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醫療史1

中國百年醫療史（1）：春天前的燕子——民間零星的現代醫學嘗試

第一章 現代醫療獲得政治認可

許多年以后，當伍連德坐在馬來亞怡保的搖椅上，看著傅家甸的住宅照片時，將會回想起1910年，他來到鼠疫肆虐的北滿哈爾濱火車總站的那個下午。

傅家甸出現第一個鼠疫病例的住宅

那一天是12月24日，圣誕前夜，但伍連德不是派送禮物的圣誕老人，他的行李箱里裝著的，是一架英國造貝克牌袖珍顯微鏡，以及各種從事細菌學工作的器械設備。[1]

這位劍橋大學醫學博士、馬來亞成功的華裔醫生，此刻正踏上一片陌生而危險的土地。到過哈爾濱的人都知道，這里的冬天特別寒冷，人們開玩笑說在野外撒尿都得拿個小棍兒敲著，以防凍住。

但比嚴寒更可怕的，是那個看不見的敵人——鼠疫桿菌。此刻它正在這座城市里瘋狂傳播，每天都至少有幾十個人死去，街道上充滿了恐懼不安與大禍臨頭的氣氛；到處都有人交頭接耳，談論著高熱、咳血、突然的死亡，以及路旁和曠野上被人遺棄的尸體。

伍連德當時不知道的是，他不僅要與死神賽跑，更將見證中國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現代醫療在中國，即將從邊緣的奇技淫巧，變成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

看到一只燕子，并不意味著春天來了；只有一群大雁義無反顧地飛來，才說明春天不可逆轉地到來了。

——利奧波德（

Aldo Leopold

在伍連德到達哈爾濱之前，近代的生物醫學，在中國民間就像春天前偶爾飛來的燕子——會被后人們當成話頭到處傳揚，但并不意味著現實中季節的改變。

比如19世紀初，在英國醫生詹納發明牛痘接種預防天花后沒幾年，牛痘疫苗就隨著英國商船來到了澳門，然后經廣州傳布到內地各省，使得不少人獲益。[2]但是，如果認為牛痘疫苗的傳入，就是近代生物醫學的敲門磚，順利敲開了中國大門，那就有些高估了。

直到1905年，很多中國人都還認為「感染天花是人生難免的業報」，而完全不知道有種痘預防這回事[3]，所以疫苗實際影響的人群數量非常有限。而且在國內傳播時，也都要先進行本土化的適應。

以疫苗接種部位為例。選擇手臂，是因為方便暴露，而且和大腿相比，注射時和注射后更方便固定，不影響走動。手臂上的具體位置，主要考慮肌肉厚度充實，又能避開血管神經，體表明顯，容易辨識。

而種牛痘引入中國時，則人為添加了穴位的講究。

清代《引痘略》中提到，選擇種痘位置是為了適應身體中經脈走向，還按照中醫要求給出了飲食禁忌和穴位圖解[4]。

到了19世紀末，天津接種牛痘時還規定只能在春秋兩季接種，也是為了配合中醫的說法。[5]

《引痘略》同治戊辰版1868年

所以，即使接受了牛痘疫苗的接種，在當時的國人看來，這也是在傳統中醫體系下的行為，而不會對近代的生物醫學有什么認知。

正如希拉·希利爾（Sheila Hillier）在《中國醫療與傳統醫學（1800-1982）》中所觀察的，當時的疫苗接種，不過就是那些自封為神醫的江湖郎中們的一種謀生手段而已。[6]

教會醫院的邊緣存在

除了醫療技術之外，隨著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一些近代的西式醫院也在中國建立起來。

中國傳統中，并沒有現在「醫院」的概念。在一百年前的中國，如果生病了，有錢人會請醫生來上門看診，或者憑經驗自己去藥鋪買藥。通常情況下，藥材鋪旁邊就是算命的，算命先生收費要比醫生低得多了。[7]

除此之外，有大約一半的人是只能聽任自生自滅的【注】，他們無力承擔任何醫療救治，要么自己想辦法對付對付，要么就去廟里拜一拜。

即使有地方上開辦的救濟處，更多的也是收容性質，而不是收治病人進行主動的醫療看護。

至于我們在影視作品中經常聽到的「太醫院」，這其實是一個行政部門，掌管國家醫療行政。里面的太醫們，只為皇室或者王公大臣們服務。如果要看病，太醫們也是要上門服務，而沒有人會去太醫院里「住院」。

所以，太醫院不是醫院，而是太醫們的「院兒」。

對于中國人來說，近代意義上的醫院，就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來品，是西醫專屬的。

最早在中國開設的近代西方醫療機構，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于1820年在澳門開辦的一家眼科診所。而最早的近代西醫院，則是美國醫學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于1835年在廣州開辦的博愛醫院，也被稱為廣州眼科醫院[8]。

鴉片戰爭后，隨著國門被打開，更多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也就開辦了更多的教會醫院。

比如1844年英國傳教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上海開辦雒氏診所，又稱中國醫院，是后來仁濟醫院的前身；

1860年，法國天主教會在煙臺創辦天主教堂施醫院，是后來煙臺山醫院的前身；

1871年，英國安立甘會在杭州創辦大方伯醫院，后稱廣濟醫院，是后來浙二醫院的前身；

1890年美國傳教醫生聶會東（James Boyd Neal）在濟南開設文璧醫院，后稱華美醫院，是后來齊魯醫院的前身，等等[9]。

盡管如此，這些教會醫院對當時中國整體的醫療狀況影響甚微。雖然在統計宣傳時，會有意的呈現這些醫院的價值，比如上海仁濟醫院面向民眾義診施藥，1844-1856年的13年間，醫治病人總數達15萬人次[10]；但如果細算一下，其實每天也就看診30人，這還是在義診的情況下。

而且，接受義診也不是那么簡單的看病而已，畢竟對于傳教士來說，看病只是副業。因此，醫院通常都會給初來就診的病人，刻意營造一種有利于福音傳播的氛圍：

候診室被改造成教堂，醫院里有固定的宣講福音儀式。病人入院時先登記，然后進入教堂候診室，室內的布道人請他們喝茶休息，閑談聊天。當病人漸漸注意到墻上的禱文和圣經宣傳畫后，布道人就會向他們宣講《圣經》，展示宣道手冊[11]。

而當時的民間，出于對傳教士的懷疑與敵視，對這些醫院充滿了各種陰謀論。比如認為去這些醫院看病的話，洋鬼子們會剖腹挖心、盜取眼睛[12]。

當時流行于民間的反教宣傳品

所以，同樣的不花錢，搞些神神道道的東西，與其去洋醫院里冒風險，不如到神仙廟里燒香拜佛。

神仙廟里不僅安全，還更方便。有學者根據中國方志庫統計，在全國地方志書中，用來祈求治病的三皇廟、先醫廟、藥王廟，有將近1400處記載[13]。而直到1947年底時，全國縣級以下的區衛生分院和鄉鎮衛生所，也一共只有1135所[14]，遠不如神仙廟多。

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醫院終于出現了經費問題，從19世紀60年代起，教會醫院也逐漸開始收費了[15]。可想而知，它對民間普通百姓的吸引力也就更低了。

到1911年時，教會方面共有醫院170所，門診住院接診治療的所有人數，只占全國人口的0.2%[16]。

所以，在1910年之前，雖然有技術的傳入，以及零星教會醫院的開辦，但在民間，99.8%的中國人并沒有接受過教會醫院的診療。

當我第一次了解到這個數據時，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我們更容易去感知具體鮮活的事例，于是歷史的書寫也就經常會以個人的經歷作為「代表」，好像一人一地的體驗，就能代表那個時代廣泛的社會。但實際上，這樣的認知很容易產生偏差。

比如前面介紹了那么多民間的教會醫院的場景，描述得越詳細，好像那就越有代表性。但是，當我知道實際上99.8%的國人其實與此無關時，感覺好像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那些由無數細節堆砌而成、生動明亮的教會醫院的場景，瞬間被壓縮成了一個微弱的小點；而圍繞著這個點的，是無邊無際、此前被我忽略的黑暗。

需要時刻提醒自己，當看到一只燕子的時候，并不能以此判斷春天已經來了。

注：1929年《北平特別市第一衛生區事務所第四年年報》中，北京上世紀20年代末對第一公共衛生事務所的統計，1926-1929年的死亡人口中，未接受過任何醫療的占比達到29.85%。而且報告認為，因警區分段改組，導致統計總體死亡率偏低。考慮到越是底層民眾越難被統計到，因此這個未接受任何治療的占比應該更高些。這還是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而且這個事務所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協和醫院附近，也就是二環以內，妥妥市中心地帶。如果是在農村，情況只會更糟。約翰?齊默爾曼?鮑里斯（John Z. Bower）估計，全國范圍來看，這個占比可能在50%。（John Z. Bower, American Private Aid at Its Peak：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1974.）

[1]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2]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3]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

[4]邱熺，《引痘略》，同治戊辰版1868年

[5]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

[7] 羅芙蕓，《 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健康與疾病的意義》，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 10月

[8] 亓曙冬，《 西醫東漸史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年5月

[9]同上

[10] 張玲、司麗靜，《 中國近代醫學社會史九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1月

[11] 楊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

[12]同上

[13] 韓素杰、胡曉峰《基于中國方志庫的藥王廟研究》，中醫文獻雜志2015年第2期

[14] 1948年中華民國統計年鑒

[15] 亓曙冬，《 西醫東漸史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年5月

[16]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中國百年醫療史（2）：一次意外的中西醫對照實驗

傳教士醫生們可能敏銳地察覺到了一點：在中國，改變一個村莊需要說服成千上萬的農民；而如果要影響朝廷政策，也許只需要說服幾個關鍵人物。

德貞的北漂生活

1861年，教會醫療機構終于開到了首都北京。英國人雒魏林在上海開辦診所后，又在北京開辦了診所，成為后來協和醫院的前身。1864年雒魏琳回國后，由德貞（John Dudgenon）接替，開始了他的北漂生活。

在皇城根生活，就很容易碰上官宦人家。所以在北京工作了幾年之后，德貞終于接診到了朝廷大員，比如內閣大學士賈楨。后來，德貞又有機會做了曾國藩長子曾紀澤的私人醫生，兩人可以經常交流。此外，他還和洋務派的大學士沈桂芬建立了交情[1]。

要讓政府建立西方的現代醫學體系，首先要培養相應人才，也就是要有西方醫學教育。在德貞北漂后的第8年，也就是1871年底，他終于被當時的洋務學堂京師同文館，聘為第一任生理學教習，并于次年開始正式授課，包括解剖和生理兩部分[2]。

盡管如此，對于整個西方的醫學體系，政府官方并沒有真正接受，而只是僅僅局限于生理與解剖學的基礎知識。

當時總理衙門一位為首的大臣曾說：「事實是我本人就不相信西醫。」所以，當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企圖把同文館的一個醫學班擴充為醫學校時，就遭到了總理衙門的拒絕[3]。

中國第一所官辦醫學校，要等到1893年，由李鴻章投資創立北洋醫學堂。

李鴻章的三次「真香」時刻

李鴻章最初也不相信西醫，但他親身經歷過幾次西醫的治療之后，看法就發生了轉變。

第一次是1879年，英國傳教醫生馬根濟（John Kenneth Mackenzie）治愈了李鴻章妻子的病。

第二次是1887年，李鴻章口舌生瘡，找多方治療仍然久治不愈，甚至有醫生診斷為「舌癌」，屬于不治之癥。李鴻章決定再次嘗試西醫，急招香港西醫書院院長孟森到天津治療，確診為「舌下膿腫」，經引流后治愈。這便堅定了李鴻章對西醫的信任，而且還與西醫書院結下深厚交情。幾年后，西醫書院向李鴻章推薦了兩名優秀畢業生，其中一個就是孫中山。

第三次是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時，被日本刺客槍擊，在馬根濟主持的天津醫學館畢業的林聯輝，成功地為李鴻章取出臉部的子彈[4]。

這下，西醫在清政府內部高層建立起了足夠的信任。

后來，袁世凱在天津成立北洋軍醫學堂，1906年改名為陸軍軍醫學堂，伍連德在1907年開始擔任副校長。

1894年：一場意外的「對照實驗」

政府官方開始接受醫學教育，這只是起步，還遠未形成系統性的政策轉向，1894年的穗港鼠疫就很能說明問題。

1894年，光緒甲午年，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有著深遠影響的一年——除了發生在北方的戰爭，還有在南方的瘟疫。

這一年1月，廣州出現了鼠疫疫情，2月開始暴發，隨后在5月傳入香港。這同時也是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的開始。

正是在這次穗港鼠疫中，人類第一次發現了鼠疫桿菌的存在，為后續鼠疫的防控奠定了基礎。不過，這次疫情給中國帶來的價值，則是提供了一次中西醫之間的「對照實驗」。

疫情暴發之后，清政府的總理衙門繼續沿襲了中國傳統的應對方式——減免賦稅，發放賑濟，而具體防治措施則交給地方政府[5]。

廣州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傳統的態度與措施——將疫情視為災異，主要靠地方的社會組織救濟。

于是，當地士紳階層們大搞各種迎神驅疫活動，同時也籌建各類善堂贈醫施藥，并四處搜羅宣傳各種偏方。

而廣州的地方官們，除了建醮祈禳外，很少參與防疫事務。事實上，相比起控制疫情本身，這些官員更擔心由疫情引起的社會騷亂[6]。

這便是千百年來，中國應對流行性疾病的傳統做法了。

而當疫情傳入香港之后，港英政府則按照現代醫學的策略，根據治疫章程，逐戶查疫區房屋，轉移患者去醫船或醫所，并對疫區清潔消毒。當時的報紙輿論和地方官員，都認為這些做法「實屬可笑」。

港英當局用硫磺進行消殺；對患者進行隔離，并且不許家屬探視；死后尸體被處理，而不允許家屬取回收殮。這些做法讓當時的華人實在無法理解。其中，挨家挨戶噴灑消毒藥水和粉劑，尤其受到華人的抵制，婦女們認為這有損于她們的廉恥感。

香港嚴格的防疫政策，大大沖擊了中國人原有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大量中國居民不是因為害怕疫情，而是因為不適應防疫政策而逃離香港，甚至逃往疫情更加嚴重的廣州[7]。

廣州地方政府沒有采取控制瘟疫傳播的措施，可以稱得上是「無為而治」。他們組織的祈神活動，也不過是求個心理安慰。而隔壁的港英政府，則采用了現代國家的衛生防疫政策，帶來了與廣州不同的結果。

對于這次難得的中西醫正面對決，我們可以從疫情帶來的死亡情況做一對照。

關于這次鼠疫的死亡人口，廣州地方政府并沒有死亡人數的統計，據當時《申報》根據醫生和仵作們的描述估計，廣州死亡人數超過10萬[8]；而香港當局官方報告的香港死亡人數為2550人[9]。

兩地死亡人數相差40倍之多，這也是后來很多書籍和網絡報道中經常引用的數據。

但事情沒這么簡單

如果進一步查閱文獻并做分析的話，我認為二者的差距可能并沒有那么大。

首先在死亡人數上，伍連德在30年代系統梳理中國近代鼠疫情況后分析認為，當時報道的這兩地死亡數據都有些失真，廣州死亡人數大約在7萬左右，而香港則可能有5000多人[10]。二者差異從40倍縮小到14倍。

而相比起死亡人數，全人群的死亡率可能更能反映防控效果。

比如以新冠疫情為例，根據維基百科的數據，美國死亡人數是中國的75倍，但死亡率是中國的323倍，后者更能反映疫情對全人群健康破壞性的差異。

要比較死亡率，就需要知道當時兩地的人口數量。根據1911年《大不列顛百科全書》，19世紀末時，香港人口大約22萬。而廣州人口缺乏理想的數據，據伍連德1936年時推測，疫情發生時廣州人口可能有150萬[11]。

如果按照這個數據來看，疫情爆發時，廣州人口大約是香港的7倍，而死亡人數廣州是香港的14倍。那么，兩地疫情死亡率的差異就縮小到了2倍。

之所以出現了差異的縮小，主要是因為，在當時，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對于鼠疫患者來說，都是束手無策的，一旦得病之后，致死率都差不多。

雖然羅汝蘭在《鼠疫匯編》中認為，中醫治療鼠疫效果不錯，但也有中醫生李鐘玨直言：

「名曰核癥，而無從考其核之所由起，或從溫治，或從涼治，十死八九。」[12]

從后來東北鼠疫的治療也證實，中醫治療鼠疫是無效的。

在治療方面中醫無效，西醫同樣也沒有高明到哪里去。就像前面提到的，是在這次疫情期間，才第一次知道了病原體鼠疫桿菌的存在。但是沒有疫苗沒有抗生素，只知道病原體，對于治療疾病來說是毫無用處的。

香港對于廣州的優勢，只是在于預防措施，也就是盡可能減少患病。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疾病預防帶來的就只有2倍的差異，因為畢竟當時的人口統計和疾病統計數據可信度很低，不能這么簡單的建立起認知。這里只是要說明，如果要更嚴謹的看待這次「對照實驗」，那么兩地之間的疫情防控結果，不能單純只以死亡人數做比較，更應該關注死亡率；而且因為廣州人口多于香港，所以死亡率反映出的兩地間差異，其實是更小一些的。

如果面對的是這么小的差異，要讓清政府做出選擇可能會非常困難。

不過，這些都是我們事后整理分析的結果，而在光緒甲午年時，清政府獲得的信息就是只考慮死亡的絕對人數——廣州超過10萬，香港則只有2550，兩地相差了40倍。

在這個粗糙的數據和輕率的分析之下，竟然負負得正了：當清政府在1910年再次面對東北鼠疫的時候，他們做出了非常明智的決策——選擇了伍連德。

[1]郝先中《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社會認同》，學術月刊2005年5月

[2]高晞《京師同文館醫學講座》，中國科技史料1990年第4期

[3]同上

[4] 張玲、司麗靜《 中國近代醫學社會史九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月

[5]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

[6]余新忠、夏明方《瘟疫與人：歷史的啟示》，商務印書館2022年4月

[7]同上

[8]賴文、李永宸《1894年廣州鼠疫考》，中華醫史雜志1999年10月

[9] 李永宸、賴文《1894年香港鼠疫考》，中華中醫藥雜志2005年1月

[10]伍連德《中國之鼠疫病史》，中華醫學雜志1936年11月

[11]同上

[12]余德塤《鼠疫抉微》，1910年

中國百年醫療史（3）：1911年大年初二，集中火化

1910年秋天，東北開始出現鼠疫。到年底，伴隨著「春運」開始播散。

沒錯，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就已經有春運了。不過，和今天節前春運通常是從南往北的人流高峰不同，當時的方向是從北往南的：直隸、山東的人們在東北賺了一年的錢，到年底準備回家過年。

當時快要進入陰歷臘月了，返鄉高峰就要到來。于是，鼠疫的疫情出現了沿鐵道線播散的態勢，從東北向關內蔓延。清廷首都北京岌岌可危。如果不能及時控制，整個中國都可能陷入災難。

除了疾病疫情之外，這次鼠疫還有更復雜的背景。

當時的日本和俄國，都對東北虎視眈眈。此時他們都有大量僑民在東北，于是都已經派遣了醫生去進行防治。進而兩國都以清廷無力抗疫為由，以派兵相要挾，企圖借衛生防疫事件進一步擴大殖民勢力與范圍[1]。

也就是說，如果東北鼠疫控制不理想，不僅僅是疫情向南蔓延，甚至國土與主權也受到威脅。

在這種雙重夾擊之下，清政府終于改變了千百年來延續的對待瘟疫的做法，中國歷史上首次決定采用現代醫療的方式對待疫情。

做出這個提議的，是當時的外務部右丞施肇基。他和他的兒子施思明，對中國現代醫學的興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施肇基曾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獲碩士學位，回國后任張之洞的幕僚。1905年，曾隨端方、戴鴻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歐美憲政改革。

考慮到當時日俄的壓力，施肇基成功說服了他的上司——軍機大臣那桐，決定派一位細菌學方面的專家，去東北主持抗疫工作。

接下來就是人選問題了。

有人推薦了謝天寶。他曾在美國丹佛大學留學，回國后被賜予「醫學進士」，要論資質也是滿足條件的。但是謝天寶拒絕了。

畢竟抗疫不是旅游，而是有極大生命危險的事情。因此謝天寶提出，除非政府事先提供一大筆的賠償金，否則他不會前往。

然后，施肇基想到了伍連德。他們倆在1905年時就認識了。當時施肇基隨五大臣出洋考察，途徑馬來亞檳榔嶼時，結識了當時在那里行醫的伍連德。現在，伍連德已經來到中國，在天津袁世凱開辦的陸軍軍醫學堂任副校長。

接到北京外務部的電報之后，伍連德馬上赴京和施肇基見面，并接受了這個任務。

伍連德的條件

但伍連德也提出了條件。

和謝天寶不同，伍連德的條件不是什么經濟上的補償，而是要求：他能得到全權授權：到東北之后，地方官員必須對他全力配合，而且他可以繞過當地官員，直接用英語發電報與施肇基聯系，并由施肇基翻譯后直接呈中央決策。

因為伍連德知道，如果沒有朝廷的全力支持，他的防疫策略很難真正推行。

就在十多年前，同樣是在東北，1899年春天的營口也發生過一次鼠疫。雖然朝廷迫于各國使館壓力，命令地方政府配合協助各國領事采取適當對策，但實際上對于國外醫生的提案，地方政府都是拒絕的。最終結果是，營口這個10萬人城市，死亡人數達到3000[2]。

這一回，施肇基全部答應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確實是一個決定性的條件，伍連德實際上成為了東北防疫的「欽差大臣」。

鼠疫有多種類型，最常見的稱為腺鼠疫，它的傳播方式是鼠-蚤-人。也就是說，這一類型的鼠疫單純靠老鼠都不會傳播，還需要有個跳蚤作為中間媒介，然后傳染到人身上。當時大部分鼠疫是這一類型，比如前面提到的穗港鼠疫、營口鼠疫，就都是腺鼠疫。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更嚴重的鼠疫類型，稱為肺鼠疫。它的傳播方式不需要老鼠和跳蚤，而是可以直接通過人與人的近距離接觸，通過飛沫就足以完成傳播。也就是說，肺鼠疫讓這種致死率極高的疾病，變成了人傳人模式。

作為防疫「欽差大臣」的伍連德到達東北后，很快就完成了一次尸體解剖。經過深入研究后發現，當時東北正在流行的，就是肺鼠疫。

伍連德很快意識到了局面的嚴峻性，控制疫情的關鍵不是滅鼠，而是管人。所以，他需要盡快組建起一直防疫隊伍。于是，北京政府向各地緊急告諭，征調志愿者去哈爾濱協助伍連德。

首先到達的是一個法國醫生梅聶（Mesny），沒想到他反而成為了伍連德的麻煩。

致命的誤判

當初謝天寶作為中國人，尚且不敢前往東北，梅聶作為外國人，毅然趕赴疫區，怎么說也堪稱大義。

后來才知道，他去東北可能不是出于大義，而是大意了。

梅聶當時是北洋醫學堂的首席教授，兩年前曾經在唐山參與過腺鼠疫的防治。憑借這段經歷，他認為自己才是統管東北防疫的合適人選。所以他來東北不是協助伍連德，而是要取代伍連德。

他先去找了東三省總督錫良表達自己的觀點。但伍連德是中央委派的，錫良顯然動不了這個欽差大臣，所以就建議梅聶先去實地考察一下情況。

到東北見到伍連德之后，梅聶對伍連德的防疫策略大加批判了一番，以他在唐山的經驗，要求按照應對腺鼠疫的方式實行防疫措施。甚至倚老賣老，并且用極富侮辱性的字眼稱呼伍連德Chinaman（中國佬）。

最終兩人的見面不歡而散，而伍連德則面臨著異常尷尬的局面。雖然他有類似欽差大人的身份，但這也只是針對地方官員有用，而面對梅聶這樣的洋大人，同時又是醫學專家，伍連德的身份就毫無優勢可言了。

于是，伍連德當天起草了一份電報，向北京詳細講述了事情經過，并提出辭呈。顯然，辭職只是一種姿態，重要的是需要北京表態，獲得政府足夠的支持。

在電報發出38小時后，北京發來官方電報，撤銷對梅聶醫生的派出指令，并責成伍連德繼續工作。

這一回，施肇基和伍連德之間的信任起到了作用，同時也體現出了施肇基的擔當。

畢竟，伍連德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馬來亞華裔醫生，而梅聶作為白皮膚的洋醫生，無論年齡還是資歷，都比伍連德有優勢。

施肇基如此支持伍連德，也是在賭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撤銷對梅聶的任命，不見得就意味著事情結束了。

就在事情進展膠著之際，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梅聶醫生感染了鼠疫！

原來，梅聶接到撤銷任命的報告之后，果然沒有離開疫區；恰恰相反，他立刻去了鼠疫醫院，他要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正確，去點燃照亮真理的火炬，結果沒想到卻引火燒身了。

他沒有按照伍連德的建議戴上口罩，就在病房里接連檢查了4個病人。3天后，梅聶醫生開始出現癥狀；又過了一天，細菌學檢查檢出了鼠疫桿菌。雖然在隨后連續注射了兩次抗鼠疫血清，但都收效甚微。最終在訪問鼠疫醫院后6天，梅聶因鼠疫死亡。

梅聶醫生的死，在當地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就算是位居天津北洋醫學堂的資深教授，醫學界的頭面人物，也難逃鼠疫的魔掌。

而正是公眾這種恐懼的情緒，反而幫助了伍連德的工作，因為大家都認為，要保自身安全，就得聽從防疫人員的警告。

驚世駭俗的決定

接下來，伍連德在北京獲得的支持再次體現效果，他以醫官的身份，掌握了兵權。

為了保證防疫政策的嚴格執行，控制人群流動，政府允許從長春調來1160名步兵，并征召600名警察，全都按照伍連德的命令在各處駐守。最終事實上做到了封城。

伍連德獲得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的頂峰，在1911年春節前夕到來——朝廷同意集中火化

關系抗擊鼠疫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對尸體的處理。但就像本章開頭所說，東北冬天的嚴寒，把土地也凍得結結實實，使得挖掘墓穴變得極為困難。于是很多棺材和尸體就裸露在街道上，綿延幾公里。

面對這種情況，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就是，集中火化。

但這顯然是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巨大挑戰，回想1894年香港鼠疫時的情況，而且馬上春節就要到了，這種做法必將引發公眾的抗拒。

于是，伍連德再次直接向北京發去電報，申請獲取朝廷許可。同時，他也發動當地官吏、士紳領袖，邀請他們親身目睹成堆棺材與死尸的慘象，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當時堆積的棺材）

電報發出三天后，伍連德收到外務部電報，通知其奏請已獲恩準，可依計行事。

1月31日，農歷正月初二，下午2點，中國有史以來首次集中火化，在2000多具尸體上開始展開。甚至俄國防疫局成員，也前來觀摩這次中國醫務人員推動的歷史性的進步。

（焚燒堆積棺材現場）

事后伍連德也不無感慨的說：

「即使是陳腐的清政府，對于火化尸體這一驚世駭俗、有違祖宗成法的措施，也毫不猶豫的采納了。在我上奏其必要性的陳情電報三天后，便破天荒地獲得了批準。而現代的民主政府，要批準這樣的申請，所須經過的程序即使不要數月也要幾周。」

整個抗疫過程中，伍連德所獲得的朝廷支持，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也正是從集中火化的這一天起，每日死亡數字開始下降，并在整個2月期間持續減少，沒再反復。

[1]以下東北鼠疫內容，如無特別標注，均參考當事人伍連德自傳中內容：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2]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4）：1911年，辛亥革命掩蓋下的另一場「革命」

經過三個多月的艱苦努力，東北鼠疫終于在3月份得到控制。

從1910年9月份出現鼠疫病例，到1911年3月底全面控制，總共歷時7個月。波及范圍包括東北全境以及北京、直隸和山東，總體估計死亡人數6萬。

6萬人，這是一個很不小的數字；但如果放在當時的背景下看，這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對比1894年的廣州，當時一城即死亡超過7萬。而1911年時，東北全境人口超過1840萬[1]，即使按照當年港英政府統計的死亡率預計，死亡人數也要至少在20萬人以上。

也就是說，在當時仍然沒有特效藥物以及疫苗的情況下[2]，在出現疫情三個多月后才開始正式介入防疫，依靠政府的支持與伍連德的指揮，讓死亡率比港英政府的降低了70%。

而且要知道，之前的穗港鼠疫是腺鼠疫，而這次東北的還是更嚴重的肺鼠疫——可以人傳人的那種。

能取得這樣的結果，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勝利了。

這場防疫戰爭的勝利，不僅拯救了無數生命，還成功阻止了外國勢力以防疫為名的軍事干預。現代醫學第一次成為了維護國家主權的工具，讓中國政府真正認識到了它的價值。

中國第一次在國際醫學舞臺上發聲

1911年4月，為了總結防疫經驗，中國政府在奉天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主持召開國際科學會議，也是中國第一次在國際醫學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這次會議上，東三省總督錫良發言時說：「如果鐵路、電報、電燈等現代發明對這個國家的物質福利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也應該利用西方醫學的奇妙資源造福于我們的人民。」[3]

這句話聽起來平淡無奇，但要知道，這可是一位封疆大吏在國際會議上的公開表態。在此之前，朝廷對西醫的態度一直是曖昧而猶豫的。

雖然在1911年之前，一些地方政府也曾經建立過衛生行政機構[4]，但這更多的只是地方上的嘗試。它們和民間的教會醫院一樣，更多的只是春天前的燕子；而在中央朝廷層面，其實一直沒有得到贊許與推廣。

比如前面提到的謝天寶，他雖然美國留學歸來，而且在1906年已經廢除科舉制度的情況下，朝廷仍然要再賜他一個「醫學進士」的封號，以維持傳統的延續。

所以，直到1911年東北鼠疫防治的成功，才真正迎來中國現代醫療制度「大雁北飛」的時刻——從此開始，春天不可逆轉的到來了。

現代醫學權威在中國的政治化進程，正式拉開了序幕。

中國醫療的百年社會變遷史，本質上是現代醫學權威，從純粹的技術力量逐步政治化，成為國家治理工具的歷史過程。

在這一進程中，傳統醫學、現代醫學、政治力量、市場力量發生了四次重大的權力重組，每次重組都重新定義了「什么是好的醫療」以及「誰來決定醫療資源配置」。

1911年東北鼠疫的防控，正是這一進程的起點。

我們看到的1911年東北鼠疫的防控，好像只是伍連德防疫策略取得的效果。但了解過防疫策略背后的經過就可以知道，他「欽差大臣」的身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沒有他一開始就談好的條件，可以直接向北京發電報，與朝廷作直接溝通，就無法保證其防疫策略的有效實施。

現代醫療的技術手段，還需要加上政治上的通力支持，才確保了這次東北抗疫的勝利。

這種結合的意義，遠不止于一次成功的防疫。它標志著現代醫學權威在中國的確立方式：不是通過市場化的專業服務逐步贏得社會認可，而是通過與政治權力的結合獲得合法性。

這個特點非常重要。

從1820年傳教士在澳門建立第一所醫療機構開始，直到1911年，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西方醫學在民間只能產生不到1%的影響。

而一旦走了上層路線，從德貞1871年底任同文館生理學教習開始算，只用了不到40年時間，到1911年時，中國已經出現了重大的政策轉向，并且開了國際會議。

這種巨大的反差，揭示了中國醫療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中國，醫療難以擺脫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后來百年的歷程，也在不斷證實這種情況。

醫生群體的價值取向

對于醫生群體而言，1911年同樣是一個關鍵節點。

伍連德的成功，不僅證明了現代醫學的有效性，更證明了一條通往權力和影響力的道路：通過專業能力獲得政治認可，再通過政治權力擴大專業影響。

這條道路深刻影響了此后中國醫生群體的價值取向。從伍連德開始，中國的醫學精英們就不滿足于單純的技術專家角色，而是追求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因為他們發現，只有與政治權力結合，專業才能真正發揮更大的作用。

另外也需要強調的是，對于醫療衛生來說，不是有了政策就等于有了結果，而是還涉及到一個廣泛執行的問題。

在后面的章節中就會發現，對于專業精英和政府的意志，民眾與社會并非無條件的全盤接受，而是也會產生反作用力。

醫生群體在追求政治認可的同時，也必須面對來自民眾的質疑和抵抗。現代醫學的權威建立，不僅需要政治權力的背書，也需要在與傳統觀念、民眾期待的博弈中逐步確立。

中國今天的醫療，正是在這樣的多方互動中逐漸形成的。

一百年來，中國的醫療衛生經歷了從傳統醫學到現代醫學，從現代醫學到政治改造，從政治改造到市場化沖擊，從市場化沖擊到綜合治理的四次權力重組。每一次重組，都伴隨著醫生群體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的相應調整。

而1911年，正是這百年歷程的開端。

1894年，甲午戰爭埋下的種子，在1911年結出果實——辛亥革命結束了清政府統治，開啟了走向共和之路。

巧合的是，同一年「甲午穗港鼠疫」埋下的種子，也同樣在1911 年結出果實——東北鼠疫的有效防控，讓政府開啟了向現代醫學體系的轉向。

不過，這項任務不是由清政府完成，而是交到了民國政府手中。

而且，再往后還會發現，后來民國政府決定下的「公醫制度」，也是交到新中國手中才完成的。

雖然經歷了改朝換代，但是在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上，中國一直是在連續性的進行著。

[1]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

[2]據伍連德自傳中記錄，當時已有哈夫金疫苗，但是疫苗供應非常稀缺，而且效果也不理想。死去的梅聶醫生就曾接種過得自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哈夫金疫苗。

[3]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4]1860年，在上海租界的工部局設立妨害處，成為日后衛生股的雛形。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后成立天津臨時政府，設立衛生局；1902年袁世凱接管后，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天津衛生局，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衛生行政機構。1902年趙爾巽在沈陽建立的巡警局，兼有衛生管理與疾病控制功能。1900和1904年，營口分別被俄國日本占領后都頒布了衛生條令。參考：陸文雪《上海工部局食品衛生管理研究(1898-1943)》，史林1999年第1期；劉海巖等編《八國聯軍占領實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月；劉遠明《中國醫學會與西醫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5）：中國人搞防疫，經費要洋人點頭

那是最好的醫學時代，那是最壞的醫學時代；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昧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之春，那是絕望之冬。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

1925年，協和醫學院的蘭安生（John B. Grant）爭取到北京市政府的合作，在協和醫院旁邊圈了一片地盤，成立了一個公共衛生事務所，作為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的教學實驗場所。

當時的協和醫學院，是192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耗資750萬美元重新籌建起來的。全部建筑都是宮殿式，雕梁畫棟，琉璃瓦頂。學校有獨立完整的動力系統，電力、水暖、冷凍、暖氣、自來水、壓縮空氣系統等等，一應俱全[1]，甚至連門鎖、抽水馬桶，都是從美國運來的[2]，每一個細節都閃爍著權威的光芒。

（1921年北京協和醫學院落成典禮后全體人員在醫院門前合影）

可是，就在這座醫學殿堂的隔壁 ，在蘭安生圈的那片區域內，住著1萬多戶首都居民，5.8萬人。據協和醫學院的死亡統計數據，這里的人們絕大多數都沒有接受過現代醫學的診療，就算把西醫、中醫、巫醫全部計算在內，也有1/3的人，從生到死，都沒有接受過任何一種醫的治療[3]。

「我們正通往天堂，我們也正滑向地獄」——在同一片土地上，現代醫學權威的光輝與為生存而掙扎的黑暗并存，衛生理想的完美與現實世界的絕望相對。

中國現代醫療衛生事業，在萌芽階段就遭遇了內憂外患的重重阻力。政策上，受制于國家分裂和財政匱乏；人才上，受限于教育資源和社會需求的錯配；實踐上，則面臨精英理念與民眾現實的深刻張力。

中國的現代醫療剛剛起步，醫學精英們就發現，現實世界的各種問題與阻礙，都遠超他們的預期。

第二章現代醫療萌芽期的理想與現實（1911-1928）

就像前面講到的，現代醫療正式在中國登上政治舞臺，是伴隨著抗擊1911年東北鼠疫的勝利。清政府乘勝追擊，在1911年4月疫情剛過，就主持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借助這次抗疫勝利，提升了中國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

隨后，為了響應這次國際會議上的建議，在1912年成立了「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此時已經是民國元年了。

設立防疫機構容易，不過就是找個地方掛塊牌子的事兒，但要維持下去并能產生實際效果，卻是另一回事。十多年前營口的經歷，就是很好的前車之鑒。

前文已經提到過，1899年營口發生鼠疫。疫情期間，外國領事館要求在營口設置衛生局，從而可以采取必要措施防控疫情。

事情卡在經費上。根據計算，要實施防治措施，先要拿出25000兩白銀，然后每月還需要8000兩的經費。這些錢地方政府也拿不出來。于是清政府撥款1萬兩白銀，又從東清鐵路籌了1萬5千兩，從當地中外居民身上籌了1萬兩，總算在10月份建立起了營口衛生局[4]。

除了經費，衛生局工作的開展也很不順利。

一方面，按照中國以往的傳統，這種疫病的治療控制，都是一些民間團體負責，是部分人的「義舉」行為。但是現在整個地方民眾都被要求籌錢而卷入其中，老百姓感覺自己的權利被侵犯了。

另一方面，衛生局中一共十個人，中國人只占3個，其他的是英國人、日本人、美國人和俄國人，而且局長也是英國人。他們采取的防疫措施，比如要求挨家挨戶的檢查，對于當地中國人來說，實在難以接受。

于是，僅僅維持了半年后，隨著疫情的結束，由于經費的問題，以及中國社會的強烈反對，衛生局于1900年4月底撤銷[5]。

后來營口在八國聯軍侵華時被俄國占領，又在日俄戰爭后被日本占領。俄國和日本在占領后，也都在公共衛生方面采取了一些相關政策，比如疫苗接種，檢疫統計等等。很多衛生政策顯然會對普通人的生活造成影響，像疾病篩查，死亡調查統計，尸體處理，這些在當時都是中國傳統習俗無法適應的事情。

就說看上去最人畜無害的死亡原因調查統計。中國老百姓覺得「人死如歸」，你管他是走哪條道兒回家的呢[6]？這些工作顯然給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了麻煩。

而作為國外占領者，他們實行公共衛生政策的目的，并非改善中國當地居民的健康狀況，而只是為了保護本國僑民，更主要的是保障本國軍隊的安全，實質上是一種軍事行政[7]。因此在對中國居民執行衛生政策時，也不會考慮什么方式方法。

經歷過三年新冠就會知道，疫情防控執行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矛盾或者摩擦。面對這些外來的洋人，老百姓雖然不滿，但又不得不老老實實的遵守。因此，經歷過義和團運動之后的國人們，更多的將這種矛盾歸結為洋人對中國人的欺負。

于是，公共衛生政策在很多民眾看來，就帶有了一種民族屈辱感。

現代醫療的一些主動介入行為，從一開始就對中國的傳統習俗和民族情感造成了巨大沖擊。

因此，現代醫學進入中國，尤其是讓底層民眾接受，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真正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政策制度上極大的創新，以及相關工作人員巨大的付出。事實上，一直到半個世紀之后，才由赤腳醫生們真正完成了這項工作。

經費問題，對傳統價值觀的沖擊，以及對外來入侵者的抵觸情緒，都成為維持防疫機構的阻礙。

對于1912年時的伍連德來說，他擁有中央政府撐腰，又已經得到了當地士紳階層的支持，隔離、封城、尸檢、火化，各種破天荒的事情都已經順利做過了。

所以此刻，伍連德最迫切要解決的還是錢的問題。此時政府完全沒有醫療衛生方面的預算，一切開支都得自己想辦法解決。

一開始籌建的難度還不算太大，因為之前的防疫經費還有剩余的4萬兩白銀，然后他又憑借自己超強的社交能力，從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稅收財政里籌到了14萬兩，又向吉林巡撫要到了120畝的土地，用來興建醫院[8]。

真正的困難是常年維護用的經費。就好像你手頭困難時，關系很好的朋友可能會無償接濟你一筆錢，幫你走出困境；但你說以后要一直靠他養著，每個月定期給你錢，那關系再好的朋友可能都難做到了。

作為防疫機構日常的維護經費，必須要有個著落。最終各方可以接受的方案是，這筆錢從海關稅費中撥付。

然后問題又來了——此時中國的海關，還控制在洋人手中，要海關出錢，需要各國公使的認可。

結果，伍連德每年六萬兩的經費預算，雖然經過了北京外交部的認可，但在外國使團那里被否決了。

于是伍連德再次運用他高超的社交搞關系能力，先是說服了海關總稅務司的安格聯爵士（Francis Arthur Aglen）,然后又去拜訪公使團首席使臣、英國公使朱爾典爵士（John Newell Jordan），以及德國、法國和美國的公使。他尤其強調，建設防疫處和相關醫院，是鼠疫會議上各國一致的建議，符合各國利益，而且現在醫院已經建成了，只是需要日常維護的費用，最終成功獲得了他們的支持。

第一年的經費終于劃撥下來，但這僅限于本年度，以后的申請是否批準，則取決于防疫處的工作成效。后來，伍連德每年去北京和那些走馬燈似的不斷更換的公使們談判。直到5年后的1917年，年度撥款才固定下來[9]。

在伍連德的超強公關能力加持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終于維持了下來，在東北多個城鎮設立了下屬的醫院和實驗室，配備了訓練有素的醫師和護士。

因此，當可怕的疫情第二次突然來襲時，工作人員沒有再表現出驚慌失措。他們憑借過去多年的觀察和研究，以自己的信心和力量從容應對，甚至還對俄國、日本提供了幫助。

1920年東北再次爆發鼠疫，最終疫情被限制在北滿和東西伯利亞，在沒有特效治療藥物的條件下，在這片人口超過2000萬的區域內，死亡人數控制被在了8500人，比1911年又大大進步了[10]。

（防疫事務總處同人合影，前排右三即為伍連德）

這確實是中國近代衛生史上又一次值得記錄的勝利，但是，當放眼整個國家時，又會再次感受到這個勝利火花的微弱。

畢竟，這次勝利太過依賴伍連德學霸兼社交達人的個人能力——他出生在英屬殖民地，擁有劍橋的博士學位，在中國英國的高層都有著廣泛的人脈關系。這樣的人物實在太難復制了。

因此，雖然東北的防疫機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如果你去翻閱各省衛生志就會發現，其他省份大都沒有如此幸運，直到新中國成立前，都一直沒有固定常設的防疫機構。疫情如果發生在其他省份，大概率仍然難以獲得理想的控制。

或許你會以為，這是東三省的防疫機構帶來的局限，如果在中央政府設立防疫機構，效果會不會好一些呢？

[1] 《話說老協和》，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

[2]常青《 協和醫事：協和百年紀念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

[3] 陳志潛《吾國全醫建設問題》，世界日報1928年8月

[4] 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

[5]同上

[6] 廖泰初：《一個城郊的村落社區》，油印本1936

[7] 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

[8]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9]同上

[10]同上

中國百年醫療史（6）：醫生疏忽+家屬失控，改變了歷史走向

1917年初冬，內蒙古出現鼠疫。疫情很快蔓延到山西，形成大暴發，并波及山東河北等地。

和上次不同的是，1911年東北鼠疫，主要侵襲的是流動人群，而這次山西的暴發，則主要侵襲農村居民家庭。也正因為以農村為主，所以統計數據非常欠缺，估計死亡人數不少于16000人[1]。

山西離東北也不太遠，有了1911年的成功經驗，按理說應該再派伍連德去山西防疫啊。

確實派了。

伍連德帶著團隊在1918年初就到了山西，但一次意外，中止了伍連德的行程。

一次致命的疏忽

在對一位死者進行尸體解剖時，美國病理科醫生埃克費爾特（Ekfelt）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取出死者的脾臟后，既沒有縫合腹部切口，也沒有給死者穿好衣服，就匆匆離開了。

死者就這么敞著肚子躺在那里。

這種對死者極大的不尊重，瞬間激怒了當地民眾。死者的父親要殺了這個美國醫生，還帶著鄰居們一把火燒了醫生的駐地。

雖然醫生沒有傷亡，但當地居民對這些「毫無人性」的洋醫生們已經極度反感。伍連德也因此失去了當地民眾的信任。

最終，他們不得不在1月底離開山西[2]。

應該說這是醫生的一次嚴重疏漏，引發了死者家屬的過激反應。醫生確實有錯在先，但這個錯誤不至于要承擔人身傷害的懲罰。可在當時的環境下，夾雜著激烈的民族情緒，引發了一場家屬針對醫生的極端事件。

就是這樣一次偶然事件，改變了歷史前進的方向。最終這次疫情又綿延了將近半年，直到在1918年仲夏才宣告結束[3]。

繼1911年鼠疫之后成立東三省防疫機構，這次疫情的影響下，北洋政府決定籌建中央防疫處，并于1919年3月正式設立。除防疫之外，還負責傳染病研究，生物制品開發制造等工作，成為中央政府經營生物制品的開端[4]。

當年德國細菌學家科赫（Robert Koch）感慨于霍亂的可怕后果對政策的推動作用，將霍亂稱為「我們在改善衛生條件方面最得力的盟友」[5]。那么我們可以將鼠疫稱為中國公共衛生政策方面最得力的「盟友」了——也是最殘暴的「盟友」。

（中央防疫處全景）

一個意外的開端

和東北的防疫處不同——那是應鼠疫研究會的建議設立的——中央防疫處的設立，據說源于一筆剩余經費。

事情是這樣的：一開始是劉道仁以內務部衛生司司長身份，在山西督辦防疫。據當時的傳聞，防疫款項撥了上百萬元，除了購買大宗藥品之外，劉道仁還置辦家具陳設、汽車，并且經常宴請高層官員。

防疫結束后，款項還剩十萬余元。衛生司為了繼續把持這筆經費，才設立了中央防疫處。劉道仁由衛生司長繼續兼任防疫處處長[6]。

這位劉司長并非醫學專業出身，而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畢業[7]。他在中央政府兩大衛生機構中身兼要職，領著兩份薪水。而他的下屬職員，則利用職務之便販賣中西藥品，幾年之中獲利上萬元[8]。

這些當時記錄并非來自官方文件，可信度難以查證。但至少說明一個問題：衛生司和中央防疫處在當時的口碑不佳，人們對他們缺乏信任。

這種不信任，在撥付日常經費時體現得很明顯。

本來說這筆日常經費由財政部出，結果財政部未能支付。于是參考伍連德當年東北的做法，每年經費改由海關撥付。

但和當年伍連德每年赴京談判不同，這一回海關總稅務司專門成立了一個「中外醫員合組委員會」，每月審查防疫處的開銷，以決定是否撥付9406元的經費[9]。

這也足見當時對中央防疫處資金使用的不信任了。

昂貴的種痘

從創建之初，中央防疫處就一直面臨著經費問題，即使有人想做些工作，也會大受限制。

就拿疫苗接種來說，雖然從防疫處設立起就開始自行開發制造痘苗，但卻沒錢建種痘處。缺資源、缺經費，又要推廣接種，中央防疫處只好和社會團體合作。

1926年2月，中央防疫處和北京育嬰堂商量，派人員去接種，平均每人收費2角5分[10]。

這是什么概念呢，30年代農村人均月生活費只要2元5角，城市人均月生活費也只有5元[11]。也就是說，即使對城市人口來說，接種費用也相當于將近兩天的生活費。

以當時的生存狀況，條件好一點的城里人，收入也只夠維持溫飽。如果選擇種痘，可能就要有一天餓肚子。

由此推斷，這樣的價格進行付費接種，實際能享受到的人應該是微乎其微。

當時輿論批評說，防疫處設立以來，「數年之中未辦一事，只有販賣藥品之丑聲」，甚至還有人提出要求將其撤銷[12]。

中央防疫處尚且如此，地方上的情況就更加困難了。

事實上，中央防疫處雖然號稱「中央」，但真正參與的防疫也就僅限京津一帶。對較遠地區的防疫，主要就是制造疫苗，發往疫區[13]。至于最終效果如何，就很難保證了。

當時大部分省份不僅沒有常設的防疫機構，甚至連衛生行政機構都只是隸屬于巡警系統，更多的只是做著掃大街的工作。

[1] 伍連德《中國之鼠疫病史》，中華醫學雜志1936年11月

[2]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3]同上

[4]金寶善《民國以來衛生事業發展簡史》，醫史雜志1948年第1-2期合刊

[5]Erwin H. Ackerknecht《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6]正群社輯纂《北京官僚罪惡史（第一冊）》，正群社出版1922年8月

[7]《汪榮寶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3月

[8]正群社輯纂《北京官僚罪惡史（第一冊）》，正群社出版1922年8月

[9]《中央防疫處一覽》，1926年7月

[10]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

[11]林竟成《中國公共衛生行政之癥結》，中華醫學雜志1936年10月

[12]正群社輯纂《北京官僚罪惡史（第一冊）》，正群社出版1922年8月

[13]張玲、司麗靜，《中國近代醫學社會史九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1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7）：外行領導內行

現代醫療衛生的行政系統，在中國最早是先在地方上出現的。

1902年，袁世凱在天津接管了八國聯軍建立的衛生局，成立了天津衛生局，這是中國最早的城市衛生行政機構。隨后，清末各地陸續成立了一些衛生相關的行政機構，但都隸屬于警察系統[1]。

比如山東省最早的衛生行政機構，是1902年設的清道隊，負責濟南城區清掃，隸屬于巡警總局[2]。杭州1911年設立太平坊，兼管衛生行政，隸屬于省會警察廳，下設四個警察署，每署有醫官一人，清道夫40人[3]。

說白了，官方的衛生工作，差不多就是掃大街。

1905年，清政府開始制度改革，設立了衛生司，隸屬于巡警部。這是中央政府最早的現代衛生行政機關。衛生工作的主要內容，重點也還是街道衛生、垃圾處理、下水管道等等。此外還有強制防疫、食品檢查、牲畜屠宰管理，醫院醫生藥品管理等。這種模式一直延續到1928年國民政府時期[4]。

直到三十年代，北京的衛生總支出，大約30%-50%還是花在街道衛生和垃圾處理上。醫院等醫療機構的花費又占了一半左右，而疾病預防、學校衛生、婦幼健康、衛生教育和生命數據支出加起來少于5%[5]。

本身經費就非常有限，還主要投入在市政建設上，預防保健、醫學教育基本沒得到什么重視。

1929年，朱章賡在《我國歷年來公共衛生行政的失策》中指出，之前認為公共衛生的要務就是清掃街道處置垃圾，實在太冤屈了[6]。

胡宣明在《中國公共衛生志建設》中也吐槽：「或曰，『公共衛生不過清除垃圾、整頓公廁、撲滅蚊蠅耳，并非難事』，遂將關系國民生死之衛生行政付托于毫無衛生知識之警察。」[7]

北洋政府把各地衛生行政權都劃給各地警察所，這些警察所的衛生管理者，基本都沒有相關知識，也沒有開展衛生工作的興趣[8]。他們除了街道衛生，主要就是行使權力干些禁止或者取締之類的活[9]。

「九龍治水」的混亂

如果衛生司只管掃大街，那疾病預防、醫學教育這些事誰來管？

答案是：很多部門都在管，但誰也管不好。

前面提到的中央防疫處，以及伍連德創辦的東三省防疫事務所，這都是中央機構[10]，但前者歸內務部，后者歸外交部。醫學教育歸教育部，工人衛生歸農商部，學校衛生由教育部，海軍部管著軍務司，陸軍部管著軍醫司[11]。

再加上政治上軍閥割據，國家分裂，衛生方面也就政令難行。地方上各省的衛生科又都隸屬警察所。機構眾多，業務管轄非常分散，毫無系統可言。

所以，雖然衛生司作為中央衛生行政機構也出臺不少衛生條例，制訂不少衛生計劃，但名義上主管全國衛生行政，實際上空有其名，對全國衛生行政并沒有什么有效指揮與監督[12]。這些衛生事務也都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由是十七年來的衛生司就等于虛設」[13]。

外行領導內行

更糟糕的是，就算能產生影響的地區，衛生事業也少有發展。

內務部衛生司成立后，十七年中換了九個司長，其中七個都不是醫界中人[14]，比如前面已經提到的劉道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畢業。

就算有先進的組織和制度，通通由外行人來管理，就好像一輛性能先進的新車，交給一個沒學過車的人來駕駛，可能一不小心也要開倒車了吧。

更何況組織和制度還遠沒有那么理想。當時的衛生司完全模仿日本內務省衛生局。但日本的衛生局已經運行二十五年，根據社會狀況的變遷做過多次改革重組，那是適宜日本當時狀況的制度[15]。

拿人家已經創辦二十五年的行政制度，用在中國剛剛起步的社會里，就好像拿一件二十五歲人穿的衣服，給一個周歲的孩子穿，還要讓他學走路，想不跌倒都難。

總的來說，雖然辛亥革命政權變更，但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的衛生行政，還是沿襲清政，主要隸屬警政系統，而且行政組織散漫。由于連年軍閥混戰，政權更替頻繁，北洋政府沒有建立起統一的醫療衛生管理制度，更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醫療衛生管理體系[16]。

這就是現代醫療在中國剛剛萌芽時的景象。各項事業都在草創階段，出現如此多的問題也就在所難免。事實上，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的情況，就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后，也仍然存在類似問題。直到2018年國家衛健委和醫保局的成立，問題才得以逐步解決。

雖然萌芽時期的衛生行政阻力重重，少有進展，但國內醫學領域的專業精英，卻沒有停止自我建設的腳步。

參考：

[1]參見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江蘇省、山東省、湖北省、河北省衛生志

[2]《山東省衛生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

[3]《杭州市志》（第六卷），中華書局1998年9月

[4]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5]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6]朱季青《我國歷年來公共衛生行政的失策》，醫學周刊集1929第二卷

[7]胡宣明《中國公共衛生之建設》，亞東圖書館1928

[8]顏福慶《民國政府應設中央衛生部之建議》，中華醫學雜志1927年第4期

[9]馬允清《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益世報館1934年

[10]朱季青《我國歷年來公共衛生行政的失策》，醫學周刊集1929第二卷

[11]顏福慶《民國政府應設中央衛生部之建議》，中華醫學雜志1927年第4期

[12]《河北省志》（第86卷），中華書局1995年5月

[13]]朱季青《我國歷年來公共衛生行政的失策》，醫學周刊集1929第二卷

[14]同上

[15]同上

[16]郁輝《中國醫療事業發展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8）：美國的商業帝國與中國的酒桌決定

醫生只要能看病就好了，干嘛要成立個醫學會呢？

說起中華醫學會，在今天的中國實在沒什么存在感。除非你在醫療衛生領域工作，否則這輩子可能都不會跟它打交道，甚至很多人壓根兒沒聽說過這么個組織。

但在眾多與現代醫療制度萌芽有關的史料中，中華醫學會的成立卻值得特別關注。

因為，它在醫學建立專業權威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象征意義。而且，在中華醫學會的建立過程中，反映出中國醫生與西方醫生截然不同的一些特質。

可以說，它的成立，代表著現代醫療從「個體技術」向「集體權力」的重要轉變。

如果說1911年伍連德在東北抗擊鼠疫，代表的是現代醫療「獲得政治認可」的起點——政府在危機時刻臨時借用了個人的專業技術；那么1915年中華醫學會的成立，就代表著現代醫療開始「主動爭取政治地位」——專業群體不再滿足于被動等待，而是有組織地爭取話語權。

這個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建構的轉折，體現了現代醫療在中國權力邏輯的重要演變。當然，這種爭取與演變，在起步萌芽階段并沒有什么太大的水花；而到現在，似乎在權力邏輯中也看不到中華醫學會的身影，那是因為它的實際地位被另外的組織替代了，這個留到后面再說。

美國醫學會：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

之所以說醫學會在醫學專業權威中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對照英美醫學會而言的。比如美國醫學會（AMA），那可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專業組織之一。

當今美國的醫療健康支出有多高？高到可以看作僅次于美國、中國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比德國或者日本全國的總GDP都高。而美國醫學會，就是這個龐大經濟帝國的中央朝廷，擁有極高的話語權。

據美國醫學會官網公布，醫學會2022年總收入4.93億美元。更關鍵的是，這些錢主要來自商業收入，會員費和期刊收入只占13%。

換句話說，這個組織早就不靠會員養活了，它自己就是個賺錢機器。

它不僅控制著醫學教育標準和執業資格認證，更是華盛頓政治游說的重要力量。美國醫生的高收入、高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與醫學會的集體行動分不開。

在介紹中華醫學會之前，很有必要通過美國醫學會，了解一下這一組織在社會政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保羅·斯塔爾（Paul Starr）在他那本不朽的經典名著《美國醫療的社會變遷》（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中，對美國醫學會的前生今世進行了精彩的講述[1]。

書中認為，19世紀美國醫學會成立時，正趕上了一個好時候。當時美國社會各個領域都興起了大量工會商會組織，大家都想保證自己群體的利益，并尋求進一步的擴張。美國醫學會正是醫生群體對這一發展趨勢的回應。

因此，美國醫學會對內聯絡志趣相投的醫生，制定行業規范，拒絕并驅逐各種「不合標準」的醫學；對外利用醫療訴訟保護醫生權益，提高醫生收入，并且通過法律制定將醫學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鞏固醫生在社會上的地位。

所以，美國醫學會就是一個醫生的「類工會」組織，僅僅只為醫生的利益服務。

這也導致它后來對美國醫療制度的發展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尤其是為了確保醫生收入與地位不斷升高，需要保證醫生的自由度與資源的稀缺性，美國醫學會成為國家醫療保障制度最大的阻力。

比如一戰結束后，國會曾通過法案，為各州提供資金進行產前護理和兒童服務，以降低孕產婦與嬰兒死亡率。經推算，利用這項計劃，每挽救一個嬰兒，只需要花費118-512美元。

這應該是好事吧？但問題來了，這樣的法案需要更多的公共衛生護士與女醫生，她們顯然影響到美國自由執業的醫生們的利益。最終美國醫學會稱其對專業自主權構成社會主義性質的威脅，在1927年說服國會停止了這項計劃[2]。

另外，醫學會所推動的醫學教育費用的增加，以及對醫生數量的控制，也大大加劇了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醫療資源的短缺。

尤其到了二戰之后，美國醫學會成為一股強大的保守力量。

由于美國醫學會的阻礙，美國一直沒有成功推出過全民性質的醫療保險。就連被各種閹割版的「國家醫保」——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僅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對有限的人群進行保障與補助，也是被不斷阻礙拖延了20年后，才在上世紀60年代出臺。

美國醫學會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力量，是因為其在政治游說方面的巨大投入。

關于政治游說（lobbying）有很多解釋，我更愿意將其簡單理解為陽光下的利益交換，合法化的權錢交易。賄賂是違法的，但如果包裝成游說的形式，就可以堂而皇之的進行了。這么說確實有些極端，但在多數情況下應該是成立的。

為了反對杜魯門總統增加醫療資源、擴大民眾醫療保健機會的法案，美國醫學會曾經在上世紀40年代發起了當時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游說活動，共耗資150萬美元，并最終取得成功。

之所以花這么多篇幅介紹美國醫學會的情況，是希望讀者可以建立一種基礎的輪廓，對于西方醫學專業權威建立之后可能產生的影響，有一個基本認知，從而可以了解中國醫學專業權威政治化的不同，進而更好的理解發生在中國的這一過程。

中華醫學會：一場酒桌上的決定

中華醫學會雖然是由一群在英美留學過的醫生建立的，但是從建立之初，就和美國醫學會有很大區別。

中華醫學會成立之前，中國也有一個醫生團體叫做博醫會（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從英文名可以知道，它的全稱應該是「中國教會醫學聯合會」，所以它的成員一開始都是英美傳教醫生，而沒有中國人。

后來為了更好的適應和發展，決定注入中國本土元素，開始接受英美歸來的中國醫學留學生成為正式會員。中華醫學會的主要發起人，像伍連德、顏福慶、刁信德、石美玉等人，就都曾是博醫會的成員。因此某種意義上講，中華醫學會是從博醫會脫胎而出的[3]。

雖然從1914年起，伍連德就已經開始四處奔波，打算籌建中華醫學會了，但是它的真正的成立卻沒有那么正式，應該就是在一次飯局上定下來的。

1915年2月5日，博醫會在上海舉行會議。為了迎接傳統新年，21位中國醫生一起聚會吃午飯[4]。飯后，顏福慶就趁熱打鐵，開會決定成立中華醫學會，規定了會員年費。大家現場捐款，共籌得300元。會議于下午2點45分結束，中華醫學會就這樣成立了[5]。

可見中華醫學會的成立還是極富中國特色的。

可以想象1915年春節前的那場飯局：21位醫生圍桌而坐，觥籌交錯間聊著各自的行醫見聞，從疑難病例談到洋人醫院，從同行八卦說到行業前景。

酒過三巡，可能有人說了句：「咱們這些學西醫的，總是各自為戰可不行啊！」

然后有人附和：「是啊，大家得抱團，像洋人那樣搞個學會！」

然后顏福慶酒意上頭，一拍大腿：「擇日不如撞日，干脆今天就把這學會給辦了吧！」

眾人可能會先是一愣，然后哄堂大笑。但顏福慶是認真的，當場就開始張羅：會費怎么收，章程怎么定，甚至連名字都想好了——中華醫學會。

于是乎，這群平時精打細算的醫生們，在酒精的催化下變得格外豪爽。你掏十塊，我出二十，最多的唐乃安捐了100，不一會兒就湊了300元大洋。

就這樣，一個本該經過深思熟慮、反復籌劃的專業組織，竟然在酒桌上三下五除二就敲定了。午飯時聊出來的決定，下午2點45分會議就散場了——中華醫學會就此誕生。

本來只是一次酒桌上吹的牛逼，竟然這么快就給實現了，并且在當年就出版了第一期《中華醫學雜志》。

在這一期雜志中，發布了《中華醫學會宣言書》，提出了醫學會的四條宗旨：鞏固醫家交誼，尊重醫德醫權，普及醫學衛生，聯系華洋醫界[6]。

從宣言書中對這四條宗旨的解釋來看，說白了就是，要抱團取暖，形成利益共同體；建立行業門檻，與江湖郎中劃清界限；培育社會需求，讓民眾接受西醫理念；借助外部資源，獲得技術和話語權支持。

一言以蔽之，就是聯絡同行感情，建立專業權威，獲得社會認可。

中華醫學會1916年第一次大會合影

對于中華醫學會的成立，社會上的反應還是比較積極的。

比如1917年初，在廣州召開中華醫學會第二次大會的時候，時任北洋政府總統的黎元洪就發去賀電，廣東省省長朱子橋在會議期間多次設宴款待參會的會員代表，廣州香港的媒體也做了廣泛報道[7]，應該可以引起國內社會各界的關注。

不過畢竟學會才剛剛成立，而且本身國內的新式醫生就很少，所以實際的社會影響力來看，可能并沒有那么大。

更重要的是，以中國的文化傳統，要想產生足夠的影響力，必須與政治和權力建立聯系。這一點和美國就非常不同了。

用《美國反對美國》里的話說，美國是「錢管社會」，錢成為社會管理中的一個基本媒介。以錢為中心的一整套機制構成美國社會管理中的重要機制。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社會圍繞著錢組織起來[8]。

可以說，在金錢社會的美國，醫生的專業權威是為了經濟變現；而在權力社會的中國，醫生的專業權威則是政治權力的一種分有形式。

因此，中華醫學會如果真的想進一步實現自己的訴求，與政府結合是必由之路。

[1]以下關于美國醫學會的內容，如無特別說明均來自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2]"Harding Signs Sheppard-Towner Act–November 23, 1921." American President A Reference Resource

[3]劉遠明《中華醫學會與西醫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

[4]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5]俞鳳賓《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華醫學雜志1915年第1期

[6]《中華醫學會宣言書》，中華醫學雜志1915年第1期

[7]俞鳳賓《中華醫學會第二次大會記》，中華醫學雜志1917年第1期

[8]《美國反對美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1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9）：醫學會賬本里的秘密

當時中華醫學會成員中，也確實有些政府的關系。醫學會前十位的會長，全部都是留學英美回來的，與當時上流社會關系密切。

比如伍連德從清末起就在政府中就頗有些人脈關系，除了前面提到和施肇基的關系，他還曾接受過載灃、袁世凱、蔣介石等政要接見，并給袁世凱看過病[1]。

但即便這樣，第一任會長也給了顏福慶。畢竟他哥哥顏惠慶，當時是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后來還做了國務總理。

這關系，更硬！

俞鳳賓出身江蘇太倉名門望族，父親俞棣云是中國電報事業的先驅，他的八個兒女也都留學美國。

牛惠霖牛惠生兄弟倆的父親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也是宋氏三姐妹的姨夫，所以宋慶齡宋美齡一直稱牛惠霖大表哥。

劉瑞恒在美國留學時，和宋子文、宋美齡關系很好，甚至當時有傳聞，他和宋美齡還有過一段戀情[2]。

所以，在那個時代，并非學醫讓他們有了社會地位，而是因為有社會地位，才能有資格有機會做醫生。

但是就像前面說的，在衛生行政方面，醫學專業人士話語權其實很小，衛生司九任司長中，有醫學背景的只有兩位。

更重要的是，此時北洋政府衛生行政機構的官員背景，更多是受到德日派人士的影響。以英美留學歸來的醫生為主組建的中華醫學會，就很難獲得更多資源。

英美派與德日派的明爭暗斗

即使是在醫學的學術層面，中華醫學會也面臨著德日派醫生的挑戰。

就在1915年5月，中華醫學會在上海成立的當年，湯爾和、方石珊等人迅速在北京組建了以日本留學歸國醫生為主體的「中華民國醫藥學會」[3]。

在本土西醫人才資源并不充裕的民國初期，中國竟然一滬一京、一南一北的并存了兩個全國性醫生社團。伍連德、顏福慶等人與湯爾和、方石珊等人的明爭暗斗，實質是中國近代海外留學格局的內在矛盾所致。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近代大規模的海外留學運動有西洋與東洋之別。因日本明治維新以德國為樣板，也就有所謂英美派與德日派之說。

以后將會看到，英美派和德日派之間的派系斗爭，從北洋政府時期一直延續到國民政府，對民國時期衛生行政帶來很大影響。

這種留學國別的門戶之見，在整個民國時期的政界、教育界和學術界都屢見不鮮[4]。

中華醫學會建立之初就經歷的分裂與對峙，恰恰體現出中國新式醫生的一些特點：

其一，對權威的天然崇拜與師承觀念。

對醫生而言，職業經歷告訴他們，科學真理是神圣的；但同時求學經歷也告訴他們，獲得真理的法門也同樣神圣。

雖然有過留學經歷，學習新式醫學，但是骨子里那種「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傳統觀念，將一個本應開放、統一的專業領域，變成了一個個以學術譜系為紐帶、壁壘分明的「門派」。

其二，兼具文人相輕的習氣和拉幫結派的需求。

這是一種典型的傳統士大夫的特點。他們既互相輕視，競爭激烈，瞧不起對方那一套；同時又要倚重人脈，顧及面子和關系。

他們深知，要在中國社會里混，關系網絡可能比專業技能更重要。門派和人脈，成為醫生爭取專業權威與政治權力的重要手段。

其三，深受權力意識主導，但又并非單純的個人野心，而是在利己主義中，又帶有強烈的家國情懷與濟世使命感。

作為社會精英，他們的個人經歷讓他們更加自以為是，相信自己那一套才是對的，從而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沿著自己認定的「正確道路」，去實現民族的健康復興，從而讓自己彪炳史冊。

中華醫學會與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所代表的中國「第一代」新式醫生，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以及對于政治化的熱切向往。并且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醫生們的這種特質一直延續到今天。

從財務看本質

中華醫學會和美國醫學會還有一個差異，可以從財務情況上看出來。

一直以來，國內對醫學史的研究，只是注重于制度變遷，或者專業技術的變革，而忽視了財務狀況的分析。

但事實上，從財務視角了解一個組織的錢從哪里來，花到哪里去，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這個組織的本質。

因此在這部中國醫療的社會變遷史中，我將不僅關注歷史上說了什么話和做了什么事，還會更加重視財務視角的分析，從而幫助我們洞察出更多隱藏在人物言行背后的信息。

醫學會的日常運營維護以及雜志的出版發行，都是需要錢的，所以中華醫學會需要有自己的收入。它的第一筆收入，就是在成立時的那個飯局上，向當時在座的21個醫生收取的「捐款」300元大洋。

后來醫學會成立之后，向會員收取會員費，接受團體的捐款，還有雜志出版后售賣的費用。

除此之外，從《中華醫學雜志》1915年第一期，就開始刊發廣告了。所以，廣告收入也就成為醫學會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華醫學雜志》廣告（左滑更多）

據《中華醫學雜志》刊登的1915年度財務報告[5]，顯示當年廣告收入295元，約占總收入的23.8%；而會員費及特別捐款收入為921.5元，約占總收入的74.3%。

這兩項加起來的占比，超過總收入的98%。所以醫學會的第一年，相比起雜志售賣的收入，還是廣告費用更可觀一些。

到1924-1926兩年度的財務報告時[6]，廣告收入達到了4820.06元，占到醫學會總收入的41.4%；而會員及捐款收入占比，則下降到下降28.3%，雜志銷售收入占比則增加到8.3%。

此時的廣告收入，已經超越會員費與捐款，成為醫學會絕對的收入支柱。

到1927年時，單年的廣告收入達到了4200元[7]，比之前又有了大幅度增加。

可以說，對于中華醫學會來說，廣告收入逐漸成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這從《中華醫學雜志》中廣告所占篇幅中也能看出一二。

在1916年第一期上發布了招商廣告之后，第二期的總廣告頁面就占了全部頁面的8.3%（包括目錄總共120頁，廣告占10頁）。到1928年第一期時，封面和封底上都已經有了廣告，廣告篇幅占到了11.6%（總共190頁，廣告占22頁），單期廣告量比12年前增加一倍還多。

結合每年出版的期數，每期雜志的廣告量，以及總的廣告收入，可以推算出平均每一篇廣告的刊例價也在提升，也就是廣告費也變貴了。

也就是說，《中華醫學雜志》從刊例價到廣告量，都在增加。這帶來的，是每次中華醫學會大會時待遇的提升。

學術會議的商業化

1916年第一次大會時[8]，參會的共有70多人。會議一共六天時間，每天除了演講討論學術交流之外，還由中英大藥房、五洲大藥房、華安合群保險公司、華英大藥房和金星保險公司，邀請會員們游覽聚餐，舞臺觀劇。

這些藥房和保險公司，從一開始就是《中華醫學雜志》的廣告主。

到1924年在南京召開第五次大會時[9]，會員的食宿差旅已經全部報銷，而且每天會雇定車輛參觀游覽，或者宴請吃飯，各種舞會茶話會，看戲觀影，娛樂活動豐富了很多。

而且，到會「新發明儀器及各種新出版品」有21家，可知其贊助商來源。

從《中華醫學雜志》中的廣告，到醫學會大會上的贊助，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商業活動的增加，更是一種全新的利益結構，伴隨著新型的醫療體系，正在悄然形成。

現代醫學天然地依賴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從顯微鏡到X光機，從疫苗到新藥，每一項醫學進步都離不開技術創新。

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又與資本主義商業社會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關系——資本需要技術來創造利潤，技術需要資本來實現突破。

在這種「結構性糾纏」中，醫學會議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可能只是純粹的學術交流。當21家「新發明儀器及各種新出版品」的廠商云集南京時，學術討論與商業展示已經水乳交融，難分彼此。

醫生們也不再只是單純的知識權威，而是成為了這個商業網絡中的關鍵節點——他們既是新技術的使用者，也是新產品的推廣者。

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也將帶來深遠的后果。

到30年代，我們將會看到這一邏輯的自然延伸：藥商給醫生回扣成為公開的秘密。

這固然有醫生私德不修的問題，但是當其成為風氣時，也不能忽視現代醫學整體機制的內在矛盾——當醫學的「科學性」從一開始就與商業利益形成復雜的共生關系時，隨著這一體系的發展與成熟，利益輸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各國，也都概莫能外[注]。

所以，在解讀現代醫學「科學性」與學術機構權威時，必須意識到其伴生的利益網絡：我們不應全盤否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