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衛國：劉知幾“史才三長”說在中朝古代史學之比較

劉知幾是中國古代重要史學家，他的《史通》對中國唐代之前史學理論進行了系統總結，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學說不僅在中國有著相當重要的價值，隨著《史通》等著作外傳朝鮮、日本、越南，在古代東亞史學史上，也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尤其是其“史才三長”說，廣為傳頌，在朝鮮王朝尤為令人關注，值得與中國史學上的影響進行比較：一則可以考察中國古代史學對于周邊的影響，從而更深入地把握中國古代史學的特色；二則考察古代朝鮮如何吸收和借鑒中國古代史學，進而形成自具特色的朝鮮史學。

一 劉知幾“史才三長”說在中國古代的流傳

劉知幾出身徐州彭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進士及第，長安二年(702年)任史官。參與修撰起居注，與朱敬則等撰《唐書》。隨后兼修國史，先后參編《武則天實錄》《唐睿宗實錄》《唐中宗實錄》等；又編成《姓族系錄》二百卷。景龍二年(708年),辭職私撰《史通》,兩年后書成。本書結合他治史經歷，就先秦到唐代中國史學發展狀況進行了系統分析，尤其對于史書內容、撰述方法、史書體裁與體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則、史學功用等問題都進行了深入討論。開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讀《史通》而“善之”,劉知幾好友徐堅推崇其為“居史職者宜置此書于坐右”(劉晌等：《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171頁)。但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此書并未引起什么關注，進入明朝以后，其價值逐漸被發掘出來，并傳到了朝鮮等周邊國家。事實上，劉知幾的學術影響，并不僅限于這部書，即如他所提出的“史才三長”說，雖不見于《史通》,卻一直為后世所討論和弘揚。

所謂“史才三長”說，載錄于《舊唐書·劉子玄傳》,乃劉知幾對禮部尚書鄭惟忠的問題，即為何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回答。“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篇，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梗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復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劉晌等：《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第3173頁)

關于這段話的學術討論，可謂汗牛充棟，誠如瞿林東先生所言：“‘良史’和‘史才’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兩個重要范疇……劉知幾‘史才三長’說的提出，將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長期以來人們關于史家修養的談論凝成‘才’‘學’‘識’三個史學批評范疇，成為后世史學批評的標準。”[瞿林東主編：《中國史學批評史》第3卷，瞿林東、朱露川著:《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深入(隋唐時期)》,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頁]這個標準不斷被后人所討論和豐富。明代胡應麟在其基礎上提出：“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筆焉。”(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史書占畢》,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67頁)“三長”之外，提出“公心”“直筆”,實際上劉知幾《史通》對此都有深入討論。章學誠進而提出：“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盡管如此，如果“著書者之心術”不正，就會產生“似公而實逞于私，似天而實蔽于人，發為文辭，至于害義而違道”的事情，故而他認為“史德”更為重要(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內篇五《史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183頁)。“三長”之外，增加“史德”,稱為“史才四長”。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論道：“劉子玄說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并為四長。實齋此種補充甚是。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至于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玄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于才、學、識之后。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后才說到史才。”(梁啟超著,湯志鈞導讀：《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頁)梁啟超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開創者，有關史家的修養，依然延續明清以來的傳統，在劉知幾、章學誠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四長”的次序，深化此論述。

王嘉川對于前人的研究總結性論道：宋、元時期，“史才三長”成為史官選任的基本標準，明代以之為良史標準，進而提出了“真才”和“尤貴識高”“非高識不可”等論斷，他們使“史識”的概念定格在“歷史見識”的層面上，“補充以‘心術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從而搭建了由才、學、識‘史才三長’向才、學、識、德‘史才四長’轉化與演變的橋梁和紐帶……清代章學誠……·完成了由‘史才三長向‘史才四長’的轉化”(王嘉川：《明代對“史才三長”論的探討與發展》,《河北學刊》2023年第5期，第30～31頁)。只是“史才四長”在近代方由梁啟超正式完成，進而提出了“史家的四長”(王嘉川：《清代對史才三長論的運用與探討》,楊共樂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2年第1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60～61頁)。

可見，劉知幾綜合考察自先秦以來有關史家修養的討論，概括性地提出“史才三長”的論斷，隨后千余年來，成為中國古代史家討論的中心命題，一直到乾隆年間章學誠提出“史才四長”說，最終在近代由梁啟超提出“史家的四長”說，這既是對劉知幾學說的進一步發揮，更是中國古代以來對史家史學修養思考的升華。

二 朝鮮王朝對“史才三長”的關注

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不僅是中國古代史學討論的中心話題，也是朝鮮王朝史家關注的核心話題。現存史料中，高麗王朝時期，很少見討論劉知幾的學說。朝鮮王朝從國初開始，數百年間，“史才三長”說，一直是頗受關注的話題，甚至于正祖國王所出的科舉考試試題中，也提及過“史才三長”的說法，值得探討。

首先，何謂“三長”?何為“五難”?朝鮮肅宗時期重臣崔昌大(1669—1720)談到“三長”說，直接提及劉知幾。他提及司馬遷《史記》“文章奇偉”,自古以來皆言“得之名山大川”,但造成了后人誤解。實際上，崔昌大認為：“遷之作《史記》,非獨其文工也。蓋其經術學識，有所本焉爾。觀其述先訓、敘己志則曰：‘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讓焉’……非有學識者，能是乎!”接著說：“劉知幾稱史有三長，而學識居先，其有見乎此也。故余嘗曰：欲作史，當以通經為本。”[崔昌大：《昆侖集》卷六《送尹惠甫(志和)曬史赤裳山史閣序庚》,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83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年版，第101頁]不僅直接點出“劉知幾稱史有三長”,特別提出來“三長”說之中的“學識”,當以“通經為本”,系統解釋了“才”“學”“識”中的“學”,不僅需要有深厚的史學功底，更需要有深厚的經學修養，才能使史家寫出“奇偉”的文章。可見，朝鮮所論之“三長”,就是來自劉知幾。

史家三長，彼此關系如何?朝鮮史家亦有論述。大提學申在植曾上疏曰：“史事國之大典也，茍無三長，莫任其責。才、學與識，是謂三長。古人有言曰：有學無才，猶愚賈懷金，不能殖貨；有才無識，猶巧匠無材，不能成室，世罕兼之，故史才實難。”(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2317冊，憲宗一年六月十日戊戌，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62—1970年版，原書無頁碼)申在植對于“史才三長”關系的討論，乃劉知幾看法的翻版。英祖年間，議政府左參贊兼大提學趙綱(1586—1669)上疏英祖道：“古人言作史，必待三長，所謂三長，才、學、識也。臣于斯三者，無一近焉。不惟臣自知之，雖舉國之人，誰不知之?古人又言作史有五難：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事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古人既有三長，而猶以此五者為難，如使臣當之，則其難豈特百而止哉?大抵修正國史，何等大事也，前代慎重，亦復何如耶?”(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103冊，英祖二十六年十二月甲申，原書無頁碼)這篇疏全文見于《承政院日記》,乃趙綢要辭“文衡”之職。疏中所言之史家“三長”與作史“五難”,皆與劉知幾有關。才、學、識“三長”,固然系劉知幾所言，自不待言。而“作史五難”,中國古代雖有多人討論過，此處之文出自清人劉熙載《藝概》,但跟劉知幾的論斷也有關系。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閏六月二十九日，正祖出科舉策論試題談道：“張輔著三不如之論，不如者，何事也?知幾上五不可之書，不可者，何義也?當以心術為修史之范者，誰也?不以口舌爭修史之際者，誰也?”(正祖：《弘齋全書》卷四八《策問一·史》,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63冊，2001年，第235頁)在試題的諸多問題中就有一個是關于劉知幾的“五不可之書”。可見，劉知幾的史學思想成為朝鮮史家必須回應的重要問題。

劉知幾任職唐代史館，長達20年，“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他進行深刻反思，總結出官修史書五大弊病，稱之為“五不可”: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唯后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諸人會集于史館，皆自以為是，卻無修史之章法，互相牽制，修史無進展，效率極低，致使史書遲遲不能完成，乃第一大弊病。史料收集原有嚴密制度，相當廣博，后來“史官編錄，唯自詢采”,原來史料征集制度不存，全靠史家自己去搜尋，朝廷起居注不得，個人行狀闕如，州郡風俗材料不全，各方材料都不周全，如何修成史書?此第二個弊病。修史本有春秋筆法，褒貶自有原則，但史館之中“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長喙”,“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請托之風，甚囂塵上，評史論事，毫無原則，此第三個弊病。官修史書，總纂多人，各有其主，“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致使修史論人，無法專于一端，其弊四也。監修官本應“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但“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茍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此第五種弊病(劉知幾著,浦起龍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二○《外篇·忤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556頁)。劉知幾所講的“五不可”,乃是批評唐代官修史館的問題。這種官修弊病，古往今來，中外皆同，普遍存在，朝鮮官修史館也有著同樣的問題，這也是朝鮮史官提及“五難”的緣故，要引為鑒戒。

可見，前文中趙綢提到的“三長”,系史家個人修養；“五難”,系官修史書制度原因，劉知幾系最初提出這種思考的史家，都被后來中國史家加以發揮和深入討論，也成為朝鮮史家關注的問題和討論的對象。

其次，朝鮮史家以“三長”標準，自我要求，評價他人。朝鮮王朝以官方修史為主導，幾乎每朝每代都很重視官方修史，史官自覺地認為：“古之修史者，必稱三長，才、學、識是已。有三長，然后可當編摩之役。”(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579冊，英祖即位年十一月庚申，原書無頁碼)亦有曰：“史家三長，古人猶難之，類非綿力薄才所可任其重矣。”(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574冊，英祖即位年九月甲子，原書無頁碼)可見，“三長”系史官應具的素養，成為朝鮮君臣的一種共識。

朝鮮王朝開國重臣權近受命編輯《三國史略》,在《進三國史略箋》中，特別提到“臣等顧乏三長之學，思效一得之愚”(權近：《楊村集》卷二四《進三國史略箋》,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7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242頁),雖系謙辭，實際上是他以“三長之學”進行的自我要求。鄭總在《高麗國史序》中說：“惟我國王殿下即位之初，命判三司事臣鄭道傳及臣總等撰《高麗國史》。臣等承命祗懼，私竊以為質本庸陋，才乏三長，而書又不全……是以不量菲薄，輒效編摩。”[鄭總：《高麗國史序》,徐居正編：《東文選》卷九二，京城：韓國古書刊行會1914年版，第44頁]鄭總也以“才乏三長”,為自謙之說。世宗九年(1427年)三月丁巳，鄭麟趾等進謝賜恩榮宴箋提到“顧乏三長之才，濫叨親試之選，超資越級，寵已極于除官”(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世宗實錄》卷三五，世宗九年三月丁巳，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版，第66頁),依然以“乏三長之才”為自謙之詞。徐居正在《三國史節要》編成之后上箋國王，其中有言：“臣等才乏三長，慮何一得。寄謬忝于撰述，功未效于鋪張。庶紀、志、表、傳而粗嘗討論，究本末始終，而妄加刪定。祗竭數載之力，勒成一代之書。”(徐居正：《進 <三國史節要> 箋》,徐居正：《四佳文集·補遺二》,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1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88年版，第305頁)依然自謙“才乏三長”。李承召詩曰：“微臣擬撰河清頌，愧乏三長太史辭!”[李承召：《三灘先生集》卷二《題御札卷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1冊，第394頁]有“三長”之學，乃太史之學。朝鮮英祖時期左議政李宜顯是位史學上頗有造詣的重臣，多次總纂史書，曾上疏曰：“臣之所思，出于爛熟思量，夫豈過乎……乃敢自托于汗青之役，以為一分裨補之圖，亦非以有古人三長之才，黔驢短技，只在札錄之末，無能之愧，隨地然矣。”(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639冊，英祖三年五月甲戌，原書無頁碼)盡管他多次總纂史書，依然自謙“非以有古人三長之才”。可見，主持編修官修史書是朝鮮王朝大臣日常事務中非常重要的一項職責，一旦被受命，他們往往以“才乏三長”為自謙之詞，也說明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只有具備“三長之才”才能勝任史書的編撰。

如果稱贊史官有“三長”之才，則是一種極高的贊賞。權近代朝鮮太宗所擬《教藝文春秋館大學士鄭總》中，提到修《高麗史》之難，“世代既久，記錄甚繁……如或成一代之實錄，必須得三長之全材。”在他看來，“惟卿(鄭總)氣醇以清，學邃而富。言辭簡質而必信，文章典雅而可傳。皮里春秋，能謹嚴而有守；胸中權度，自精切而不差……可謂有良史之材”(權近：《楊村集》卷三○《教藝文春秋館大學士鄭總》,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7冊，第269～270頁)。用“三長全材”與“良史之材”來形容鄭總是不可多得的修史人才。在權近看來，具有“三長全材”者，就是“良史之材”。世宗國王曾稱贊議政府贊成柳觀言：“卿學討程、朱，才追班、馬，遂遭逢于千載，得出入于三朝……且修前代之史，庸展三長之才。擢置貳公，永輔四世。”(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世宗實錄》卷二四，世宗六年五月丙戌，第596頁)特別提到“庸展三長之才”,朝鮮君臣很看重史家之“三長”,世宗如此評價他，是一種極高的贊賞。李宜顯給李秉泰挽詩寫道：“史閣高開集眾賢，三長才識見君全。清談軟語公余展，洞徹心期喜不愆。”[李宜顯：《陶谷集》卷四《李副學(秉泰)挽》,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80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98頁]稱贊他“三長才識見君全”,故而主持史閣，編修史書。李裕元在給鄭元容寫《行狀》中，稱贊鄭元容：“若夫史筆秉直，劉知幾之三長也；經幄啟沃，楊安國之仁義淳質也……此皆公一臠。”(李裕元：《嘉梧稿略》冊一九《領議政文忠經山鄭公行狀》,韓國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16冊，漢城：景仁文化社2003年版，第223頁)稱頌鄭元容無以復加，首先就提及“史筆秉直”,乃“劉知幾之三長”。

可見，從朝鮮王朝初年，到朝鮮王朝末年，很多史官都自謙“才乏三長”,要真正具備“三長”,并非易事；如果被稱贊有“三長之才”,則是一種極高的贊賞。朝鮮王朝史家安鼎福說：“讀史論人，權衡甚難。后世史筆，多不可信。信其不可信之文而輕加疵評，非史家慎重之意也。大抵作史者雜碎國史秘籍、諸家碑狀、稗官野乘，折衷而為之書。蓋言之者非一人，紀之者非一手。間以虛實相亂，愛憎隨情，自非才兼三長，持心如秤者，烏得無差失。此司馬公《考異》之所以作也。”(安鼎福：《順庵先生文集》卷一八《琴英烈公文集序》,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30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168頁)因為“后世史筆，多不可信”,而作史又需要兼采多家史籍，考其真偽，論其得失，故而非“才兼三長，持心如秤者”,不可能沒有錯謬，即便是高明如司馬光，也是一邊編修《資治通鑒》,一邊對所使用的材料進行編目、排比和考訂，順勢撰成《通鑒考異》,以之糾正錯謬。所以，作為史家，“才兼三長”,十分必要。

最后，史家“三長”標準極高，如何達到這個標準，則是困擾朝鮮君臣的問題。朝鮮史家感慨：“信乎!史家之有三長，難矣!”(田祿生：《野隱逸稿》卷三，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402頁)亦有曰：“古所謂才、學、識三長，夷考今世，固未易多得，若曰不借異代，足了一世，則斯人之于此任，亦何必多讓也?”(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551冊，景宗三年二月甲戌，原書無頁碼)“至于史局之命，尤有不敢冒當者，史才之難，古人已言之矣。韓愈之實錄編述，尚有所可議；歐陽修之史局纂修，亦欲得同事者，則前輩之所逡巡，此可知也。”(《承政院日記》第601冊，英祖一年九月乙丑)史家真正有“三長”者，極為難得。即便是像司馬遷、班固這樣的古代杰出史家，朝鮮也有人批評其有所缺失。即如有論曰：“世稱子長史才，然《馬史·列傳》,其因《戰國策》者絕佳，其所自為者，大不及。世稱孟堅如子長，然《漢書·列傳》,其因《馬史》者極佳，其所自為者大不及。果史才之難也!《漢書》體裁，全是佶屈簡古，間以方言吏讀，故雖老儒宿學，多不能通曉……況能知其三長佳處乎?”(魏伯珪：《存齋集》卷二一《書漢雋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43冊，漢城：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第464頁)提到史才，朝鮮人雖然喜讀《史記X漢書》,但對于司馬遷、班固是否有史才，從這段文字中看來，他們也未必佩服。《史記》因循《戰國策》者極佳，而其自著者“大不及”;《漢書》因襲《史記》之傳記極佳，其自著者亦“大不及”,《漢書》體裁“全是佶屈簡古”,如斯史書，似乎不能說有史才，也很難說有“三長”,可見其標準之高，超乎想象。

前面提及正祖所出之策論試題，提了很多史學問題，但無一不是以中國古代史學為其討論對象。在系統討論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狀況以及相關問題之后，最后一段特別談及朝鮮官修史書情況，“惟我東方，最重史事。春秋起居之職，掌其記注；內史、外史之官，仿于成周。置史之方，若是其備。修史之道，宜得其要。”朝鮮重視修史，修史卻很難，問題多多，需要倍加重視，更重要的是“史才”難得：“觀乎實錄之纂次，而可知史法之滅裂。噫!時政之記載，既設其官；國史之編修，更屬別人。開局備員，幾盡一時之士；屬辭比事，未必三長之材。既難專心而致志，殆同余事文章。從以曠日而留時，祇令虛損經費。已失精約之道，安望著述之工，此未必不自于史學之不明，史才之難得而然也。何以則闡明《春秋》之義，而深求筆削之旨，作成荀、袁之才，而俾任編摩之責，使史學日興，而史才輩出乎?”(正祖：《弘齋全書》卷四八《策問一·史》,第236頁)

其所論即如《時政記》撰修官不參與《實錄》編修，不遵史法；真正修史之人，未必有“三長之材”,且不專心史事，“殆同余事文章”,從而導致修史久久不能完成，徒耗經費，既不明史學，又不用史才，焉能“闡明《春秋》之義，而深求筆削之旨，作成荀、袁之才”,因而正祖希望科舉士子提出解決辦法，但似乎也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這個試題乃采取批評與質疑的提法，對中朝古代史學的特色、問題都進行了概括，充分說明朝鮮古代史學跟中國古代史學緊密的聯系，將朝鮮史學視作中國古代史學的分支，一點都不為過。其中特別提到劉知幾的“五不可之書”“三長之材”,從中可見劉知幾史學思想早已融入朝鮮史學的發展脈絡之中，成為他們學習、模仿、思考甚至辯駁的對象，而其“史才三長”說，更是朝鮮君臣津津樂道、自我對照的標準。

三 古代中朝“史才三長”說之異同

劉知幾“史才三長”說，傳到朝鮮王朝后，成為他們時常討論的話題。從問題的提出，到“三長”的關系，雖大體相似，實際上亦有不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史才三長”,中朝都是講的史家修養，但在用詞方面來看，中朝有所不同。劉知幾最初是稱“史才”之“三長”,到清代之章學誠，依然是提出“史才”之“四長”,特別重視“史才”一詞。相比之下，朝鮮并沒有特別強調用“史才”,誠如前面提到過的，朝鮮用“史”“史家”,或者“才乏三長”“三長之材”,在傳播過程之中，出現了用詞的變化，不像中國從唐朝劉知幾以后，一直是用“史才”一詞，到近代梁啟超才改用“史家”取代“史才”,朝鮮王朝用詞則較為隨意。

其二，中國古代所講之“史才三長”,并無官私不同，朝鮮更多偏重于對官方史家的要求，參與討論的也主要是官方史家。劉知幾盡管在唐代史館20年，提出了官修史書之“五不可”,但他所討論的“史才”,并不特別指稱官方史家，也可以指私修史家。朝鮮王朝大有不同。朝鮮王朝史學以官方史學為主導。誠如前文提到諸多事例，絕大多數都是朝中史官，他們受命主持編撰官修史書，以至于正祖國王親自出的科舉策論題目中，都提及“三長”之說。實際上，就是朝鮮君臣對官方史官的要求。朝鮮王朝的史學，不僅是以官方史學為主導，有時甚至是以國王為主導，朝鮮王朝國王對官方修史的重視，遠勝于中國皇帝。朝鮮史官常常以“才乏三長”之學，表達自謙之意；若稱頌某史官有“三長之學”,則是一種極高的贊賞。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多見，盡管也以“三長”作為史官的要求，但是并不像朝鮮那樣重視。從參與討論的人來看，中國古代更多的是一些私家學人，去討論史家的修養。而朝鮮參與討論的絕大多數都是朝中重臣，是官方史學的主持者和官修史書的總裁，甚至于朝鮮正祖國王親自出試題，希望各位科舉士子，提出解決“史才難得”的辦法。因此，他們關注“史才三長”的問題，主要是如何解決官修史書的問題，是為朝中官方史學服務的。

其三，朝鮮王朝對“三長”關注雖多，總體解讀未超出劉知幾的論斷。“三長”之外，關注不多，有人提出過“直”的重要性曰：“噫，任史職者，雖使才備三長，茍欠一直，其余固無足觀，而況誣對淑問，罔君可為，則史直，非所可論也。”(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613冊，英祖二年三月辛亥，原書無頁碼)這里所言之“直”,跟胡應麟所言之“直筆”“公心”相關，但未見有像章學誠那樣提出“史德”的重要性，進而發展“三長”之說。

綜上所述，劉知幾“史才三長”說及其《史通》等著述，在古代中朝都有廣泛的影響。“史才三長”說，成為中國宋明以來對于史家的基本要求，被章學誠加上“史德”,拓展為“史才四長”說。朝鮮王朝廣泛接受了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朝鮮王朝是以官方史學為主導，最關注“史才三長”學說的幾乎都是官方史官。朝鮮史官每每以“才乏三長”為自謙之詞，若稱贊某人有“三長之學”,則是一種極高的贊賞。但他們對如何才能培養“三長”之學，則始終是個十分關注但又難以解決的問題，故而正祖國王作為科舉策論題目，征詢科舉士子之建議，可見朝鮮官方對其十分重視，但卻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透過劉知幾“史才三長”說在中朝古代史學上的影響對比，既呈現了朝鮮古代史學對于中國古代史學的學習與模仿，同時也體現了朝鮮試圖提出其獨特的理解，以形成其本土的特色。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韓國漢文史部文獻編年與專題研究”(21&ZD242)]

作者孫衛國，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350。

來源：《史學月刊》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