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黨四川主席假扮鹽販子逃亡，為脫身把金條都給扔了

1949年12月的成都，亂得跟一鍋煮沸的粥似的。蔣介石坐著飛機從鳳凰山機場溜了，直奔臺北，留下滿城潰兵像沒頭蒼蠅似的亂竄。省政府大樓空無一人，往日里耀武揚威的官員早沒了蹤影，唯獨王陵基還杵在城里——這位剛當了一年多的四川“王主席”，前幾天還在主席府里發號施令，如今卻成了沒根的浮萍，連個喊他“主席”的人都沒有了。

誰能想到，這位在川軍里號稱“王靈官”的狠角色，會落到這般田地？劉湘、楊森這些川軍大佬見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喊“老師”，從清末混到民國，北洋軍、國民黨軍都待過，抗戰時也守過防線，論資歷在四川軍界沒人比他更老。1948年蔣介石把他調回四川當省主席，說白了就是讓他來“救火”——江西丟了，華中垮了，西南成了最后一塊地盤，蔣委員長需要個熟四川、鎮得住場面的老人來扛著。

王陵基接了這個燙手山芋，走馬上任時連個像樣的典禮都沒辦，直奔省政府就開始整肅。保安隊換血、軍隊整編、劃分防衛區域，動作快得很，口袋里還揣著份《安川應變方案》，連撤退路線、糧餉怎么分都寫得明明白白。可這方案再周全，也架不住全國局勢垮得太快。1948年底東北解放，緊接著北平、天津也丟了，電報員每天念戰況，王陵基坐在空蕩蕩的會議廳里，臉越沉越黑，卻連個打電話問南京的念頭都沒有——他心里門兒清，這會兒蔣介石自身難保，四川的事兒，只能自己扛。

他拉著老臉去找鄧錫侯、劉文輝這些舊識，想抱團穩住局面，可人家早有自己的打算，誰還肯聽他調遣？川軍看著人多，其實各懷鬼胎，保安團各自為政，兵團之間互相防著，調一支兵得講三次情面，發兩次軍餉，再送一車糧食才肯動。王陵基當年那套治軍的法子早不管用了，每道命令都得靠老資歷壓著，每筆錢都得親自簽字，活脫脫一個“救火隊長”，可火越救越大。

1949年12月初，成都徹底亂了套。蔣介石飛走的前一夜，壓根沒通知他這個“省主席”，第二天王陵基趕到機場，只看到滿地油桶和冒煙的卡車，連架飛機的影子都沒有。他灰頭土臉地回省政府，門口的警衛早跑了，辦公室抽屜被翻得底朝天，文電室主任、機要員全沒了蹤影——這時候他才真明白，自己成了沒人要的棄子。

12月11日，劉文輝他們通電起義，四川宣布“和平解決”，王陵基知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他遣散了警衛，扔了汽車，脫下筆挺的軍服，換上一身粗布衣裳，揣著幾根金條，帶著幾個親信就往城外跑。可沒走三十里路，道就被潰兵和逃民堵死了，卡車根本開不動。到了大邑縣剛歇一晚，就傳來解放軍到邛崍的消息，他嚇得連箱子都扔了，只帶著貼身的金條繼續逃。

親信建議去西昌找胡宗南，結果半道上就聽說胡宗南也飛海南了，軍政公署空無一人。王陵基在原地轉了兩天圈，硬著頭皮給臺北發電報求飛機，回電就一句“前往機場等候”，他在風雨里守了一整夜，連架飛機的影子都沒盼來。這時候他才徹底涼了心——蔣介石是真不管他了。

從那以后，王陵基徹底沒了方向，身邊就剩三個人。他把軍服上的肩章扯下來扔了，改穿便裝，專挑小道走，白天躲著，晚上摸黑趕路。走到五面山遇到舊識李文，人家都準備投降了，他連表態都不敢，連夜就悄悄走了——這時候的他，連熟人都信不過，生怕被人賣了換功勞。

身上的金條本來是救命錢，可越往南逃越覺得這東西是禍根。沿途兵荒馬亂，誰見了金條不眼紅？有天夜里在夾江的山林里，他找了口廢井，咬著牙把大半金條扔了進去——命都快沒了，要錢還有啥用？到后來，連身邊的親信都被他一個個遣散，有人舍不得走，他冷冰冰地放話“不許跟”，不是狠心，是真怕這些人哪天為了自保把他供出去。

1950年1月，王陵基躲到了宜賓的親戚家里，白天藏在閣樓里，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吃飯都讓保姆把飯放門口，連餐具都不敢回收。本想著等親家找條走私船出川，沒成想栽在了一個細心的保姆手里。這保姆覺得奇怪，這房客天天不出門，飯量不大卻用精致餐具，住處靜得連咳嗽聲都沒有，越想越不對勁，直接跑到派出所報了案。

宜賓公安一查就覺得這人不簡單，趕緊布控攔截。那時候王陵基已經上了往瀘州的商船，公安在江安碼頭鳴槍示警，船一靠岸就上船排查。八個沒證件的人里，有個戴墨鏡的自稱“鹽販”，說話吞吞吐吐，神色緊張得不行——這哪像走南闖北的鹽販子？

被帶到公安局后，他還嘴硬說“王陵基早去臺灣了”，可一調檔案，再請來原四川警備處的人辨認，立馬露了餡。鼻梁上的壓痕、手上常年握筆的繭子、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全跟王陵基對上了。當兩個老部下指著他說“就是他”的時候，王陵基耷拉下腦袋，再也不狡辯了。

后來他被押到北京，關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跟杜聿明、王耀武這些人成了“獄友”。別人還寫寫檢查、聊聊天，他卻悶不吭聲，三餐按時吃，勞動也不偷懶，就是不愛說話，管理干部的評語里寫著“沉默、僵硬、不表態”。1964年特赦的時候，他拿著特赦令讀了三遍，沒說謝謝，就跟看守說了句“我走了”。

民政部門把他安置在北京東郊，給了套房子，供應基本生活。街坊鄰居只知道有個不愛說話的老頭，每天從家走到鐘鼓樓，來回兩小時，有人打招呼就點點頭，沒人知道他曾經是四川的“土皇帝”。1967年3月，他突發重病去世，送醫的路上就沒了氣。在北京住了17年，沒留下幾張照片，晚年更是連張像樣的畫像都沒有，就像從來沒在這座城市里留下過痕跡。

當年扔在夾江廢井里的金條不知道有沒有人撿到，那些他費盡心機想保住的性命和臉面，到最后也不過是功德林里一份厚厚的檔案，和一張薄薄的特赦令。這位曾經在四川呼風喚雨的“王主席”，最終還是沒能逃掉，成了那段動蕩歲月里，一個不起眼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