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成都,亂得跟一鍋煮沸的粥似的。蔣介石坐著飛機從鳳凰山機場溜了,直奔臺北,留下滿城潰兵像沒頭蒼蠅似的亂竄。省政府大樓空無一人,往日里耀武揚威的官員早沒了蹤影,唯獨王陵基還杵在城里——這位剛當了一年多的四川“王主席”,前幾天還在主席府里發號施令,如今卻成了沒根的浮萍,連個喊他“主席”的人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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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想到,這位在川軍里號稱“王靈官”的狠角色,會落到這般田地?劉湘、楊森這些川軍大佬見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喊“老師”,從清末混到民國,北洋軍、國民黨軍都待過,抗戰時也守過防線,論資歷在四川軍界沒人比他更老。1948年蔣介石把他調回四川當省主席,說白了就是讓他來“救火”——江西丟了,華中垮了,西南成了最后一塊地盤,蔣委員長需要個熟四川、鎮得住場面的老人來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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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基接了這個燙手山芋,走馬上任時連個像樣的典禮都沒辦,直奔省政府就開始整肅。保安隊換血、軍隊整編、劃分防衛區域,動作快得很,口袋里還揣著份《安川應變方案》,連撤退路線、糧餉怎么分都寫得明明白白。可這方案再周全,也架不住全國局勢垮得太快。1948年底東北解放,緊接著北平、天津也丟了,電報員每天念戰況,王陵基坐在空蕩蕩的會議廳里,臉越沉越黑,卻連個打電話問南京的念頭都沒有——他心里門兒清,這會兒蔣介石自身難保,四川的事兒,只能自己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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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拉著老臉去找鄧錫侯、劉文輝這些舊識,想抱團穩住局面,可人家早有自己的打算,誰還肯聽他調遣?川軍看著人多,其實各懷鬼胎,保安團各自為政,兵團之間互相防著,調一支兵得講三次情面,發兩次軍餉,再送一車糧食才肯動。王陵基當年那套治軍的法子早不管用了,每道命令都得靠老資歷壓著,每筆錢都得親自簽字,活脫脫一個“救火隊長”,可火越救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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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初,成都徹底亂了套。蔣介石飛走的前一夜,壓根沒通知他這個“省主席”,第二天王陵基趕到機場,只看到滿地油桶和冒煙的卡車,連架飛機的影子都沒有。他灰頭土臉地回省政府,門口的警衛早跑了,辦公室抽屜被翻得底朝天,文電室主任、機要員全沒了蹤影——這時候他才真明白,自己成了沒人要的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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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劉文輝他們通電起義,四川宣布“和平解決”,王陵基知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他遣散了警衛,扔了汽車,脫下筆挺的軍服,換上一身粗布衣裳,揣著幾根金條,帶著幾個親信就往城外跑。可沒走三十里路,道就被潰兵和逃民堵死了,卡車根本開不動。到了大邑縣剛歇一晚,就傳來解放軍到邛崍的消息,他嚇得連箱子都扔了,只帶著貼身的金條繼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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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信建議去西昌找胡宗南,結果半道上就聽說胡宗南也飛海南了,軍政公署空無一人。王陵基在原地轉了兩天圈,硬著頭皮給臺北發電報求飛機,回電就一句“前往機場等候”,他在風雨里守了一整夜,連架飛機的影子都沒盼來。這時候他才徹底涼了心——蔣介石是真不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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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后,王陵基徹底沒了方向,身邊就剩三個人。他把軍服上的肩章扯下來扔了,改穿便裝,專挑小道走,白天躲著,晚上摸黑趕路。走到五面山遇到舊識李文,人家都準備投降了,他連表態都不敢,連夜就悄悄走了——這時候的他,連熟人都信不過,生怕被人賣了換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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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金條本來是救命錢,可越往南逃越覺得這東西是禍根。沿途兵荒馬亂,誰見了金條不眼紅?有天夜里在夾江的山林里,他找了口廢井,咬著牙把大半金條扔了進去——命都快沒了,要錢還有啥用?到后來,連身邊的親信都被他一個個遣散,有人舍不得走,他冷冰冰地放話“不許跟”,不是狠心,是真怕這些人哪天為了自保把他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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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王陵基躲到了宜賓的親戚家里,白天藏在閣樓里,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吃飯都讓保姆把飯放門口,連餐具都不敢回收。本想著等親家找條走私船出川,沒成想栽在了一個細心的保姆手里。這保姆覺得奇怪,這房客天天不出門,飯量不大卻用精致餐具,住處靜得連咳嗽聲都沒有,越想越不對勁,直接跑到派出所報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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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賓公安一查就覺得這人不簡單,趕緊布控攔截。那時候王陵基已經上了往瀘州的商船,公安在江安碼頭鳴槍示警,船一靠岸就上船排查。八個沒證件的人里,有個戴墨鏡的自稱“鹽販”,說話吞吞吐吐,神色緊張得不行——這哪像走南闖北的鹽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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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帶到公安局后,他還嘴硬說“王陵基早去臺灣了”,可一調檔案,再請來原四川警備處的人辨認,立馬露了餡。鼻梁上的壓痕、手上常年握筆的繭子、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全跟王陵基對上了。當兩個老部下指著他說“就是他”的時候,王陵基耷拉下腦袋,再也不狡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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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他被押到北京,關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跟杜聿明、王耀武這些人成了“獄友”。別人還寫寫檢查、聊聊天,他卻悶不吭聲,三餐按時吃,勞動也不偷懶,就是不愛說話,管理干部的評語里寫著“沉默、僵硬、不表態”。1964年特赦的時候,他拿著特赦令讀了三遍,沒說謝謝,就跟看守說了句“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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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門把他安置在北京東郊,給了套房子,供應基本生活。街坊鄰居只知道有個不愛說話的老頭,每天從家走到鐘鼓樓,來回兩小時,有人打招呼就點點頭,沒人知道他曾經是四川的“土皇帝”。1967年3月,他突發重病去世,送醫的路上就沒了氣。在北京住了17年,沒留下幾張照片,晚年更是連張像樣的畫像都沒有,就像從來沒在這座城市里留下過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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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扔在夾江廢井里的金條不知道有沒有人撿到,那些他費盡心機想保住的性命和臉面,到最后也不過是功德林里一份厚厚的檔案,和一張薄薄的特赦令。這位曾經在四川呼風喚雨的“王主席”,最終還是沒能逃掉,成了那段動蕩歲月里,一個不起眼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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