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的經驗，聽聽就得了

現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很多人表示擔憂，但也有一些專家教授認為中國經過40多年的高速增長，現在回落到5%甚至4%都是很正常的，還拿很多西方經濟學理論進行解釋。

但小鎮覺得，這種說法，似曾相識，之前已經發生過兩輪。另一個視角可參見《》《》《》

1.認為環境卡住增長極限

第一輪是改革開放后不久，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報告被翻譯到中國，引發了國內對人口、資源、與環境危機的討論。

《增長的極限》這份報告由羅馬俱樂部委托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多名教授撰寫，1973年首版，中文版于1984年刊印，主要是預測人類未來處境。這個報告的背景是，二戰后西方各國采用凱恩斯主義人為促進經濟增長，出現了滯脹等問題，于是引發了對人類未來發展的悲觀預期，認為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迅速消耗，原料與能源匱乏、環境負荷過重，會導致出現“世界末日”。《增長的極限》這份報告就是“世界末日”論調的代表作。

這個報告引入中國的時候，恰逢中國醞釀三峽工程的建設問題，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很多反對的聲音，1985年全國政協三峽工程考察團對三峽工程進行大規模實地考察時，考察團內部就有完全不同的意見。《增長的極限》這本書就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這個報告比較創新性地運用了計算機技術，說白了就是用計算機做了幾個函數圖形，放在現在也就是一般本科論文，但放在當年可是新鮮東西。

當時很多人神話西方經濟學，也把計算機當成能掐會算的神仙，于是這本集西方經濟學和計算機應用的報告就引起很大社會反響，三峽工程就成為這場全國性大討論的焦點。

最終1986年6月印發了《關于長江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對三峽工程所有重大技術、社會、經濟、生態與環境等問題進行全面論證，直到1989年2月，論證結束，歷時2年8個月。其間國內聘請了來自各領域的412名專家組成了14個專家組，僅領導小組會議就召開了十次，此外還邀請世界銀行及加拿大咨詢公司平行進行可行性研究。

關于三峽工程的這次全面論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開展環境影響評估，完成了由自然和社會要素構成的復雜評估體系，全面評估興建三峽工程的利弊。這次論證體現了高度的科學、民主和包容性，被后來所有重大問題決策效法。

經過全國范圍的大討論和全面論證，最終打破了對“增長”的恐懼。認為環境不是一個封閉、脆弱的系統，而是一個充滿著變化和可能性的開放系統，不必擔心《增長的極限》描述的世界末日般的未來景象，通過人的主動作為，完全可以打破極限，人的發展也可以與環境形成有益的互動。

這是第一次打破西方關于增長恐懼的大討論，隨后迎來了長達40年的中高速增長，而中國的環境并沒有因為發展變差，反而越來越好。

2.認為資源卡住增長極限

第二輪是中國入世之后沒幾年，當時國際上有一個非常尖銳地質問“誰來供給中國資源？”，認為中國增長面臨資源極限，甚至還會進一步拖累全世界。

當時國內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極為活躍，某媒體從2003年開始持續評選年度公共知識分子。而這股國外對中國發展的擔憂，也被部分“公共知識分子”進行了廣泛傳播，“普世價值”這個詞非常火爆。

有一篇報道很有名，那就是評選“年度公共知識分子”的該媒體，在2004年第9期發表的《警惕中國增長的極限》一文，作者是當時非常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認為走美式政治路線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正確道路。

這篇2004年文章又拿《增長的極限》說事，認為中國提出“2020年GDP在2000年基礎上再翻兩番”以及2050年的發展目標不切實際，具體內容小鎮不想贅述了，摘抄他的幾個核心觀點：“如果中國經濟總量再翻幾番，哪里去弄那么多資源供中國消耗？”“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很可能是一個沒有高速增長或者經濟奇跡的中國。中國必須適應這一形勢”“中國要克制自己追求經濟增長的強烈沖動”等等，甚至還把反對他的人暗諷為思想不獨立、不理智、不清醒、不自由等等。

這篇文章以及當時部分公共知識分子，是第二輪增長極限論調的代表。但沒過幾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這一論調迅速土崩瓦解，“公共知識分子”也成了臭不可聞的“公知”，而中國自2004年開始直到2019年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提前40年完成目標。

于是第二輪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極限的論調，有一次破產了。

3.認為產能過剩卡住增長極限

但很快，就來了第三輪，這次是針對產能。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就指責中國“產能過剩”是全球經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美國的這一論點被一些人奉為真理、傳到中國，最終形成了一個先進替代落后的論調，認為要削減傳統制造業，發展高新技術行業，還認為中國應當主動推進去工業化，更多依賴服務業帶動經濟增長，代表是2012年世界銀行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制定的報告。

這一論調去年又在西方盛行，也就是所謂“中國產能威脅論”，跟入世之后幾年的論調幾乎一致，無非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沖擊全球。只不過第二輪說中國增長會消耗全球資源，這一輪說中國增長導致的產能溢出會沖擊全球各國的制造業。

幾十年來沒什么新鮮玩意。

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20世紀50年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工業產值占世界的一半，這時候二戰后的復建浪潮已經基本結束，但就算這樣，從1949年到1959年，美國GDP平均增速仍然高達6.7%，幾乎翻番。

那么憑什么說改革開放40年之后的中國，就只能保持中低速甚至低增長？中國現在人均GDP才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還正在經歷兩次科技和工業改革的寶貴機遇，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在未來，而非過去。

怎么現在又開始討論所謂的“增長的極限”？就這么害怕增長嗎？

不過這次的影響力低了太多，畢竟第一次討論中國還沒有證明自己能夠完成市場經濟轉型、解決環境問題，第二次討論中國還沒有證明能夠解決資源不足問題，到了現在，環境問題已經解決了、能源問題隨著可再生能源和人類勘探技術的進步也解決了，甚至全球市場需求隨著中國不斷開拓發展中國家也被證實潛力無窮。

現在特別重要的是堅信中國的增長遠未到極限，尤其中國的工業產能仍然不夠。畢竟14億人要想達到發達國家國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數商品只能靠中國的工業體系才能滿足，現在的產能擴大十倍都未必夠，何況全球還有60億龐大的潛在市場。

打贏論戰非常重要，因為這會影響到國家的發展策略。

比如現在中國特別強勢、產能不足的造船業，2024年底手持未完工訂單為20872萬載重噸，而2024年完工量僅為4818萬載重噸，也就是說就算不再接新訂單，以目前的產能也需要4.3年才能完成。

而2025年即使在美國制裁壓力下，新接訂單出現了大幅下降，但前三季度仍然達到6660萬載重噸，使得手持訂單量達到24224萬載重噸，而前三季度完工量僅為3853萬載重噸，要完成當前訂單，需要4.7年，而2023年底全部造完還只要3.3年。

中國造船業加班加點，結果從2023年到2025年，待完工的訂單更多了。隨著美國暫停實施對華造船等行業301調查措施，中國新接訂單必然出現爆發式增長。

顯然，中國造船業是產能不足，而不是產能過剩。然而在第二輪對“增長極限”的恐慌論調下，2013年中國造船業被列為“產能過剩”行業，遭到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經歷了一段頗為困難的時期，當然，回過頭來也可以說，當時的限制倒逼中國造船業實現了由量到質的發展轉型，更加重視技術進步。

但一碼歸一碼，從2025年中國造船業產能不足來看，十幾年前認為造船業“產能過剩”，這個判斷是否需要調整？

還有很多行業都出現過類似情況。

4.識別外來錯誤論調

一定要清醒地識別，來自西方的理論、研究、論調，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值得吸收的？又有哪些存在認知局限？

比如關于先進替代落后的論調。

到底什么是先進、什么是落后？

曾經一度認為紡織業是落后，半導體是先進。真的這么簡單嗎？那么當前紡織業大量應用的“黑燈工廠”是先進還是落后？

而且中國是14億人，不是1.4億，光靠先進的高新技術產業，能夠支持如此龐大的人口嗎？

不可能的。回顧過去十幾年，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極為迅速，高技術工業占全部工業增加值從2010年的9.1%上升到2024年的15.7%，但絕對值也不過是從2010年的1.46萬億元增長到2024年的6.36萬億元，與此同時，全部工業增加值從2010年的16萬億元增加至2024年的40.54萬億元。

傳統工業和高技術工業，誰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

當然，高技術產業不能只看增長的絕對值，這就像一把寶劍的劍刃，從重量上只占寶劍很小的比重，但沒有鋒利的劍刃，殺傷力就大為下降，就打不過其他對手；但反過來，如果沒有堅韌的劍身，劍刃再鋒利也不持久。

工業以及整個經濟體系，是一個完整的生態，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依賴整個生態的進步。不可能在剝離傳統制造業的情況下，促進高技術工業的發展，因為傳統制造業正是高技術工業的客戶和市場，如果傳統制造業流失了，高技術工業也就成了無根之木，也能難長久。

美國之所以出現嚴重且幾乎不可逆的“去工業化”，正是因為在資本至上的理念下，利潤低又辛苦的傳統制造業被摧毀了，美國高技術工業乃至科技研發，不得不依賴中國。

美國之所以打不贏與中國的貿易戰，也正是因為傳統制造業的缺失，對民生而言，不起眼的傳統制造業產品，才是剛需。

幸運的是，經過前兩輪的磨煉，第三輪一眼就被看穿了。所以2021年國家確立了“先立后破”的原則，2024年3月進一步明確“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要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為中國包括AI、半導體等在內的高技術產業，提供了最寶貴的市場需求。缺乏實際市場需要，正是美國AI產業面臨的最大危機。

今天的文章簡單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圍繞“增長極限”的三輪“論戰”，結論就一句話：

不要給中國經濟的增長自我設限，不要恐懼增長、恐懼產能；必須打破錯誤的、扭曲的西方式思想對中國發展的束縛。

在工業和經濟增長上，西方相對中國，是失敗者。失敗者的話，要聽，但得有選擇性的聽，未來更應該由中國去教育西方到底應該怎么搞經濟、搞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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