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琨 | 中華傳統經典中的“話語”之道

話語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經典中蘊含著豐富的話語之道。話語既能傳播文明、傳承智慧，又能化干戈為玉帛、化腐朽為神奇，甚至能夠以一言之力，定天下之勢。話語的背后是思想和道理，話語的表達蘊涵著豐富的藝術，話語的傳播具有不同的形式，話語的目的在于指導實踐。中華傳統經典中的話語理論，為新時代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滋養。

話語之地位：立言不朽、言志明道

話語是人在特定社會語境中的表達，涵蓋“為何說”“說什么”“如何說”等方面，包含一定的觀念形態和價值立場。在中華傳統經典中，話語主要是以“言”的形式呈現的，“立言”與“立德”“立功”并立為“三不朽”，孔穎達疏：“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身既沒，其言尚存。”相對于生命的有限性，語言所傳達的真理則可以萬世流存、代代相傳。《詩經·定之方中》所說的“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是“君子九能”的核心內容，其中的賦、誓、說、誄、語這五項均和話語有關，這也充分說明了話語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話語是表達工具。通過言語、詞句的溝通，可以讓人了解話語主體的思想、感情、抱負、意志等，如果再加上合適的文采，則可以促進話語更好地完成表達。孔子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就有這個意思。另一方面，話語是說理傳道的載體。“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莊子·天道》），要理解言語及文字，說明語言思想的深意，就要以適當的言辭把意思表達出來。韓愈強調“修其辭以明其道”，認為話語載道，無論是闡明事情道理，還是傳遞思想意涵，都離不開言語表達；也如程頤在《御纂周易折中》所說：“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以言求理者，則存意于辭也。”

話語之功用：安人心、興家國

在中華傳統經典中，話語有積極和消極之分，比如《易經·系辭上》中說：“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話語的作用要根據話語的性質來延伸，積極話語往往起到正向的作用，消極話語則容易產生負面的影響，俗話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但積極的話語不一定好聽，因為“苦口良藥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好聽的話語也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正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中華傳統經典認為，話語雖出自一人，卻可以影響他人，“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就有此意，一人之語也可以影響眾人，正所謂“言出乎身，加乎民”（《易經·系辭上》）。話語還可以上升到國家的高度，在國家安危、興衰、成敗中發揮重要作用，“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論語·子路》）就是這個道理。古人主張通過辯論而彰顯話語的功能，能言善辯者，甚至可以改變雙方力量對比，扭轉整個局勢，如古語所云：“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戰國時期的公孫衍、張儀等雄辯之士通過話語可以達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的驚人效果。話語也可以決定戰爭或和平，《左傳》有言：“道之以文辭，兵可以弭”，這里的“文辭”，指的是外交的辭令，也就是外交話語。中國歷史上的向戌弭兵、燭之武退秦師、唐雎不辱使命、觸龍說趙太后、晏子使楚、弦高犒師等，都是用話語“化腐朽為神奇”的典型事例。

話語之表達：有理、有物、有度

中華傳統經典不僅重視話語，注重發揮話語的功用，而且在話語的表達方式上有著多重的指向。話語是一門語言藝術，言說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話語的效果，只有掌握說話的藝術，才能解決好如何言說、如何發揮話語的應有作用的問題。

首先，要話中有理。說話要講道理，不能依靠外力壓服別人，要言之有理、語重心長、一語中的，善于在話語中增加德性成分，就能起到“服人”的目的，正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其次，要話中有物。說話要誠懇實在，要言之鑿鑿、言之有物，而不能空洞無依、口若懸河、鬼話連篇、“口惠而實不至”，不然只會導致“怨災及其身”（《禮記·表記》）。再次，要話之有度。說話要適度，恰如其分、適可而止，“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盡”（《中庸·第十三章》），不能夸夸其談、振振有詞、言過其實。“言不及義”或“辭不達意”的言語辭藻必然會影響話語的表達效果，恰如其分的話語表達則是“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最后，說話要看場合。話語會因場合的變化而變化，同樣的話語在不同的場合言說，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古人認為，在什么場所，就要說什么話，公事不能私議，不能在朝言及犬馬之事等，即《禮記·曲禮下》中所說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話語之傳播：直抒胸臆或間接遞達

話語產生后本身就具有傳播效應，傳播的形式和質量直接影響話語成效。在中華傳統經典中，話語的傳播有直接傳播和間接傳播之分，具體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種是面對面傳播。這是最普遍的傳播方式，是話語主客體之間當面通過語言進行交流的傳播，耳提面命、面授機宜、對答如流就是這種形式的體現。儒家經典《論語》中的很多場景都是圍繞孔子及其弟子間的對談而展開的。第二種是以詩、歌等形式傳播。《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既包含話語傳播載體多樣之意，也強調詩、歌、聲、律在話語表達中的有機統一，唐詩、宋詞、元曲等就是通過對詩、歌、聲、律的運用促進了話語的傳播。第三種是通過寫作文章傳播。這是理論化的傳播形式，也是古人常用的傳播方式。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有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不僅說明了寫文章的重要性，也強調文章是話語流傳后世的依托，文章亦是“無聲”的話語；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章句》中也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字、句、章、篇之中，無不滲透著特定的話語。第四種是通過中介傳播。通常是托物言事、托物言情、托物言志，這里的物既有人物也有事物，人物就是傳送話語的特定個體或群體，事物就是具有語言符號象征意義的物件，如柳枝、紅豆、鴻雁、子規、管笛等，看到或者聽到這些，就會明白其中的話語含義。

話語之實踐：虛實互動、言行一致

中華傳統經典中的話語理論并不局限于話語本身，還注重話語的實踐性，將話語和行為相聯系。言語驅使行動，行動則改變現實，言行是社會變化的中樞，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易經·系辭下》）話語并非空洞的“虛”，而是在經過一定轉化后能夠撬動生活的“實”。因此，應當做到虛實互動、言行一致。

一方面，要正確看待言與事的關系。語言的產出必定受到特定事項的觸發，人們使用不同類型的話語主要是為反映某種事態或事物，這就要求正確處理正名與言事之間的關系，只有將名、言、事之間的關系理順，才能有助于實踐活動進一步開展，正如《論語·子路》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另一方面，要正確處理言與行的關系。言與行是一套聯動的機制，中國傳統的話語理論特別強調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儒家經典認為，“言顧行，行顧言”（《中庸·第十三章》），不能“聽其言而信其行”，而要“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禮記·雜記下》）；道家經典指出，“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莊子·人間世》）；墨家經典也認為，要“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墨子·兼愛下》）。也就是說，中華傳統經典反對言而無信、信口開河、言行不一，倡導言以行事、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原載：《光明日報》2025年11月15日

作者：陳明琨，系中國人民大學中華文明研究院研究員、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