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新娘” 5 次假結婚，“全劇組” 演得比電視劇還真？

一場看似溫馨的婚禮上，新娘身著白紗與 “母親” 含淚相擁，“舅舅”“嫂子” 等親友團全程配合，殊不知這場儀式從主角到配角全是精心編排的 “演員”。

河南 41 歲女子趙某與獄友張某組建的 “職業新娘” 團伙，以婚姻為幌子 5 次假結婚，涉案金額高達 177 萬余元，最終主犯趙某獲刑 13 年 11 個月。

這起 “全劇組式” 婚騙案并非個例，而是當前婚騙黑色產業鏈的典型縮影 —— 團伙化運作、專業化分工、利用情感弱點精準詐騙，不僅讓受害者傾家蕩產，更沖擊著婚姻的誠信基礎與社會公序良俗。

當婚騙披上 “浪漫” 外衣，如何撕開其偽裝、加大懲戒力度、堵住監管漏洞，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課題。

一、“職業新娘”劇組式詐騙產業鏈

這起震驚全國的婚騙案，始于兩名慣犯的 “獄中結緣”。主犯趙某 1982 年出生，曾因詐騙罪 5 次獲刑，累計服刑時長近十年，2019 年 3 月刑滿釋放；同案犯張某 1966 年出生，3 次因詐騙罪入獄，2018 年 12 月刑滿釋放。

兩人出獄后不僅未改過自新，反而利用各自 “詐騙經驗” 合謀，組建了分工明確的婚騙團伙，將婚姻變成一本 “賺錢生意經”。

團伙的作案模式堪稱 “標準化流程”：第一步由張某通過婚戀平臺、熟人介紹等渠道，鎖定大齡未婚男性、農村單身群體等易受騙對象，這些群體往往因催婚壓力大、社交圈狹窄，對 “結婚” 需求迫切而降低警惕；

第二步由趙某扮演 “完美新娘”，打造溫柔賢惠、急于成家的人設，快速推進戀愛進程，以 “閃婚” 縮短受害者考察時間；

第三步是 “親友團” 登場，張某冒充趙某母親，團伙其他成員分別假扮舅舅、嫂子、弟弟等親屬，通過認門、訂婚、舉辦婚禮等環節增強可信度；

第四步是密集索財，以訂婚錢、彩禮、改口費、婚禮開支等名義索要大額現金，后續再編造 “父母生病”“生意周轉”“購房加名” 等借口持續榨取錢財；

最后一步是 “金蟬脫殼”，在騙取足夠錢財后，以 “回娘家”“感情不和” 等理由失聯，消失得無影無蹤。

從 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 5 月，該團伙在短短兩年多時間內連續作案 5 起，受害者遍布多地，每人被騙金額在 30 萬元至 50 萬元不等。

其中受害者冉某，初次見面就騙取見面費2888元，通過定親儀式騙取訂婚錢及物品共計9萬多元，婚禮酒席支出 47900 元，還以各種名義騙取費用，先后為結婚花費 30 余萬元，直到婚后半年仍無法聯系到趙某，才察覺被騙報警。

經法院查明，趙某參與詐騙總額達 1770184.2 元，張某參與詐騙 665868 元，其他團伙成員分別參與數額從 1 萬余元到 94 萬余元不等。

2025 年，濮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趙某因累犯、數額特別巨大等情節獲刑 13 年 11 個月，張某獲刑 10 年 9 個月，其余 4 名團伙成員也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及緩刑。

二、類似的騙婚套路

2012 年，15 歲的李某被父親李某國安排與張某成婚，育有四子，2017 年補辦結婚登記。2022 年，李某不甘現狀離家出走，隨后與父親合謀開啟騙婚之路。

2022 年 4 月至 2024 年 2 月，二人隱瞞李某已婚育的核心事實，在河南開封、漯河、周口三地作案：租賃房屋冒充娘家及陪嫁房，雇用他人假扮親屬、伴娘，李某還編造父親去世、母親患癌、名下有全款房等虛假背景，先后與曹某、申某、范某、趙某確立婚戀關系。

通過訂婚、舉辦婚禮等方式，騙取四人彩禮、“五金” 首飾等財物共計 101 萬元，其中最短騙婚周期僅 14 天（趙某案），最高單筆詐騙金額達 33 萬元（申某案）。

期間，李某同時維系多線婚戀關系，拖延正式結婚事宜以掩蓋真相，所得錢財多用于奢靡消費。

2024 年 3 月，趙某發現房屋系租賃且李某曾在此舉辦婚禮，報案案發，其余三名被害人隨后知情。

鹿邑縣公安局立案偵查后，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一審以詐騙罪判處李某有期徒刑十二年、李某國有期徒刑十一年，均并處罰金。

李某上訴辯稱對曹某無詐騙意圖，稱用彩禮為其購置家具、支付車首付等，但檢察機關查證，其多線訂婚的欺詐行為符合詐騙罪特征，贓物處置不影響定罪。

二審法院最終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婚騙的多重危害

“全劇組式” 婚騙的危害遠不止于財產損失，其對受害者個人、家庭乃至社會秩序都造成了深層次破壞，形成難以修復的創傷。

對受害者而言，首要打擊是毀滅性的經濟損失。涉案受害者的被騙金額多為畢生積蓄，甚至包含向親友的借款、銀行貸款，部分家庭因這場騙局陷入債務危機，從溫飽小康淪為赤貧。

32 歲的程序員小劉支付 38 萬元彩禮后發現被騙，不僅積蓄一空，還背上 10 余萬元外債，至今仍在打工還債。

更沉重的是精神與情感的雙重創傷，受害者在付出真心與信任后遭遇殘酷欺騙，容易產生自我否定、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

小劉案發后出現嚴重抑郁，長期無法正常社交和工作；部分受害者因 “被結婚” 的經歷遭到鄰里非議，婚戀觀徹底扭曲，對婚姻失去信心，甚至終生不愿再談婚論嫁。

對家庭關系而言，婚騙往往成為親情破裂的導火索。許多受害者的彩禮錢是全家省吃儉用攢下的 “血汗錢”，騙局敗露后，夫妻反目、父子失和的案例屢見不鮮。

有受害者父母因過度自責和壓力雙雙病倒，原本和睦的家庭因一場虛假婚姻陷入長期內耗。

這種傷害還會擴散到社會層面，當 “結婚” 變成詐騙工具，婚姻的神圣性與可信度被嚴重消解，加劇了社會群體間的信任危機，讓本就存在的婚戀焦慮進一步升級，部分人因擔心被騙而對婚戀持觀望態度，間接影響社會婚戀生態。

從法律與社會秩序層面看，團伙式婚騙屬于有組織犯罪，其專業化運作模式容易引發模仿效應，滋生更多類似犯罪團伙。

更值得警惕的是，本案中兩名主犯均為多次入獄的慣犯，刑滿釋放后迅速再犯且作案升級，既暴露了刑釋人員監管的漏洞，也反映出婚騙犯罪的懲戒力度未能形成足夠震懾，對社會法治權威造成了負面影響。

四、現有法律對慣犯婚騙的懲戒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中并無獨立的 “騙婚罪” 罪名，司法實踐中對婚騙行為主要以詐騙罪定罪量刑，但其適用過程中仍面臨諸多現實挑戰，難以對慣犯婚騙形成全方位震懾。

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司法解釋明確，50 萬元以上即屬于 “數額特別巨大”，本案中趙某詐騙 177 萬余元，且系累犯，最終獲刑 13 年 11 個月，量刑符合法律規定。

但從懲戒效果看，現有法律框架仍存在三個突出問題：一是懲戒力度與犯罪收益失衡，婚騙犯罪成本低、收益高，177 萬元贓款被團伙成員揮霍一空，受害者僅能通過退賠挽回部分損失，多數損失無法追回，難以形成有效震懾；

二是情節認定不夠全面，團伙式婚騙的 “組織性”“多次性”“偽裝性” 對受害者傷害更大，但現有法律未將其作為加重處罰的獨立情節，量刑時難以充分體現其社會危害性；

三是跨區域作案追責困難，婚騙團伙常跨省市流竄作案，受害者分散各地，證據收集難度大，部分團伙成員可能因證據不足逃脫重罰。

除刑事處罰外，受害者還可通過民事途徑維權。根據《民法典》規定，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撤銷。受害者可主張撤銷婚姻關系，并要求返還彩禮、首飾等財物。

但民事維權同樣面臨障礙，婚騙團伙往往偽造身份信息，案發后隱匿財產，即使法院判決返還財產，執行難度也極大，多數受害者只能 “贏了官司輸了錢”。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兩名主犯均構成累犯，依法被從重處罰，這體現了法律對慣犯的嚴懲態度。

但實踐中，部分從犯因情節較輕被判處緩刑，雖符合法律規定，卻也讓一些參與者心存僥幸，難以切斷婚騙產業鏈的生存土壤。

四、防騙指南：識破 “全劇組式” 婚騙的六大關鍵

面對專業化、團伙化的婚騙套路，普通人唯有保持警惕、掌握方法，才能守住婚姻與財產安全。結合本案及類似案例，可總結出以下六大識別要點：

（一）核實身份信息，拒絕 “模糊地帶”

婚騙的核心漏洞在于身份造假，受害者應主動要求查看對方身份證、戶口本、離婚證（如有）等原件，通過公安機關、民政部門官方渠道核實信息真偽，切勿輕信復印件、電子照片。

對以 “隱私保護”“證件丟失” 為由拒絕核實身份的對象，需立即提高警惕。

（二）警惕 “閃婚” 節奏，拉長考察周期

婚騙團伙急于騙取錢財，往往會加快戀愛、結婚進度，以 “年齡不小了”“父母催得緊”“感覺遇到真愛” 等理由催促閃婚。

建議戀愛考察期不少于 6 個月，充分了解對方的工作、社交圈、真實居住環境，避免因催婚壓力倉促決策。

（三）排查 “親友團” 疑點，多方交叉驗證

“全劇組式” 婚騙的親友團往往存在明顯破綻：親屬之間稱呼生硬、言行舉止不自然，對對方的家庭情況、成長經歷含糊其辭。

可通過單獨聊天、詢問細節等方式排查疑點，或要求與對方真實親友見面，避免只接觸 “指定” 的親友。

（四）嚴控財產往來，拒絕大額現金交易

遇到對方以 “彩禮必須現金”“家人生病急需用錢”“投資返利” 等理由索要大額錢財時，需果斷拒絕。

所有財產往來應通過銀行轉賬，保留轉賬記錄、聊天記錄等憑證，彩禮、購房等大額支出可簽訂書面協議，明確用途和返還條件。

（五）關注反常行為，及時止損

婚騙者往往存在諸多反常行為：拒絕同居、很少主動透露個人真實信息、頻繁更換聯系方式、回避見自己的親友、婚后不久即失聯等。

一旦發現這些信號，應立即停止財產投入，并及時向親友求助，必要時報警。

（六）借助技術手段，核查背景信息

可通過全國法院被執行人信息查詢、中國裁判文書網等平臺，查詢對方是否有犯罪記錄、債務糾紛；

對自稱 “公務員”“企業高管” 的對象，可通過單位官網、公開渠道核實任職信息，避免被虛假人設欺騙。

婚禮本是人生喜事，但也要保持一份清醒。當對方頻繁以各種理由索要錢財，或者其家庭背景、身份信息存在疑點時，不妨多問幾個為什么，放慢腳步，仔細核查。

五、從懲戒到監管的全鏈條治理

要從根本上遏制婚騙犯罪，尤其是慣犯婚騙，需要構建 “懲戒加碼、監管強化、源頭治理” 的全鏈條治理體系，堵住法律與制度漏洞。

（一）加大懲戒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建議在法律層面完善相關規定，將 “團伙式婚騙”“多次婚騙”“冒充親屬詐騙” 等情節明確為詐騙罪的加重處罰情形，提高量刑幅度；

建立婚騙犯罪黑名單制度，將人員納入征信系統，限制其高消費、貸款、婚戀平臺注冊等行為；

加大贓款追繳力度，建立跨區域涉案財產查控機制，最大限度為受害者挽回損失。

（二）優化刑釋人員監管，減少再犯風險

針對刑釋人員再犯問題，需構建 “出獄銜接、動態監管、幫扶教育” 的全周期管理體系。

監獄應加強對詐騙類罪犯的職業技能培訓和法治教育，幫助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出獄后，社區、司法所應建立常態化監管機制，定期走訪排查，對有再犯風險的人員重點關注；

民政、人社等部門應提供就業幫扶，解決其生計問題，減少因經濟壓力再次犯罪的可能。

（三）強化平臺責任，筑牢源頭防線

婚戀平臺應履行主體責任，嚴格落實用戶實名認證制度，通過人臉識別、身份核驗等技術手段防范虛假注冊；

建立用戶信用評價體系，對有詐騙嫌疑的賬號及時封禁；

在平臺顯著位置設置防騙提示，公布婚騙常見套路和舉報渠道，引導用戶理性交友。

同時，監管部門應加強對婚戀平臺的監督檢查，對落實實名認證不力、縱容詐騙行為的平臺依法處罰。

（四）加強宣傳教育，提升防騙意識

通過社區宣傳、媒體報道、公益廣告等多種形式，普及婚騙識別方法和維權途徑，重點關注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群體、中老年喪偶群體等易受騙人群；

以案釋法講解典型案例，讓公眾直觀了解婚騙套路，破除 “談婚論嫁不宜談錢” 的傳統觀念，樹立 “先核實、再投入” 的理性婚戀觀。

結束語

河南 “職業新娘” 婚騙案撕開了婚姻詐騙的殘酷面紗，177 萬元的涉案金額背后，是 5 個家庭的破碎與無數人的心靈創傷。

這場騙局不僅暴露了部分人對法律的漠視、對誠信的踐踏，更反映出當前婚騙治理體系的短板與不足。

婚姻的本質是信任與責任，而婚騙團伙將其異化為詐騙工具，既違背了公序良俗，也觸碰了法律紅線。

遏制婚騙犯罪，既需要法律亮劍、嚴懲不法分子，讓失信者付出沉重代價；也需要制度兜底、堵住監管漏洞，讓刑釋人員 “出獄不脫管”；更需要每個人保持理性與警惕，筑牢自我保護的第一道防線。

唯有多方合力、標本兼治，才能凈化婚戀環境，讓婚姻回歸愛情與責任的本質，讓 “全劇組式” 婚騙無處遁形，讓每個渴望幸福的人都能在安全、誠信的環境中收獲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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