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一句話，葬送日本水產重返中國的努力

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稱，中國已通過正式外交渠道通知日方，將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并要求對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進行監測。

這一決定發生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后，日媒分析認為此舉可能是中方采取的反制措施之一。

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毛寧回應相關提問時指出，日方此前承諾履行輸華水產品的監管責任，確保產品質量安全，這是日本水產品輸華的基本前提，但日方迄今未能提供所承諾的技術材料。

毛寧進一步強調，由于日本首相在臺灣等問題上的錯誤言論引發中國民眾強烈憤慨，在當前形勢下，即使日本水產品恢復對華出口，也將面臨沒有市場的現實。

這是中方第二次對日本水產品采取限制措施。

2023年8月，因日方不顧反對啟動福島核污水排海，中國宣布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

直至今年6月底，中方才宣布有條件恢復部分日本水產品進口，首批產品于本月早些時候剛剛完成通關。

1. 核污水成新壁壘

最開始，其實大家都知道，問題的根源之一，直指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后，一個始終未能解開的死結：數據透明度的全面缺失。

日本政府一再強調其核污染水經過“多核素處理系統”（ALPS）凈化后是“安全”的，但國際社會，尤其是作為近鄰和主要水產品消費市場的中國，有充分權利要求看到支撐這一結論的全部、完整、未經修飾的科學證據。

而現實是，日方提供的技術材料存在致命的“透明度黑洞”。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倡導的最嚴謹標準，對于ALPS處理水這樣復雜的混合物，必須建立一條從排放口開始，歷經海洋流動、生物吸收、食物鏈傳遞，最終抵達消費者餐桌的“全鏈條放射性核素追蹤體系”。

但日方至今未能兌現這一承諾。

其中最關鍵的幾個數據缺口，令人無法安心。

首先，公眾的注意力往往被引導到“氚”這種核素上，但經過處理的核污水中，可能含有高達64種其他放射性物質，包括鈷-60、鍶-90、碳-14等。這些物質有的半衰期更長，有的更容易在海洋生物體內富集。

日方始終未能提供對這64種關鍵核素進行實時、精準監測的完整方法學驗證報告。

就好比一家制藥廠聲稱新藥安全，卻拿不出對所有有效成分和雜質進行檢測的標準化操作規程，其所謂的“安全”結論，如何令人信服？

其次，科學界最擔憂的并非放射性物質瞬間的濃度，而是它們進入海洋生態后，經過“生物富集效應”帶來的長期、累積性風險。像鍶-90會被骨骼吸收，碳-14會參與生命循環，它們會隨著食物鏈的升級——從浮游生物到小魚，再到大魚——而成千上萬倍地濃縮。

一條體內檢出微量放射性的小魚可能無害，但以千萬條這樣的小魚為食的金槍魚，其體內的放射性活度可能會達到危險水平。

遺憾的是，日方對于這些累積性核素在特定水產品種（如帝王蟹、秋刀魚、扇貝）中的富集規律和系數，未能提供系統、可信的評估報告。

再者，須知任何缺乏有效監督的自查都難以贏得公信力。日方在核污水監測的整個鏈條中，嚴重缺乏獨立的、擁有平行采樣和檢測能力的第三方機構進行實質性監督。

其數據主要來自東京電力公司——正是福島核事故的責任方——以及完全依賴日方提供樣本和數據的國際原子能機構部分工作組。

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模式，如何能確保數據的絕對真實、可靠？

所以，面對如此巨大的數據鴻溝，我們國家依法依規抬高準入門檻，一為健康，二為環保。

中國海關總署在2024年新修訂的規程中，明確要求日方必須提供排放源周邊200海里內捕撈水產品的“種屬特異性富集系數”。這是極專業且精準的要求，直指核素在特定海洋生物體內富集的核心風險點。

然而，日方水產廳的監測標準和報告體系，竟然仍停留在2018年的舊版框架內，完全無法滿足當前形勢下對核污染風險進行精準評估的迫切需要。

信任的崩塌，始于數據的缺失。在關乎生命健康的議題上，任何“大概”、“可能”的說辭，都是對責任二字的褻瀆。

2. 政治信號準而穩

除核污水監測的問題之外，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是引爆中國億兆生民怒火的引子。

本來，今年前些時候，中日雙方還剛剛達成了“分階段恢復進口”的諒解備忘錄，為因核污水排海而冰封近兩年的日本水產品貿易，鑿開了一線曙光。

短短幾個多月后，風云突變。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臺演講，大放厥詞，公然觸碰中國核心利益中最不容退讓的底線——臺灣問題。

而后，我們采取相關的貿易管制與外交交涉行動。

這里面，其實不只是時序對應，還是一種“成本強加”的國際策略。

其核心邏輯在于：當你采取損害我核心利益的行動時，我必須讓你明確預見到，此舉將帶來你無法忽視的實質性代價。

它不是為了摧毀對方，而是為了修正對方的行為，通過施加可控的成本，迫使對方在未來的決策中三思而后行。

而且中國明顯克制了，選擇的施壓工具是水產品，而非更具戰略意義的半導體材料、高端制造設備或汽車零部件等等。

一方面，它直接關聯福島核污水排海這一日方理虧的環保與安全議題，使中方的反制在國際輿論上具備充分的正當性和道義立足點；

第二，它對日本特定地區（如北海道、宮城縣等依賴水產品出口的縣域）和地方漁業從業者造成直接沖擊，形成了精準的政治壓力，但又避免了打擊日本整體的工業命脈，防止事態無限升級；

再者，它為后續外交談判留下了充足的轉圜空間和彈性——水產品貿易可以暫停，也可以根據日方態度的變化而恢復，這遠比直接啟動金融制裁或全面貿易戰要靈活得多。

回顧歷史，我們還能看到更為清楚的變化。

在2010年釣魚島爭端期間，中國曾動用過“稀土”這一戰略性資源作為反制工具，雖然立竿見影，但也引發了全球供應鏈的劇烈震動和對中國依賴性的深度警覺。2012年的光伏“雙反”調查，則是范圍更廣的貿易對抗。

與這些相對“粗放”的手段相比，此次針對水產品的措施，顯示出中國在處理復雜雙邊關系時，正從“力量展示”轉向“智慧運用”。

我們不再追求面面俱到的打擊，而是學會了下圍棋般的“點穴”功夫，力求以最小的代價，傳遞最明確的信號，達成最核心的目標。

3. 說在最后

或許整起事件中最讓日方感到無力的一點是，行政命令可以撤銷，但一旦消費者的信任基石崩塌、市場的供應鏈條重構，那么即便未來政治綠燈再次亮起，商業的河流也再也無法流回曾經的河道。

中國的市場早已不是二十年前的模樣。

核污水排海事件，作為一個轉折點，徹底驚醒了過去對“日本制造”帶有濾鏡的龐大消費群體。恐懼與不信任，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市場力量之一。當普通家庭的主婦在選購海鮮時，開始本能地查看原產地；當年輕的食客在日料店坐下，會下意識地詢問食材來源——這種集體心理的轉變，構成了“沒有市場”最堅實的底層邏輯，它是數以億計的消費者用個人的、微小的選擇，共同投票產生的結果。

這種力量的具象化，體現在一系列冰冷的數據和活生生的商業替代中。

中國的進口渠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實現“多元化”。

于是，我們看到日本水產品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從排海前本就不算高的2.3%，斷崖式跌至可以忽略不計的0.4%。

這個數字背后，是俄羅斯遠東肥美的帝王蟹、挪威純凈海域的優質三文魚，以及來自厄瓜多爾、東南亞等地的其他水產品，已經迅速、徹底地填補了市場空白。

供應鏈一旦轉向，便形成了新的路徑依賴和商業習慣，難以逆轉。

而且，中國本土陸基水產養殖正在技術升級，2024年循環水養殖系統產量就已突破80萬噸。這意味著即便未來政治關系緩和，日本水產品也難復當年盛況——實際上，這是由消費端驅動的產業結構調整。

基于此，我大概有三個推測：

其一，日本或許會通過CPTPP等貿易協定提起申訴，但世貿組織的規則本身就賦予了成員國在科學證據不足時，為保護人民生命健康而采取臨時性預防措施的權力。

其二，中日未來或許會迫于壓力建立所謂的“核安全數據共享工作組”，但任何人都明白，技術性磋商的進程與節奏，將完全與兩國政治氛圍的冷暖同頻共振。

還有第三種可能是，日本水產品試圖通過東南亞等國進行轉口貿易，改頭換面后再輸入中國，但請不要低估中國海關日益精密的原產地追溯技術和嚴格的標簽審查制度，這堵“技術之墻”同樣難以逾越。

無論是本身的核污水問題，還是地緣政治的癡心妄想，實則是后福島時代東亞地緣經濟秩序重構的必然表征。

在當代全球化格局中，政治決策可以按下貿易的暫停鍵，但最終決定一個商品生死的，是無數消費者的信任和選擇。

如果安全焦慮摧毀了消費欲望，而產業升級恰好又提供了新的選擇，那市場的巨輪便會無情地碾過舊的貿易格局，留下一個再也回不去的昨天。

對于日本的水產業者而言，他們失去的不僅是一紙進口許可，更是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想要重新贏回來，明顯要比通過一場外交談判要漫長和艱難得多。

況且，某種意義上，“仇日”的情緒已經被再度點燃，下一步會飆升到什么程度，其實連國家也無法預料。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未經允許，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