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真通俄嗎？

2025年11月，美國《Politico》的一則獨家披露，再次把“特朗普通俄”這塊早已翻爛的石頭，重重砸回國際輿論場。

特朗普，主導了一份對烏克蘭極為苛刻的停戰方案：凍結當前戰線，事實上承認俄羅斯在頓巴斯等地的實際控制；大幅壓縮烏克蘭軍力；尤其要求烏克蘭放棄中遠程打擊能力——從戰略層面永久削弱這個國家的反攻甚至自衛能力。

更耐人尋味的是，美方匿名官員給出的理由：“如果戰爭繼續，烏克蘭無論如何都會失去領土，現在達成協議符合基輔利益。”

這已經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俄烏問題，站到普京一邊。

8月份赫爾辛基會晤上“更相信普京而非美國情報部門”的驚人表態，至今仍在歐美政界余音不絕。

時隔3個月特朗普公然運用美國霸權，施壓烏克蘭接受屈辱條件，此舉勢必令其纏繞近十年的“通俄”疑云，再次成為輿論拷問的焦點。

（1987年，特朗普第一次訪問蘇聯，并與時任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握手交談。）

那么特朗普真的通俄嗎？

且看下文分析。

一、特朗普疑似通俄的大背景：美俄長期對立與俄式情報戰

1. 冷戰沒結束，只是換了戰場

蘇聯解體并沒有帶來美俄關系的“蜜月期”。

地理位置和價值觀決定了俄羅斯依舊是美國最強大的地緣對手。

北約東擴、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格魯吉亞危機、2014 年克里米亞、頓巴斯戰事……每一步，都在強化俄羅斯的安全焦慮，也在不斷證實克里姆林宮眼中的“美國威脅論”。

普京上臺后明確提出“大國復興”，手段包括：

強軍：格魯吉亞、克里米亞、敘利亞，一次比一次更強硬；

能源武器：用天然氣價格和管道路線，牽制歐洲；

情報與信息戰：將冷戰時期的“政治滲透”升級為網絡戰、輿論戰。

從莫斯科的視角，美國就是最大、且長期的戰略對手。

這是結構性矛盾，不以任何個人的好惡為轉移。

（特朗普與第一任夫人在紅場）

2. 俄羅斯對西方政治的“新式干預”

在西方情報界的主流判斷中，俄羅斯對歐美政治的干預主要有四類：

資助、扶持極右翼、疑歐派和分離主義勢力，稀釋歐盟與北約凝聚力；

通過黑客攻擊竊取政黨、官員、企業郵件與秘密文件，擇機拋出；

操作社交媒體與“網軍”，在爭議性議題上極端放大對立情緒；

培養、拉攏關鍵政商人物，形成可利用的“友俄網絡”。

2016 年美國大選前后，法國、德國、英國等國都曾公開發布警惕俄方在選舉與公投中的介入的消息。

這是“特朗普通俄門”的大背景：俄羅斯對美國大選的干預是肯定的。

（特朗普與他的蘇聯友人在俄羅斯）

二、“通俄門”是怎么發生的？

1. 2016：民主黨郵件泄露與“黑手”

2016 年大選期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希拉里競選團隊郵件系統被黑，隨后大批內部郵件通過維基解密等平臺公開：如何在黨內初選中“偏袒希拉里、打壓桑德斯”；對媒體的“喂料”和操控；內部對捐款、名額的精算……

這些內容不違法，但極具殺傷力，直接打中了美國選民最敏感的神經——對政治精英的不信任。美國情報界很快鎖定：主干黑客組織來自俄羅斯情報體系支持。

2017 年初，美國情報部門聯合發布的報告中，白紙黑字寫道：俄羅斯高層直接授權了一場針對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行動”，包括網絡入侵、宣傳戰和社交媒體操縱，目標是削弱美國民主制度信心和希拉里·克林頓的形象，從而幫助一個“更有利于俄方利益”的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

這句話，是后來所有“特朗普通俄”討論的第一因：——俄羅斯確實下場了，而且官方評估認為，“幫助特朗普”是其動機之一。

2. 特朗普自己，親手營造了“親俄”形象

2016 競選中，特朗普在對俄問題上的話術，幾乎是為“通俄”質疑量身定制：

多次公開贊賞普京“強勢”“聰明”；

質疑北約價值，甚至拋出“保護費”論；

與歐美傳統盟友翻臉和普京稱兄道弟”。

同時，媒體也迅速發現：

特朗普集團在過去多年中努力尋求俄羅斯房地產項目，曾謀劃“莫斯科特朗普大廈”；

核心競選經理曼納福特長期為烏克蘭親俄政權服務；

多名身邊關鍵顧問有與俄方密切往來的背景。

這么多信息綜合下來，問題自然出現：俄羅斯是否有意“押寶”特朗普？特朗普是否與俄方達成某種政治交易？

3. 媒體持續爆料特朗普和俄羅斯關系密切的疑點。

2016 年后，美媒持續拋出疑點：

特朗普競選顧問與俄大使密會；

2016 年 6 月，小特朗普、庫什納（特朗普女婿）、曼納福特等人與一位俄裔女律師在紐約特朗普大廈秘密會面，女方事前通過中間人表示“有關于希拉里的黑料，來自俄羅斯政府支持”。

羅杰·斯通是特朗普的長期政治盟友，被曝與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有間接耳語式溝通，知曉即將公開民主黨內部郵件的時間點。雖然斯通否認與俄方直接聯系，但調查顯示其積極圍繞“郵件曝光”進行政治策劃。

在高度極化的政治語境中，所有碎片很快被民主黨總結出一個結論：“特朗普能贏，是因為勾結俄羅斯，在外國勢力的幫助下贏得了選舉。”

三，特朗普與俄羅斯有沒有違反美國法律的關系？

1. 特朗普與俄羅斯商業有大量的灰色交易。

公開記錄顯示，自 1990 年代起，特朗普及其企業多次嘗試進入俄羅斯市場：

反復探索在莫斯科興建“特朗普大廈”的可能；直到 2016 競選期間，“莫斯科特朗普大廈計劃”仍在內部討論之中，只是最終沒落地。

在美國接待多批俄裔或與俄有勾連的富豪客戶，對方購買其豪宅、公寓，參與項目投資；

這些行為雖不違法，卻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政治風險——一位總統候選人，竟與潛在對手國家保持著如此密切的商業聯系。

普京究竟是否掌握特朗普“把柄”無從證實，但特朗普與俄羅斯的密切關系，給了“特朗普通俄”極大的想象空間。

2. 特朗普朋友圈核心人物的“俄系背景”

莫勒調查和國會調查，把特朗普朋友圈與俄有關的關鍵人物挨個翻了個底朝天，至少有幾位有極大嫌疑：

保羅·曼納福特：

長期為烏克蘭親俄勢力和亞努科維奇政權服務；

2016 年擔任特朗普競選團隊主席；

調查發現，他曾向疑有俄情報背景人士分享特朗普競選內部數據。

后因稅務、洗錢和未登記為外國代理人罪名被定罪。

（保羅·曼納福特被捕）

邁克爾·弗林：

前國防情報局長，2016 年晚期與俄駐美大使多次接觸；

在特朗普正式就職前，與俄方討論美國對俄制裁問題；

向 FBI 隱瞞談話內容，被控作偽證，被迫辭去國家安全顧問職務。

特朗普大廈會面（2016 年 6 月）：

小特朗普、庫什納、曼納福特與一名俄裔律師在紐約秘密會面；

前期信息明確表示：對方攜帶“來自俄政府、針對希拉里的黑料”；

會面最終是否獲取實質資料，調查認為證據不足，但有一點鐵板釘釘：特朗普團隊對“來自俄政府的黑料”持歡迎態度。

羅杰·斯通：

特朗普的老牌政治盟友；

調查顯示，他通過中間人“打聽”維基解密何時釋放郵件，并圍繞這一時間節點進行攻擊性宣傳與布局。

雖未被證明與俄方直接勾連，卻清楚知道自己站在一場俄方主導的“信息戰”前端。

杰夫·塞申斯：

作為參議員和特朗普鐵桿支持者，在 2016 年與俄大使會面；

在確認司法部長任命聽證中未如實披露，引發巨大爭議，被迫回避“通俄門”相關事務。

這些事實的指向很清楚：

特朗普競選團隊中，存在一批與俄背景深度糾纏的人物；

他們確實與俄政府官員或疑似情報代理人有接觸；

在“俄方可能提供對手黑料”這件事上，特朗普陣營并不反感，甚至主動擁抱。

問題是——這夠不夠構成“犯罪意義上的通俄”？

四、莫勒調查給出的，是“無罪”還是“證據不夠”？

1. 調查授權：查三件事

2017 年 5 月，在特朗普以極其粗暴的方式解雇 FBI 局長科米之后，前 FBI 局長羅伯特·莫勒被任命為特別檢察官，授權范圍包括：

1. 俄羅斯是否、如何干預了 2016 年大選；
2. 特朗普競選團隊是否與俄政府“共謀/協調”；
3. 在調查過程中，特朗普及其團隊是否妨礙司法。

2. 報告核心結論：三句話概括

2019 年公布的《莫勒報告》超過 400 頁，但結論可以壓縮成三句：

（1）俄羅斯干預，板上釘釘。

俄方通過“互聯網研究機構”（IRA）操控社交媒體，投放極化內容；

GRU（俄軍總參情報總局）黑客入侵民主黨服務器，竊取并拋出郵件；

這些行為是有組織、有授權、有政治目的的干預行動。

（2）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政府，“證據不足以認定刑事共謀”。報告的原話是：

調查沒有確定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政府在其選舉干預活動中進行了共謀或協調。

意思是：接觸很多，曖昧不少；但還達不到刑法框架下“共謀陰謀罪”的證據標準。

（3）妨礙司法的部分，莫勒故意保持“模糊”。

報告詳細羅列了特朗普試圖左右調查的行為：解雇科米、試圖逼下屬撤換莫勒、要求白宮律師撒謊、在社交媒體上恐嚇證人等等；

但莫勒寫下了那句被引用無數次的話：“如果我們有信心得出總統明顯沒有妨礙司法的結論，我們會這么寫。”——他沒這么寫。

這句話的意思是““根據我們收集的證據，我們無法為總統免除妨礙司法的嫌疑。相反，證據表明他可能存在嚴重不當行為。但由于我們不能起訴他，所以我們不做最終的法律判決。這個‘球’現在踢給了國會，由他們來決定是否追究總統的責任。”

時任司法部長巴爾（特朗普任命）隨即出面“官方解讀”：

強調“沒有發現共謀/串通”；對妨礙司法部分做出“不足構成起訴”的判斷。在法律層面，特朗普從“通俄門”中帶傷突圍。

3. 這是不是“洗白”？要分清三個層次

從刑事司法標準看：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特朗普與俄政府事先達成犯罪協議，合謀實施黑客攻擊或信息戰。

從行為與道德評判看：報告確認團隊中存在多次不當接觸和極不體面行為，特朗普本人屢次試圖干預調查——“沒有判刑”不等于“行為清白”。

從政治后果看：民主黨與相當一部分媒體不接受“證據不夠”的結論，繼續在輿論和選舉中強化“特朗普通俄”標簽；共和黨與特朗普支持者則以此證明“獵巫失敗”，把整個調查包裝成“深層政府陰謀”。

五、“烏克蘭門”與如今的“逼烏投降”：“通俄門”的續集

諷刺的是，特朗普第一次被正式彈劾，理由不是“通俄”，而是“烏克蘭電話門”。

1. “烏克蘭門”：同一套邏輯的變體

2019 年，曝出特朗普在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時，試圖以凍結軍事援助為籌碼，要求對方配合調查拜登及其兒子在烏克蘭的商業活動。

眾議院據此認定：他利用國家利益與安全援助，謀取個人連任選舉優勢。

邏輯與“通俄門”如出一轍：

對象從“俄羅斯”換成了“烏克蘭”；

本質仍是：利用對外政策，要求外國勢力介入美國國內政治，以打擊本國政敵。

參議院最終否決彈劾案。但這起事件驗證了一件事：特朗普對“以對外政策服務個人選舉利益”這條界線，壓根不當回事。

2. 2025 年11月的停火方案：再次公報私仇。

回到一開始的新聞：特朗普政府擬定 28 條停戰方案，不是“調停和平”，而是：

以美國為中介，讓烏克蘭為俄羅斯的侵略和占領“畫押認賬”。

從“特朗普通俄”的線索鏈條看，這份方案，與其過往的一系列言行，構成了驚人的一貫性：

公開替普京辯護；對北約和歐盟冷嘲熱諷，不遺余力削弱跨大西洋共同體；現在再上升到：利用美國地位，幫俄羅斯“合法化戰果”。

用不著陰謀論，只要正常理性，都會提出這個問題：一個美國總統，為何一次次在重大結構性問題上選擇站在莫斯科那一側？

六、特朗普“通俄”到底怎么定義？

我們可以把“通俄”拆成三個層級：

1. 刑事意義上的“通俄”：是否構成犯罪共謀？

是否與俄政府事先達成協議，共同策劃和實施選舉干預？

是否有證據證明雙方就黑客攻擊、信息戰等關鍵行為形成共識并協同行動？

根據目前的公開資料與莫勒報告結論：

不存在被司法部門認定的“特朗普與俄政府共謀干預選舉”的犯罪事實；

沒有法院判決，也沒有檢方對特朗普本人就這一點提出刑事起訴。

從這一層意義上講，說“特朗普在法律上被證明通俄”，是不成立的。

2. 政治與道德意義上的“通俄”：是否在實質上迎合俄方利益？

特朗普反復公開質疑本國情報界關于俄干預的共識，多次表示更相信普京的否認；

2018 年赫爾辛基峰會，他在普京旁邊當眾表示“不認為俄有必要干預選舉”，遭到美國兩黨罕見一致批評；

競選與執政期間，他的團隊多次試圖利用（或至少歡迎）“來自俄方的信息優勢”來攻擊希拉里；

現任期內，他試圖以美國的力量逼迫烏克蘭接受有利于俄的停戰安排，從實質上幫助俄羅斯鞏固不義之戰的戰果。

從這一層意義上，很難否認：特朗普在關鍵問題上，確實表現出與俄方利益高度同向、彼此利用甚至主動迎合的趨勢。

這是否構成政治意義上的“通俄”，讀者心里自有答案。

3. 陰謀論式“通俄”：是否是“俄國代理人”“普京傀儡”？

特朗普是否被俄方掌握了致命把柄？

是否在關鍵決策上完全聽命于普京？

是否本質上是克里姆林宮在白宮安排的“棋子”？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被官方、司法或情報界公開確認的證據，能支撐“特朗普是俄代理人”的結論；

更大程度上，這種說法是民主黨、自由派媒體慣用的政治修辭，是對其諸多親俄行為的夸張定性。

理性一點說，把特朗普簡單叫作“普京傀儡”，并不嚴謹，也不利于理解現實。

七、結論：那么，特朗普真通俄嗎？

1. 在刑事法律意義上：

迄今為止，沒有證據被司法部門采信到足以認定特朗普“與俄政府共謀干預選舉”的程度；

他也沒有因為“通俄”而被起訴或定罪。→ 從這一點講，說他“在法律上被證明通俄”是不準確的。

2，在政治與道德意義上：

他多次淡化、否認和掩護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的事實；

其競選團隊對“來自俄政府的希拉里黑料”顯然“不拒絕，甚至歡迎”；

他上臺后多次以言行向普京示好，對傳統盟友則冷眼以對；

如今又在烏克蘭問題上，以美國之力為俄爭取最有利的停火結構。→ 從這個維度，可以說：特朗普在重要議題上，多次站到了俄方利益的那一邊，客觀構成了一種政治上的“通俄傾向”。

3，在陰謀論式的夸張意義上：

沒有公開證據證明他是“俄國代理人”或“掌握致命把柄的木偶”；

把一切復雜結構性問題簡化為“他被普京控制”，既缺乏事實支撐，也忽略了美國自身的制度與社會問題。→ 用“傀儡”“代理人”這樣的標簽，更多是情緒宣泄，而非嚴肅判斷。

所以，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概括——特朗普不是司法意義上被定罪的“通俄者”，但他在政治選擇和行為后果上，多次與俄羅斯利益高度同向，甚至不惜以犧牲烏克蘭和削弱盟友為代價。

這種實質性的“向俄傾斜”，比簡單的“是不是通俄”三個字，更值得警惕和思考。

在信息戰與大國博弈的時代，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某個驚天陰謀，而是：在一連串“都能自圓其說”的小選擇中，一個國家的方向，被一點點、悄無聲息地，偏向了另一個大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