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因職務犯罪被判13年，他一生值得尊敬

有這樣一個人，22歲就當上縣長，跟焦裕祿一起治理蘭考的風沙鹽堿，把自己坐的吉普車、轎車都賣了分給窮苦百姓。

1979年被判刑13年，坐了11年牢，可2004年去世那天，十萬蘭考人自發送行，沿街磕頭，5個小時才走完那條送別的路。

一個坐過牢的干部，為什么能讓老百姓如此懷念？他到底為蘭考做了什么？

1949年那會兒，張欽禮才22歲，組織上就讓他當考城縣的縣長。

這在當年可不是什么稀罕事，革命年代提拔干部看的是覺悟和能力，年紀輕不代表干不了事。

張欽禮上任后沒住縣政府的大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里，天天往村里跑。

那時候沒汽車，他就騎著自行車，一個村一個村地轉，哪里有水坑，哪塊地堿重，哪家困難戶，他心里都有數。

1954年，蘭封縣和考城縣合并成蘭考縣，張欽禮繼續當縣長。

這一當就是好些年，他把蘭考的每條路、每片林子、每塊鹽堿地都摸了個遍。

有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活地圖"，說他閉著眼睛都能說出蘭考哪個地方長啥樣。

這不是吹的，是他用腳丈量出來的。

那些年，他的自行車不知道騎壞了多少輛，鞋底磨破了一雙又一雙。

蘭考這地方在黃河故道上，風沙、鹽堿、內澇，三害把老百姓折騰得夠嗆。

春天一刮風，沙子能把人埋住，夏天一下雨，到處是水，種啥啥不長。

張欽禮心里著急，帶著技術員到處找辦法。

他發現有些地方的泡桐樹長得好，就琢磨著大面積種樹擋風沙。

這個想法后來焦裕祿來了以后，兩人一拍即合，干得更起勁了。

1962年12月，焦裕祿調到蘭考當縣委書記，張欽禮是副書記。

兩個人年紀相仿，脾氣也對路子，都是那種恨不得把命搭上也要改變蘭考的人。

焦裕祿來之前，張欽禮已經在蘭考干了十幾年，對這里的情況門兒清。

焦裕祿一來，張欽禮就帶著他滿縣跑，哪里風沙大，哪里鹽堿重，哪個村子最困難，全都帶著看一遍。

那年冬天特別冷，風沙刮得睜不開眼。

兩個人裹著棉襖在沙窩子里蹲著，研究怎么治沙。

張欽禮說他這些年試過好些法子，種泡桐效果最好。

焦裕祿聽了就說，那咱就大干一場，把能種樹的地方都種上。

從那以后，兩個人經常一起下鄉，蹲在地頭跟老百姓嘮家常，問收成，問困難。

焦裕祿有肝病，身體不好，張欽禮就主動多跑腿。

有時候焦裕祿疼得厲害，張欽禮就一個人帶著人去查看風沙情況，回來再跟焦裕祿匯報。

兩個人配合得特別默契，一個出主意，一個跑腿干，蘭考的治沙工作就這么一點點推進。

那時候他們制定了一個計劃，要在全縣挖出防風林帶，種上幾十萬畝樹。

1964年焦裕祿病逝，張欽禮哭得跟淚人似的。

送走焦裕祿后，他把兩個人商量的那些治沙計劃全都接過來，繼續干。

他說焦書記沒干完的事，我得替他干完。

1968年，張欽禮當上了開封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按級別配了一輛吉普車。

這在當年可是了不得的待遇，多少干部想都不敢想。

可張欽禮坐了沒幾天，就覺得別扭。

他想著蘭考那些窮村子，連口糧都不夠吃，自己坐著車到處跑算什么事。

思來想去，他做了個決定，把車賣了。

這事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震動，有人說他傻，有人說他作秀。

張欽禮不管這些，他把賣車的錢拿出來，分給了蘭考最困難的生產隊。

那些隊長拿著錢，眼淚都下來了，說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干部。

1970年，張欽禮又升了，當上省革委會常委，這回配的是華沙轎車，比吉普車還高級。

結果沒多久，他又把車給賣了。

兩輛車加起來賣了4.5萬塊錢，在當年可是一筆巨款。

他把這些錢全分給了蘭考42個最窮的生產隊，讓他們買農具、修水利、改良土地。

有人問他后不后悔，他說不后悔，看著老百姓能吃飽飯，比坐什么車都舒坦。

那些年，他還是騎著自行車下鄉，從開封到蘭考，七八十里地，他一騎就是大半天。

有時候趕上下雨，渾身濕透了也不在乎，到了村里先問百姓的情況，自己的衣服濕不濕根本不提。

賣車的錢解決了燃眉之急，長遠的辦法還是得治理三害。

張欽禮帶著蘭考的干部群眾，開始大規模種樹改地。

他們的目標是挖出19萬畝防風林，改造26萬畝鹽堿地。

這個工程量大得嚇人，光靠縣里那點人力物力根本不夠。

張欽禮就發動群眾，一個村一個村地動員。

他跟老百姓說得明明白白，種樹是為了擋風沙，改地是為了能種莊稼，這都是為咱自己干的。

老百姓一聽有道理，紛紛報名參加。

那幾年，蘭考到處都是挖坑種樹的人，男女老少齊上陣，場面特別壯觀。

張欽禮自己也不閑著，哪里活重他就去哪里。

有一回在黃河故道邊上挖林帶，沙土太松，挖一鏟塌一片，進度特別慢。

他二話不說，脫了鞋挽起褲腿，跳進坑里跟大家一起干。

干部們看見了，也都跟著下去。

那一天，他們硬是挖出了好幾百米的林帶。

種樹的活兒又苦又累，春天風沙大，沙子吹進眼睛里，疼得流淚。

夏天太陽毒，曬得脫一層皮。

張欽禮從來不叫苦，還經常給大家打氣，說再堅持堅持，等樹長起來，咱蘭考就變樣了。

就這樣干了好幾年，19萬畝防風林真的種起來了，26萬畝鹽堿地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蘭考的風沙慢慢小了，地里的莊稼開始長得好起來。

張欽禮年輕時學過醫，懂些中醫的門道。

當干部這些年，他一直沒把這手藝丟下。

下鄉的時候，經常有老百姓找他看病。

他也不推辭，摸摸脈，看看舌苔，然后告訴人家該吃什么藥，該注意什么。

有個村里的老太太，常年腰疼，走不了路。

聽說張副主任懂醫術，就托人找他看看。

張欽禮專門騎車去了那個村，給老太太仔細診斷，說是腰椎的毛病，得慢慢調理。

他開了個方子，還自己掏錢讓人去抓藥。

過了一段時間，老太太真的能下地走路了，逢人就說張副主任是神醫。

這樣的事情多了，張欽禮在蘭考的名聲越來越大。

他從來不收錢，有時候還倒貼藥費。

有人勸他，您這樣太虧了。

他說老百姓生活本來就困難，能幫一把是一把。

后來即便他年紀大了，還是有很多人找他看病，他都盡力幫忙。

1979年12月24日，這一天張欽禮永遠不會忘記。

因為歷史遺留的政治問題，他被判刑13年。

消息傳到蘭考，老百姓都不敢相信，那個為蘭考干了一輩子的張副主任，怎么會被判刑？

很多人去打聽情況，想為他說句公道話。

那時候政治環境復雜，老百姓人微言輕，說話也不管用。

張欽禮就這樣進了監獄，開始了11年的鐵窗生涯。

他在監獄里沒有抱怨，每天按部就班地勞動改造，表現一直很好。

監獄在外地，離蘭考有幾百里。

蘭考的老百姓沒有忘記他，經常有人千里迢迢去探望。

有的是當年一起治沙的干部，有的是他幫助過的困難戶，有的是他看過病的病人。

他們帶著家里的土特產，帶著自家種的糧食，帶著一片心意去看張欽禮。

每次探望，張欽禮最關心的還是蘭考的情況。

他問那些樹長得怎么樣了，問鹽堿地改造得咋樣了，問老百姓日子過得好不好。

聽說蘭考一年比一年好，他臉上就露出笑容。

他跟來探望的人說，我這輩子沒白干，蘭考變好了，我就值了。

1990年5月，張欽禮刑滿釋放，那年他已經63歲了。

坐了11年牢，身體虧損得厲害，頭發全白了，人也瘦了一圈。

有關部門考慮到他年紀大，身體差，安排他去療養院休養。

張欽禮拒絕了。

他說我要回蘭考，我離不開那片土地，離不開那些老百姓。

組織上拗不過他，只好同意。

回到蘭考的那天，很多老百姓聽說了，自發到路口迎接。

看到張欽禮下車，有人當場就哭了。

這以后的十幾年，張欽禮就住在蘭考，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他沒有了工作，沒有了職務，就是個普通老頭。

可老百姓還是喜歡找他，有困難的來，生病的來，家里有糾紛的也來。

張欽禮來者不拒，能幫就幫，能勸就勸。

快70歲的人了，他還經常騎著自行車到處轉。

有人勸他年紀大了該歇歇，他說閑不住，習慣了。

他還是關心蘭考的發展，看到哪里建設得好，就高興;看到哪里還有問題，就著急。

有時候遇到相關部門的人，他還會提建議，說說自己的想法。

2004年5月7日，張欽禮病逝于鄭州，終年77歲。

消息傳回蘭考，整個縣城都震動了。

老百姓自發組織起來，要送張欽禮最后一程。

5月17日出殯那天，十萬多名群眾聚集在送行的路上。

這個數字不是夸張，是實實在在的十萬人。

那天蘭考縣城的街道上，密密麻麻全是人。

有白發蒼蒼的老人，有中年漢子，有年輕后生，還有抱著孩子的婦女。

他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只為送張欽禮一程。

靈車緩緩行駛，送行的隊伍跟在后面，越走越長。

路邊站著的百姓，看到靈車過來，齊刷刷地跪下磕頭。

一排人跪下，又一排人跪下，綿延好幾里路。

有人邊磕頭邊哭，嘴里念叨著"張副主任，您一路走好"。

這5個小時的送行路程，震撼了所有人。

沒有人組織，沒有人安排，老百姓就是想用這種最樸素的方式，表達對張欽禮的懷念。

有記者采訪路邊的老人，問為什么來送行。

老人抹著眼淚說，張副主任是好人，他為蘭考干了一輩子，我們不能忘了他。

張欽禮下葬后，老百姓還覺得不夠，紛紛自發給他立碑。

有的是一家人湊錢立的，有的是一個村集資立的，有的是當年一起治沙的老伙計立的。

碑文上寫著各種話，有的寫"人民的好干部"，有的寫"永遠懷念張欽禮"，有的寫"蘭考不會忘記您"。

就這樣，張欽禮的墓前陸陸續續立起了100多座碑，形成了一片碑林。

這在中國歷史上都極為罕見，一個普通干部，能讓老百姓用這種方式紀念，足以說明他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那些碑不是官方立的，不是組織安排的，是老百姓自己掏錢、自己動手立的，每一座碑都飽含著深情。

張欽禮的一生很簡單，就是為老百姓辦事。

22歲當縣長，77歲去世，55年里他沒干過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實實在在幫蘭考人解決困難。

他被判刑13年，至死沒有平反，可十萬人沿街磕頭送行，墓前立起百座碑林。

這說明了一個最樸素的道理：你把百姓放心上，百姓就把你記在心里。

權力會消失，職務會卸任，只有真心為民做的事，會被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