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并舉，穩中求進：中國“十五五”的轉型邏輯與路徑選擇（上） | 社會科學報

推進“十五五”規劃，需處理好當前與長遠、發展與安全、政府與市場三大關系，在立足長遠的同時，破解債務、通縮、就業等現實問題。只要持續堅守改革開放、法治化與人民至上的現代化理念，“十五五”規劃必將助力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原文 ：《在“后發展時代”復雜轉型中尋求動態平衡》

作者 |濟南大學教授 趙建

圖片 |網絡

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可以稱為“后發展時代”：后工業化、后城市化、后全球化疊加共振，各種結構性矛盾叢生，在經歷房地產“漫長的告別”后，我國依然在轉型的曠野中追尋新的動力源泉。

把握好轉型的節奏和力度

從歷史維度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先后經歷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如今則面臨著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第三次大轉型。這次轉型的復雜性在于，我們不僅要完成發展模式的轉換，還要應對全球格局的重構，更要解決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破除體制機制層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礙。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首次用“合理”二字描述制造業比重，這一表述背后是對產業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對于后工業化，我們需要的是“升級”而非“退出”工業化，是通過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改造，讓傳統產業煥發新活力，讓新興產業夯實根基，而不是執意提升工業化水平，忽視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內外部矛盾與沖突。

后城市化的內涵亟待深化。過去四十年的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硬件建設”先于“軟件配套”的過程。當前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7%，2億多農民工尚未完全融入城市，這不僅制約了內需潛力的釋放，也帶來了巨大的制度成本。“十五五”時期，城市化必須從“速度導向”轉向“質量導向”，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讓城市化真正成為“人”的城市化。

后全球化時代的應對需要新智慧。與“十四五”時期相比，“十五五”時期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嚴峻，我國需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進一步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體。同時，要通過深化國內改革，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增強對全球優質資源的吸引力。

在這個關鍵時期，我們需要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既要看到轉型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也要認識到轉型帶來的巨大機遇。關鍵是要把握好轉型的節奏和力度，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錯失良機。

在破立之間尋求新平衡

現實約束：深度轉型期的多重壓力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現實壓力不僅包括周期性、結構性因素，還涉及偶然性的外部沖擊和深層次的制度障礙，它們相互交織、彼此影響，構成了“十五五”時期需要著力破解的難題。

一是供需失衡的深化。這不僅體現在傳統的總量性過剩上，更體現在結構性的供需錯配上。一方面，傳統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依然突出。另一方面，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供給與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一定的差距。值得關注的是，供需失衡正在從商品領域向要素領域延伸，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凸顯，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與技術工人短缺并存，資金“脫實向虛”現象尚未扭轉。

二是財政金融風險的聯動。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經過多年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在經濟增長放緩、土地出讓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償債壓力進一步加大。從體制層面看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地方政府缺乏穩定主體稅源，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和轉移支付，這種財政體制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地方債務風險。此外，財政金融風險的聯動在“十五五”時期可能進一步加劇。一方面，財政收支壓力可能通過多種渠道向金融體系傳導。另一方面，金融風險的處置最終又需要財政資源支持，形成風險循環。破解這一難題，既要通過債務重組、期限置換等方式緩解短期壓力，又要通過提升名義增長、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等舉措建立長效機制，但關鍵是要優化支出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真正推進民生財政的落實。

三是通縮長期化對經濟的影響。長期的通縮壓力不僅會影響企業盈利能力和投資意愿，還可能加劇債務負擔，形成“債務-通縮”循環。從周期看，總需求恢復不及預期是直接原因；從結構看，供給側改革短期內可以去產能，但從長期看，整合后的規模集約優勢也會對價格產生下拉壓力。

應對通縮壓力需要宏觀政策的精準發力。貨幣政策要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更加注重傳導機制的暢通，推動融資成本穩中有降。財政政策要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通過減稅降費、增加支出等方式刺激總需求。更重要的是要通過深化改革，破除制約內需增長的制度障礙，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主要矛盾：總量收縮“破”的過大與結構改善“立”的不足

當前的主要矛盾在于總量層面，表現在以“房地產+地方債”為代表的舊動力拖累過大，而高質量發展帶來的結構性改善較小，難以彌補總量缺口。房地產與地方債涉及普羅大眾，跟微觀體感息息相關。而新質生產力帶來的結構性改善只發生在局部領域，短期內對總量提振效果有限，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宏觀失衡。粗略估計，與之前相比，房地產投資減少了70%，房價下降了40%，土地轉讓金減少了60%，地方債中用于投資發展的部分減少了70%。房地產加地方基金對GDP增長的拖累，每年應該達到四分之一。相對新質生產力的改善，如此大的總量缺口構成了今天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關鍵問題：安全與發展的再平衡

“十五五”時期面臨的矛盾更具系統性、復雜性，突出體現在以下三組關系的處理上。

安全與發展的平衡是首要課題。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安全問題的緊迫性空前凸顯。科技安全、農作物安全、能源安全等都存在“卡脖子”的潛在隱患，金融安全、數據安全等領域也面臨新的挑戰。

安全領域投入不足可能留下隱患，投入過度又可能導致效率損失，影響經濟增長。這就需要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對不同領域的安全風險進行精準識別和分類施策，不能一聲令下而應對過度。對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關鍵領域，要確保自主可控；對一般性領域，則可以在開放合作中實現安全與發展的統一。

宏觀與微觀的協調是另一重要維度。宏觀政策在微觀層面的傳導欠佳，既與政策設計不夠精準有關，也與微觀主體活力不足相關。體制性因素尤其值得關注。“放管服”改革仍需深化，一些領域的隱性壁壘仍然制約著市場活力的充分釋放。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要提高宏觀政策的精準性和直達性，讓政策紅利更順暢地傳導至微觀主體；另一方面要著力改善微觀主體的發展環境，穩定市場主體預期，增強企業家信心。其中，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尤為重要，要在市場準入、要素獲取、權益保護等方面落實平等對待，真正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科技強國與小康生活的統一是第三個課題。建設科技強國需要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在財政資源有限的背景下，科技投入與民生支出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既保障科技創新的必要投入，又不斷改善民生福祉，是“十五五”時期需要妥善處理的重大關系。這一矛盾的本質是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國家戰略與個人福祉的不平衡。解決之道在于做好政策兜底，并找到科技創新與民生改善的結合點，讓科技發展更好惠及人民群眾，要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讓創新紅利更快更好地轉化為民生實惠。

[本文后續詳見2025年11月16日頭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6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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