI取代人因此才會成為一種必然選擇吧！

國內科技企業的員工薪酬水平和公司盈利能力遠遠超出其他行業，但其人均人工成本卻還不足美國公司的三成，整體上各行各業都不應該存在繼續壓縮用工成本的合理性，所以可以看到國內的AI應用開發，更多的是面向于為員工減負（To C），而非為企業降本(To B)。

而這，或許也正是國內企業推廣數字化、智能化的動力不足的原因所在，在社會責任面前，增效并不直接代表降低人工成本。

以我國三大運營商和美國的三大運營商做對照為例，中國移動以4.5倍于Verizon的員工數量創造了同等規模的營業收入，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以近3倍于Verizon的員工數量所創造的營收規模僅約為Verizon的一半左右。

但反而是Verizon仍在強調人工成本壓力。11月20日，Verizon新任CEO丹·舒爾曼發布了一封題為《打造更強大的Verizon》的公開信，稱“我們目前的成本結構限制了我們對客戶價值進行大量投資的能力”，因此決定內部裁員1.3萬人并大幅減少外包和其他外部勞動力費用。

這就是典型的利潤至上的美式企業法則，通過裁員手段降低人工成本以提高盈利水平，但丹·舒爾曼敢于打著更好地服務客戶的旗號裁減服務于客戶的員工數量，其底氣就在于“使用生成式AI可以減少用工的邏輯”。

好在這個邏輯在中國行不通，所以中國AI才會走和美國AI走不一樣的道路，一條是為人類減負的向善之路，一條是以替代人類為目標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