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子喜歡養花是不是槽點

陪老婆去花場選花，碰到了隔壁的大姐。

雖然兩位女士都很喜歡養花，但無論怎么看，兩位女士都大不相同。

我老婆會精致的打理她的花園，會力求合理的搭配苗木的高低、花色，時常修剪，花盆也有豐富的樣式，總之，還是有點園藝的樣子。

隔壁大姐對花也是非常的熱愛，但是遠談不上園藝。大姐院子里是一個多層鐵架，把買花時常常自帶的暗紅色簡易塑料花盆依次排開，密密麻麻的幾列，跟開大會拍照一樣的隊形。

我們知道她對花是真愛的，無論秋冬，她的花長勢都基本良好，毫無疑問這需要細心的照料。而且喜歡花的人，花盆總是會越來越多，鐵架上的盆多到放不下，隊列兩端從地上又延伸出去，花的隊列呈彎彎的、粗壯的環抱狀。

這個花場是最近新開張的。兩位女士都是同道中人，于是熱情的打著招呼，交流心得，大姐說她天天來逛這個花場。

我老媽其實也很喜歡養花，她一生都是農村婦女，后來到了城市里生活，她在一所學校里做清潔工，撿回了學生們扔掉的一盆胖姑娘，就很高興的帶回家養起來，放在狹窄的窗臺上。后來這個胖姑娘長得很大很大。

這個花本名叫做“玉樹”，之所以俗名叫做胖姑娘，就是因為好養活。

花兒買回來以后，我小小的女兒陪媽媽一起翻土、移栽，興高采烈。毫無疑問，她大概率以后會很喜歡養花。

記錄這個事，是因為那一刻我想起網絡上的一個梗，說是烘焙、瑜伽、旅游......，不知道還有哪些，已經成為女生在相親時的槽點。我不知道有沒有養花？或者我的意思可能是想說，到底是養花還是烘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為什么覺得可以用一個很小的愛好去為人群分類？

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有一本書《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這本書的主旨就是講一個道理：將具體而真實的個人簡化為某種身份符號，無論這種身份是猶太人、穆斯林、敵國（如小日本）、胡圖族或圖西族、白人或黑人，它都是一種人為制造的“命運幻象”，這種認知忽略了每個具體的人所天然具有的多元屬性，從而在對人的符號化中，成為群體沖突與暴力的根源。

《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寫于2006年，阿馬蒂亞.森是從自己11歲時親歷印度教與穆斯林沖突講起，主要著眼于政治與宗教上的身份分別。人們沒有想到的是，人類自然進化而形成的兩性，竟然在21世紀的當下成為中國社會最廣泛的沖突之一。

而人們慣用的手段依然是將每個豐富多彩的個體符號化，并通過渲染符合沖突需要的個案來黑化群體。

性別對立更像是當下的年輕人對現實困境的錯誤回應，而不是一種社會學意義和現實功能上的正確。男女彼此都找錯了應該為自身困境負責的對象，又彼此受到對方的誤傷。這就像經濟窘迫的夫妻將不幸歸咎于對方而導致婚姻的解體。

畢竟有兩性才有人類，畢竟每個男孩都有媽媽，或者還有姐妹；而每個女孩都有爸爸，或者還有哥哥弟弟。我們怎么可能憎恨自己至親的親人所代表的性別？如果討厭一個性別整體，那就自然包含了親人。如果意識到這個性別整體里還有家人，那人們就不應該去討厭一個性別。

這個世界最堅實、最真實的價值堡壘就是家人。我不是說每個人都必須結婚生育，我是說每個人都有家庭，即使不結婚生育也有父母共同構成的家庭。

邪惡的觀念最終都致力于瓦解人類對親情的珍視，讓人可以為了階級斗爭、為了民族大義對親人痛下殺手。厭惡一個性別的仇恨，本質上和為了階級斗爭可以舉報母親的仇恨是一樣的，都是把親人符號化，思想毒素侵入了最后的價值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