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2035年之前，中國仍具備每年8%的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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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在2035年之前，中國仍具備每年8%的增長潛力

　　11月23日，在第十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發表了主旨演講。

　　對于“十五五”時期的國際經濟形勢，林毅夫作出了一個總體判斷：全球經濟增長將呈現非常疲軟的態勢。他表示這一判斷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自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長期未能完全復蘇的深刻觀察。

　　數據顯示，根據世界銀行的指標，美國在1960年至2008年間年均GDP增速為3.3%，而2008年至2024年間驟降至2.1%，降幅超過三分之一；歐元區同期從3.1%大幅下滑至1.13%；綜合組織（OECD）國家整體也從3.4%下降至1.6%，堪稱腰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2025-2026年的預測同樣不容樂觀，美國增速預計在2.0%-2.1%區間，歐元區則僅為1.1%-1.2%。這一系列數字清晰地指向一個嚴峻的現實：發達國家群體很可能正面臨“迷失的二十年”，這構成了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國際經濟發展的整體背景。

　　林毅夫談道，在普遍疲軟的格局下，各國的復蘇程度亦不盡相同。相比歐元區及其他發達國家，美國的表現相對較好。究其根本，在于美國憑借其美元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獨特霸權地位，實施了無限量的量化寬松政策，以此緩解國內危機。

　　然而，這種以鄰為壑的政策在幫助美國實現相對復蘇的同時，也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后果。首當其沖的是，海量美元涌向國際市場進行套利，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短期資本流動。這些“熱錢”大量流入發展中國家，一旦美國利率稍有風吹草動便迅速回流，給這些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沖擊。

　　更為深遠的影響在于，本應在低利率環境下滋養實體經濟的巨額資金，卻大量流入了投機性極強的股票市場。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是：2008年道瓊斯指數在被認為存在泡沫的12000點水平，而在當前美國實體經濟遠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該指數竟已飆升至46000點。若12000點已是泡沫，那么46000點所蘊含的泡沫風險無疑更為巨大且危險。這些資金的集中投向，與2000年互聯網泡沫時期如出一轍，如今則聚焦于人工智能領域。

　　基于此，林毅夫預警，極有可能重演類似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的劇情，即人工智能泡沫的破裂。并且，這種破裂很可能如同2008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一樣，引發美國的金融經濟危機，進而通過緊密的全球聯系，演變為一場世界性的金融經濟危機。這是對“十五五”時期國際經濟風險的核心判斷之一。

　　其次，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期。這一變局最根本的體現是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重塑，其核心驅動力在于美國作為20世紀最大經濟體和最具影響力國家的地位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在2014年超越美國。經濟是基礎，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壯大，其全球影響力必然隨之提升。面對這一趨勢，美國表現出強烈的戰略焦慮，試圖利用其在金融、科技和話語權方面的現有優勢，全方位遏制中國的發展。從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略，到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科技戰，再到拜登組建意識形態同盟、推動對華脫鉤與逆全球化，這種打壓態勢層層加碼。特朗普再度執政之后，不僅延續既有政策，甚至可能變本加厲。

　　林毅夫表示，究其根本矛盾，在于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24年中國的GDP已達到美國的130%。面對中國經濟實力的持續上升，美國勢必動用一切可用手段進行壓制。這一矛盾何時方能緩解？可能需要等待兩個關鍵條件的達成：一是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50%，二是中國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兩倍?？紤]到中國人口規模約為美國的四倍，當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經濟總量自然就是美國的兩倍。屆時，中國在各領域可動員的物質力量將具有明顯優勢。更重要的是，當人均GDP達到此水平時，中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上海、北京、天津及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總人口超4億）的人均GDP有望與美國持平。人均GDP代表了平均勞動生產率和產業技術水平，到那時，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優勢將基本消弭，難以找到有效的“卡脖子”手段。

　　此外，貿易本質是互利共贏的。當中國經濟規模兩倍于美國時，美國從對華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實際上更為巨大。尤其關鍵的是，美國高科技企業維持技術領先地位依賴于持續巨額的研發投入，而這又取決于其利潤水平和產品市場規模。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市場，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能否進入并扎根中國市場，直接關系到這些企業的盈利能力和長期研發能力，進而決定其全球技術領先地位的存續。

　　同時，美國普通消費者也高度依賴中國提供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屆時，基于自身經濟利益——既然無法改變中國經濟體量領先的事實，且美國自身也需依靠對華合作來維持經濟增長、就業和社會穩定——中美關系有可能迎來轉機，重歸于好。當然，實現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這一目標，仍需付出長期而艱巨的努力。

　　因此，在“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外部挑戰與打壓可能會以“風高浪急”“驚濤駭浪”的形式出現，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那么，在此關鍵歷史關口，應如何制定“十五五”時期的發展目標與應對策略？

　　核心在于，應對美國挑戰的根本之道在于自身發展。中國必須實現比美國更快的發展速度，才能從當前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按市場匯率計僅為美國的七分之一）逐步提升至美國的一半水平。同樣，要實現2035年建成中等發達國家、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也都需要持續快速地發展作為支撐。

　　關于未來發展潛力，林毅夫多次強調：在2035年之前，中國仍具備每年8%的增長潛力。這一判斷基于堅實的“后來者優勢”理論。以2019年中國人均GDP（購買力平價）達到美國的22.6%為基準，這標志著在生產技術上與前沿國家存在顯著差距，但差距也意味著巨大的追趕潛力。

　　歷史經驗提供了有力佐證：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韓國在1985年，當其人均GDP處于美國22%-23%的水平時，在隨后的16年間均實現了年均8%以上的人均GDP增速。這表明，在相似的“后來者優勢”條件下，中國完全有潛力實現同等的增長。考慮到中國人口增長近乎停滯，人均GDP增速基本等同于GDP總量增速。

　　不僅如此，與德、日、韓當時情境相比，中國還擁有一個額外的巨大優勢：正逢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歷史性機遇。在這些新興領域，中國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同時，中國具備幾大獨特優勢：一是“人多”的優勢，即龐大的理工科畢業生數量遠超七國集團總和；二是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三是全世界最齊全的產業配套體系，任何創新都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轉化為產品；四是制度優勢，能夠有效結合“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調動企業家積極性并克服市場失靈。

　　綜上，如果僅憑“后來者優勢”就足以在2019至2035年間提供8%的增長潛力，那么疊加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換道超車”優勢，中國在2035年前維持8%的增長潛力是可行的。

　　然而，必須明確指出，這是增長潛力而非必然實現的增速。

　　為何存在高增長潛力，實際增長卻遠低于潛力水平？一方面，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為應對美國遏制、運用新型舉國體制等手段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另一方面，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必須恢復經濟增長的信心，同時需要正本清源。

　　例如，一種流行觀點將問題歸咎于“國進民退”，認為有效率的民營企業受到擠壓，而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規模擴張。然而，事實恰恰相反。2008年后全球經濟持續疲軟，貿易增長率（曾是中國民營出口企業增長引擎）大幅下滑，從1978-2008年年均18%的出口增速降至個位數，導致民營企業基于過去高增長預期的投資形成巨大產能過剩，嚴重打擊了投資信心。

　　在此背景下，政府為了“穩增長、穩就業”，不得不實施一系列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如高速公路從2008年6萬公里增至現今超18萬公里，高鐵從1035公里增至超4.5萬公里），這些項目自然多由國有企業承擔。因此，國有投資的擴大是為了應對經濟下行、穩定全局的被動之舉，并且這些投資本身拉動了民營企業生產的投入品需求，創造了就業和消費，最終惠及民營企業。簡單歸咎于“國進民退”并未觸及問題本質。

　　再如，另一種觀點將增長放緩歸咎于人口老齡化。誠然，老齡化意味著勞動力數量增長放緩，但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有效勞動”數量（勞動者數量×平均教育水平）。中國即將退休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約7年，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以上，勞動力整體素質在快速提升，有效勞動總量仍在增加。全球53個步入老齡化的國家數據顯示，其進入老齡化前后十年的人均GDP增長率基本未受影響，甚至一些“未富先老”國家增速反而加快，因為社會預見勞動力數量減少會主動增加教育投資。因此，人口老齡化并非當前增長放緩的主因。

　　林毅夫指出，當務之急是學界和媒體必須將這些情況闡釋清楚，以正視聽，重塑信心。在政策層面，則建議采取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在貨幣政策方面，必須在理論上有所突破。當前制約貨幣政策運用的主流觀點是“貨幣中性論”，即認為超發貨幣最終只會導致通脹，無法影響長期增長。但該理論基于經濟無增長、生產力不變的靜態假設。現實中，若增發的貨幣被用于支持能提高生產力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則貨幣增長可與GDP增長同步，而不必然引發高通脹。中國已開始探索結構性貨幣政策，針對有增長潛力的部門提供定向支持，這正是理論突破指導下的實踐。

　　在財政政策方面，需要更加積極，并需在理論上突破兩大束縛。第一是“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的教條。這一標準源于歐元區特殊的貨幣聯盟與財政獨立背景，并無堅實理論支撐。只要政府赤字增速低于名義GDP增速，債務償付能力就不會受嚴重威脅。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保持在5%以上，且財政赤字多用于形成資產的投資（如基礎設施），這與國外常用于消費性支出有本質區別，為何不能突破3%？

　　與此同時，需要突破的是“李嘉圖等價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Proposition）。該定理認為，政府擴大赤字投資，理性居民會預期未來增稅而增加儲蓄，從而抵消政府支出的擴張效應。然而，此定理同樣假設生產力不變、經濟不增長。

　　如果我們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用于消除經濟增長的瓶頸環節（如基礎設施短板），那么情況就完全不同：在投資期，它能創造就業和收入；項目完成后，因瓶頸消除，經濟增長加速，政府財政收入自然增長，未來完全可用增收的財政收入償債，而無需提高稅率。這樣，“未來增稅”的預期就不復存在，居民消費也不會被抑制。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實踐就是證明：1998年后進行大量基礎設施投資，政府負債率一度上升，但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得益于經濟增長加速和財政增收，負債率已回落，其間宏觀稅負并未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林毅夫表示，中國在“十五五”時期及更長遠的未來，依然擁有顯著的增長潛力和獨特的發展機遇。實現5%乃至更高的經濟增長率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關鍵在于，必須克服對經濟下滑主要原因的誤判，破除對現有政策工具使用空間的教條式限制。而要達成此目標，亟需結合中國發展的具體實踐，進行大膽的理論創新，以科學的理論指引實踐，凝聚共識，堅定信心，方能于世界經濟的疲軟常態與百年變局的驚濤駭浪中，穩舵前行，邁向復興的宏偉目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