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學壇 | 實物版本學視域下的《元史》文獻新探

《元史》是最早全面記述元代歷史的著作。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元史》纂修與版本研究”（22CTQ003）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元史》文獻學研究條件已不可同日而語，發展實物版本學是《元史》文獻學研究的應有之義。

原文 ：《開拓 <元史> 文獻學研究新局面》

作者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助理研究員 張良

圖片 |網絡

有關《元史》材料來源、編纂過程與版本源流的研究，自顧炎武、朱彝尊、錢大昕、趙翼等前輩奠定規模，成果迭出。市村瓚次郎、余元盦則最早系統梳理《元史》各部分材料來源。自1971年開始，中華書局組織開展《元史》點校，至1976年畢功。以此為契機，《元史》及其派生文獻研究在此后一段時間內頗受學界關注。

《元史》文獻研究屢有創獲

在中華書局整理本當中，《元史》校勘水平以及學術成就無疑是較為突出的，甚至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依然可以被視作二十四史乃至《元史》本身進一步整理的標桿。在文本校理方面，無論是利用《元史》傳本的精細程度，還是拓展中西參校文獻的廣度和深度，均達到相當深入的水準，并在理論層面開展了有益嘗試。相應地，圍繞《元史》纂修經過、材料來源、傳本譜系、后世流傳屢有創獲。然而，隨著舊有研究業已形成體系，至20世紀末，相關研究頗有題無剩意之慨。即便是在此背景下，依然有不少重要成果面世。

當然，既有成果還存在種種不足。第一，多關注文本“內證”，對屬于物質形態層面的版本問題因襲成說，關照不足，陷入了“向壁觀書”的窠臼。第二，文本對照失之粗糙，部分觀點因襲舊誤。第三，史料搜集尚有余地。早期成果受限于時代，大多不能窮盡相關文獻。此外，文集、方志、譜牒、金石、類書等材料還有搜稽空間。第四，對《元史》纂修背后的制度性因素關照不足。

研究條件不可同日而語

實際上，進入21世紀以來，《元史》文獻學研究條件已不可同日而語。

第一，《元史》版本條件更新迭代。《元史》洪武初刻存世極少。民國期間商務印書館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史》一書即以洪武殘帙配明嘉靖八至十年南京國子監修補本（早期南監本）影印。其洪武板片多有描潤，文本董理瑕瑜互見，板片則大失舊觀，絕不能以洪武原本等而視之。20世紀70年代《元史》點校伊始，國內尚未發現任何一部洪武全帙可用于參考，故采用百衲本做底本實屬不得已情況下的變通之舉，在當時版本條件下，算是最優選擇。而經過近幾年調查，版本條件已有很大改觀。2007年，中華書局重啟二十四史修訂，黨寶海教授即著手系統調查國內公藏《元史》版本，最為重要的發現無疑是存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洪武配南監本（索書號：NC/2700/3933.13）。與此同時，劉曉教授訪學東瀛，攜回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館藏洪武配南監本（索書號：史-I-2-73）全部照片。以北大、京大兩部洪武配南監本相配補，《元史》洪武刻本全貌幾乎可以得到徹底復原，修訂工作的版本基礎自此獲得根本性改觀。因此，在《元史》修訂于2020年重啟后不久，經過修訂小組會同中華書局商討，決定放棄百衲本，而改用洪武本作為點校底本。

第二，史料不斷涌現、整理，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資料，都有大量新成果得到披露。例如，《全元文》《全元詩》澤被既廣，實際上還有進一步利用、充實的空間；《元代湖州路戶籍文書——元公文紙印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紙背公文資料》《元代碑刻輯釋》《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近年相繼出版，以此為契機，相關石刻材料、紙背文書不斷得到披露；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藝風堂、柳風堂舊拓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均極大拓展了元史文獻的外延。此外，國家圖書館及天一閣博物院所藏《元史》修纂者徐尊生文集材料同樣頗有價值。然而，對這些材料的利用還算不上充分，對其中蘊含的價值應當深入挖掘。

第三，《元史》衍生、關聯文獻研究日漸深入。尤其是21世紀以來，圍繞《圣武親征錄》《經世大典》《六條政類》《國朝文類》等，均有足以統攝全局的成果，值得研究《元史》者參考。

幸運的是，文獻研究凋敝的情況近年來有所轉圜。一些學者通過離析史志目錄，判定材料來源并還原形成經過，擘畫出更為廣闊的研究面向，也為《元史》及其衍生文獻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在本世紀中華書局重啟二十四史修訂的背景下，考訂正史的專門研究也不斷涌現。流風所及，“史源”研究的風頭一時無二，文體學、書籍史厚積薄發，也為相關研究提供了給養。《元史》文獻學研究沾溉于此，探討單篇“史源”的專論不斷涌現。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泥沙俱下，鸚鵡學舌般起高調者有之，陷入機械化、庸俗化窠臼者亦有之，尤其需要警覺。

不斷深化“實物第一原則”

在元史研究者當中，老一輩學人較少關注實物版本，這固然有物質條件不足的原因，但無須諱言，不少學者對版本研究依然抱持輕視態度，從而導致對《元史》最早洪武刻本，以及其他存世抄、刻本的調查先天不足。這背后的思想脈絡隱然可見。清代學者洪亮吉曾論“藏書家有數等”，縷述“考訂”“校讎”“收藏”“賞鑒”“掠販”之科第，從當前的視角看，實在淺薄不經。洪氏以“考訂家”自矜，然而，究其平生為學為文，不乏虛懸鵠的之譏。實際上，文獻版本家所為學，乃以“掠販”“賞鑒”“收藏”為“校讎”“考訂”之先導，這也就是實物第一原則。非“玩物喪志”、沉潛其中，不足以成就文獻學。若以“考訂”為第一要務，則容易蹈入虛空之論。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在其《宋版的形態特徵及其鑒別法》中明確指出，版本研究“宜步武書畫鑒定，以直觀為先，關照字體、墨色、紙質，先有第一印象，繼而推理驗證其正確與否。倘以推理為先，則會陷入合理化陷阱。贗鼎彌加精巧，益覺其偽跡合理，不免惑于其中，愈加難以自拔。因此，予一律先憑直觀感受，再推究考察其真偽”。此言得之。

實際上，“文獻”本身包含文本內容與物質載體兩個基本層次，“文獻學”則是立足于文本及其載體的綜合性學問。當下人文學科已不存在純粹的“舊學”，較之百年以前，其精神內核和研究方法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傳統分科但有版本、目錄、校勘之學。然搜稽舊說，可見“文獻”之名，卻無“文獻學”之稱。所謂文獻學，其精神實質更接近于西方“新書籍史”以及日本“書志學”“圖書學”，產生至今也不過二百年左右。前者誕生于西方現代文學、古典學領域，側重還原文本及其載體的“生命歷程”。20世紀初傳入日本之后與舊學合流，催生了“書志學”（又稱“圖書學”）這一嶄新學科。如今所謂文獻學規范除在精神實質上接續顧千里、段玉裁之外，也有意無意間從這一舶來譜系中吸取養料。這提示我們，在研究《元史》過程中，須關注諸傳本的物質形態，注重文本內容與載體之間的相互貫通。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需要逐葉翻檢、上窮碧落的笨功夫。在此基礎上，嘗試親近文獻產生、衍變的時空情境，在歷史學思路下，努力開拓《元史》版本研究的新局面。當下及未來須把握這一原則，將史學研究的時空觀與傳統文獻學結合起來，舊材料、老“議題”依然可以結出碩果。

發展實物版本學是《元史》文獻學研究的應有之義，技術發展也為《元史》文獻學研究提供了助力。當前數字人文方興未艾，AI技術如日方暾，電子資源的獲取也愈發便利，這些都極大降低了“掠販”“賞鑒”的門檻。學者獲益于此，切實促進了傳統文史研究更新迭代。如果沒有各種技術的加持，以及各行業理想主義者的推動，古籍版本學大概還是豪門墻垣內秘不示人的玄學，是深宅鎖院內自我標舉的權柄。今天的文獻學研究更加年輕而富有朝氣，同技術進步密切相關。

就版本鑒別而言，傅增湘、王國維、張元濟、顧廷龍、趙萬里、黃永年、宿白等前輩已為我們樹立了很高的標桿。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尾崎康、藤本幸夫等不僅在學術觀點方面澤被此邦，其數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的研究態度更是為學者提供了參照。近年來，學者頗為注重提煉范式，不僅在具體學術實踐層面，更在方法論層面不斷深化“實物版本學”的內涵和外延，使其歷久彌新，足以昭示未來。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6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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