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澤泓：晚清學術重鎮學海堂創建于廣州越秀山嗎

學海堂是清代學壇泰斗、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創立的書院，與此前在杭州創立的詁經精舍一樣別開生面，影響深遠，它的出現推動了清代乾嘉學派學風的發展，是清代書院發展史上一個轉折點和里程碑。有關學海堂的記述和研究著述不少，但在學海堂創辦時間、學堂地點及其教育制度的記述上，或勾勒不清，或與史實有出入，有以訛傳訛之處，較為權威的工具書或學術著作的記述混亂的情況并不鮮見，確有澄清之必要。

試舉一例，丁守和主編《中華文化辭典》“學海堂書院”條目稱：

原址在廣州城北越秀山。由清廣東巡撫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創設。阮元于嘉慶十二年（1807）巡撫廣東，極力提倡經學訓詁，并于道光元年（1821）設經古課召試學士。書院建成后，不設山長。

阮元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九月就任兩廣總督，在他任兩廣總督的九年間，七次兼署廣東巡撫，其中六次是因為巡撫調任，新巡撫未抵廣州，一次是因為巡撫入覲，每次時間多數在一兩個月，最長不超過四個半月，在新任巡撫（時已任命）到來之前兼署印務，并非兼任廣東巡撫，更不宜直接稱其官銜為廣東巡撫。該書說阮元于嘉慶十二年（1807）巡撫廣東，不僅把他到廣東的時間提前了10年，還把阮元官職說成廣東巡撫。對學海堂創辦時間與書院不設山長等舉措起始的記述，亦與史實有出入。

阮元在廣州辦學海堂時間有多長，涉及他本人對辦學影響有多大的問題。換言之，如果學海堂創設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阮元辦學海堂時間達6年多；如果學海堂創設于道光六年（1826），則阮元不到半年就離開廣州了，盡管此后仍關心和過問學海堂的管理和教學，但影響畢竟不同。關于學海堂創辦時間，較常見的有四種說法：道光六年（1826）說；道光元年（1821）說；道光四年（1824）說；嘉慶二十五年（1820）說。

上述四說中，以道光四年說最為普遍，《廣州百科全書》《廣東百科全書》等均采用此說。香港亞東學社《學海堂志·出版說明》因附在《學海堂志》之前頗為權威，道光四年說源出于此。文稱，道光四年（1824）九月，阮元在粵秀山擇地開工，建學海堂，同年十二月建成。此說的學海堂，應是學海堂在越秀山的校舍建筑，作為教育機構的學海堂，則創辦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阮元年譜》（原名《雷塘庵主弟子記》）卷六記述道光四年（1824）九月“福侍大人親至粵秀山覓地，欲建學海堂，遂在山半古木叢中定地開工”。“十二月，建學海堂成。堂為三楹，前為平臺”。據此，可以肯定的是粵秀山學海堂建成于道光四年。但文中說到在粵秀山建學海堂的理由是“蓋因連年以經古課士，士人之好古者日多，而學海堂惟在文瀾書院虛懸一扁，并無實地，是以建堂于此，實有其地而垂永久焉”。這說明學海堂此前已懸匾于文瀾書院（址在太平門外下九甫繡衣坊），自身無實地。彼時的學海堂不是虛有其名，而是開辦數年，受課士人甚多，才有必要擇地建堂辦學。又據卷五，嘉慶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二日，開學海堂，以經古之學課士子。手書‘學海堂’三字扁，懸于城西文瀾書院。”是處加按：“學海堂加課仿撫浙時所立詁經精舍之例，專課經史詩文。”這說明作為教育機構的學海堂，阮元創辦于嘉慶二十五年，且有實實在在的教學活動。

《學海堂志》述及“學海堂”之“堂”，有雙重含義：一指書院機構，如謂“本堂向來請事于大憲，俱用申文。若因事文移各州、縣，俱用平行”；一指書院建筑，又包括將在越秀山的學海堂建筑群的統稱和學海堂書院內專設以課士的主體建筑學海堂兩種情況。后者如“辟堂于此，繚以周垣，……堂中遠眺，海門可見。堂階南出，循西而下行……”。這里說的“堂”，是主體建筑，其他建筑還有文瀾閣、啟秀山房、至山亭。研究者將建筑與書院混淆，是導致學海堂創辦時間多說的主要原因。如陳東輝《阮元與學海堂》說：阮元于“道光元年（1821）春，仿詁經精舍之例，開設經古之課，示諸生以取舍之途。道光四年（1824），阮氏在廣州城北粵秀山建立了學海堂，并手書‘學海堂’三字匾額懸于城西文瀾書院”。

《學海堂志 學海堂考》書影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版

《學海堂志》記述的是學海堂在粵秀山麓建院舍后的教學、管理規制及設施，其下限一直記述到同治年間，很容易造成學海堂書院創辦于道光四年的錯覺。香港亞東學社再版說明有學海堂道光四年創辦于粵秀山之說，卻未留意到在志中的“建置·筑堂”其實交代了粵秀山學海堂之淵源：“儀征公于嘉慶丁丑持節督粵，迨辛巳，政通人和久矣，始設經古之課”。辛巳年為道光元年，證明設學海堂早于粵秀山筑堂之前。學海堂在懸匾文瀾書院的教學活動與粵秀山建成書院之初大致一樣，直到道光六年阮元即將離粵之前定下《學海堂章程》才有所改變。也正因《學海堂章程》及設學長之事在道光六年，遂有誤認學海堂創辦于道光六年之說。

既然阮元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十月二十二日就到達廣州接任兩廣總督，他又如此熱心辦學，為何抵粵兩年多才有創辦學海堂之舉呢？這與治粵背景有關。嘉慶末年，大清盛勢已漸顯轉折衰敗之勢，廣東面臨列強武裝侵擾、境內治安不寧的局面。阮元抵粵，先是忙于檢閱水師、觀察外洋及澳門夷市形勢，奏建大黃窖、大虎山炮臺，加強抵御外敵之海防以及禁鴉片；接著往粵東、粵西、廣西各處閱兵，又設法誘緝凈盡海邊小盜船，其間還審斷廣西地方大員互相攻訐之案。只有把燃眉之急的外憂內患大事理出個頭緒，他才有可能親力親為辦學。開辦學海堂，如其在《〈學海堂集〉序》中自述：“余本經生，來總百粵，政事之暇，樂觀士業。”

學海堂址涉及與今廣州市二中校址的關系，以及學海堂校脈的延伸問題。如今最普遍的說法是今在越秀山南麓的廣州市二中是在學海堂故址上建立的。查詢志籍史料，實地踏勘調查可證，此說法并不準確。

學海堂創辦83年后的光緒二十九年（1903），學海堂因清廷實行教育新制而廢，位于越秀山的書院址改為阮太傅祠——此祠在民國初年已廢沒。此來又百余年，時過境遷，實地已難覓舊址遺構。就在學海堂改祠12年后的1915年，梁啟超重返舊地尋覓阮太傅祠，在《阮蕓臺先生畫像》一文中述及：“辛亥軍興后，學海堂鞠為茂草。乙卯（1915）春余歸粵省覲，求祠（按：阮太傅祠）故址不可復得，像更何有？”可知此時學海堂已片瓦無存。

梁啟超尋祠之后14年，1929年廣州市立一中在越秀山南麓創建校舍，抗戰勝利后，此地改作市二中校舍。就今二中校址看，是否就建立于學海堂舊址上呢？

且看《學海堂志》。此志由學海堂首屆學長之一的林伯桐編纂，刻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志首有署款“香石黃培芳繪”之《學海堂圖》。黃培芳，時稱“粵東三子”之一，道光十八年七月任學海堂學長。《學海堂圖》是當時寫實，以有限篇幅繪出學海堂之方位大勢，院內屋宇主次分明，高下有致，較詳細地繪出學海堂、啟秀山房、文瀾閣、至山亭等建筑物，右上方露出一小段城墻。此圖為辨認學海堂舊址方位提供了重要依據。《學海堂志》卷首《圖說》，首篇《學海堂全圖說》稱，學海堂辟于越秀山麓，占地甚廣，筑有圍墻，主要建筑物包括學海堂、啟秀山房、至山亭；書院后墻外稍東是越王臺舊址，再往東北是鎮海樓，隔墻東鄰龍王廟；書院內廣栽竹林，梅花夾道，石徑盤繞，樹蔭草色間，以石為幾席，可見其布局格調追求山林自然之趣。

再看刊刻于同治年間的《應元書院志略》中的《應元書院圖》，越秀山麓，自西至東并列建有學海堂、龍王廟、菊坡精舍、應元書院。學海堂存在于道光四年（1824）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龍王廟是乾隆元年（1736）遷建于越秀山麓，咸豐七年（1857）毀于英法聯軍炮火，同治五年（1866）修復；菊坡精舍建于同治六年（1867）。這一說法與二中校史不同，據市二中建校70周年紀念冊《越秀春風》載二中校史《越秀書香七十載》所述，應元書院創建于同治八年（1869），光緒二十九年（1903）與菊坡精舍合并改辦存古學堂。盡管上述四組建筑群自同治八年（1869）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34年間并立于越秀山麓，但并不表明各書院先后舉辦于越秀南麓同一地點。

《應元書院志略》中的“圖說·應元書院全圖說”載：“書院西鄰菊坡精舍，復距學海堂不半里，皆課士地也。”可見學海堂與應元書院距離不遠，要想分清二者可從建筑風格入手。應元書院的主體建筑是課士之“樂育堂”，書院大門外蓮池延袤數畝。“自大門至樂育堂，層累數十級”。學海堂階梯則依山勢蜿蜒而上。兩所書院，一規整恢宏，一自然歸真，正是其建筑風格區別的重要特征。光緒三十三年（1907）之廣州城圖上，應元書院東界為應元宮道，地名及巷道至今尚存。以《應元書院志略》中的書院圖對照《廣州舊影》圖冊中民國時期市立一中校址舊照規整的梯級，可證明這里是應元書院舊址，而不是學海堂舊址。今市二中正門層累數十級之梯級寬大規整，應是當年應元書院自大門至樂育堂梯級遺制。梯級旁當代立有一石，上鐫“應元書院舊址”，署款“清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雖不知何人所立，但文字很恰當。

應元書院

如果今市二中地址并非昔日的學海堂，那么學海堂真正的地址應在何處？晚清教育改制時，應元書院與菊坡精舍合并為存古學堂，未見將學海堂并入之記載。學海堂改為阮太傅祠后旋廢沒，民國初在堂內文瀾閣廢址上曾辟建粵秀樓，為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駐蹕處。1922年叛軍炮火將粵秀樓夷為廢墟，1930年于此建了“孫先生讀書治事處”紀念碑。光緒《廣州府志》之《省城圖》，清楚地標出應元書院、菊坡精舍、龍王廟、學海堂的名稱及位置，學海堂南向正對著撫標箭道（即今中山紀念堂址），菊坡精舍南向正對著蓮塘街、衛邊街（即今吉祥路）。又，《學海堂全圖說》稱學海堂“堂后垣外稍東即越王臺故址”。阮元主修的道光《廣東通志》稱“觀音閣之東北，為越王臺故址”。觀音閣故址今建有孫中山紀念碑，可見學海堂北部在孫中山紀念碑南面以下山腰。

清代越秀山

2004年7月14日的《羊城晚報》上，黃泳添《曾是廣東著名高等學府，大大提升嶺南讀書之風——清代學海堂位置之謎揭開》一文稱，在一幅繪于1918到1919年的地圖上，找到學海堂地址位置的實證。這幅地圖居然有當時罕見的比例尺和等高線，房屋、寺廟、街道、河流等標注非常詳細。依圖可看出，“學海堂與鎮海樓正在同一軸線上，主體建筑學海堂應在現越秀公園南部孫中山讀書治事處紀念碑一帶。學海堂建筑布局追求山林之趣，堂內梯級依山勢蜿蜒而上，與地圖標示一致，這條道正在如今百步梯南梯位置”。由此確證了對學海堂位置的推斷。

其實，清代志籍中的一些地圖上也可見到學海堂的位置。如清道光十五年（1835）修同治八年（1869）重刊的《南海縣志》之《縣治附省全圖》，就可以清晰見到學海堂位置。圖中不僅標出學海堂，還包括堂中重要建筑文瀾閣，又標出學海堂西鄰的三元宮。從時間上看，當時學海堂還存在，足以說明問題。這與今天的實際情況還是很容易對照的。

綜上所述，當年學海堂舊址應在今越秀公園南部孫先生讀書治事處一帶，今越秀公園百步梯極可能是學海堂書院內梯級，而市二中校址在應元書院和菊坡精舍舊址。

最后，要講到學海堂的教學制度，其演變與學海堂的辦學地點密切相關。

清代，以八股應試為宗旨的書院，最終陷入科舉制度泥潭，難以為社會培養有用之才；專講性理之學的書院，漸而陷入陳腐僵化和虛浮空疏之弊。阮元創辦學海堂時提出“此堂專勉實學”，宣布要擺脫科舉時事的束縛，反對理學空談的學風，以實學為旗幟，培養造就通儒式的學者和能本經術為政治的人才，意在提倡和開創一種新學風。學海堂在清代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在推動嶺南學術發展和人才培養方面成績顯著，乃至影響全國，與同為阮元所創辦的杭州詁經精舍并稱，被譽為“清代考據學派的最高學府”。其辦學特點是：不專尚八股、理學，重經文史學之切實學問研究，倡導“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學風；不設山長，推行公舉學長、“擇師而從”的教學民主制度；因材施教的教學措施；自由研究的學術風氣。

學海堂既不以追求科舉為用，也不事舉業課試之文，這就使其在教育制度上得以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首先，書院將全省高才生都視為培養對象，辦學方式不同于一般書院聚徒講學。阮元提出，學海堂“為課通省舉貢生監經解詩古之所”。應課的除廣東的舉貢生監外，還有各地一些教諭、訓導和書院掌教，有類今之研究生院。為鼓勵更多的士子向學，學海堂改變原來膏火獎賞辦法，規定“有隨課之獎，無常課之額”。學海堂懸匾文瀾書院時，匯收考卷，擇優評獎，“所有舉貢生員獎給膏火一月者，折給銀一兩。佳卷漸多，學者興奮，有佳文一卷而給膏火數月者”。對于諸生的佳卷雅文，選集刊刻，褒揚學術成果，鼓勵學生鉆研學術風氣，倡導、推廣實學。粵秀山學海堂落成的道光四年（1824），由阮元選定學海堂師生撰文，刊刻成《學海堂初集》十五卷附一卷。他在《〈學海堂集〉序》中說道：“道光四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載以來，有筆有文，凡十五課”。可見學海堂從懸匾文瀾書院起，就實行季課制度不輟，《學海堂集》是對此前學海堂倡學成績的檢閱，也說明學海堂教育活動始于道光四年之前。

阮元親自參與課士、出題等活動，身體力行地倡導了實學。當時書院風氣，有的山長只掛名卻并不到院教導學生，時人吳岳《新建粵秀山學海堂記》載，阮元常常親自到學海堂與諸生講課析疑，“凡經義子史前賢諸集，下及選賦詩歌古文辭，莫不思與諸生求其程，歸于是，而示以從違取舍之途。”學海堂考試實行季課，主要由阮元或由他臨時聘請學者或其他書院出題，批改考卷。學海堂開課策問：“今大小西洋之歷法，來至中國在于何時？所由何路？……元之回回歷，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省海泊而來？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國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后、孰密孰疏？”反映阮元力排科舉八股和理學，極倡實學，在教育改革中將自然科學包括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列為實學重要內容的創新勇氣，也反映了廣州在中西方文化沖突中領風氣之先的學術文化特色。

阮元像

阮元在學海堂的教育活動，影響深遠的是制定《學海堂章程》，為繼任者所沿襲，也屢為研究學海堂教育制度者所引用。這里必須指出，引用者往往將其作為學海堂創辦伊始之章程制度，是不確切的。《學海堂章程》是阮元總結其辦學海堂乃至此前辦詁經精舍的實踐經驗所制訂，旨在“以垂久遠”，而不是一開始創辦學海堂就這么做的。

道光六年（1826）六月十三日，阮元接到部咨，奉諭調補云貴總督，第二天，即向廣州府和學海堂發出《學海堂章程》文檄，并要求“札到即便遵照辦理”。可見他對此醞釀已久，此時臻于成熟。章程共8款，主要規定設立八學長而不設山長管理學海堂，季課由學長出題，發榜由學長酌定，課卷俟日按《學海堂集》選刻；撥沙垣收租以及撥本銀生息為學海堂經費和添建小閣藏書、刻集費用。三天后，又追發文檄，責成有司嚴催不得拖欠學海堂經費，提高八學長潤筆和堂中膏火，顯示出阮元對學海堂長期辦下去的關切之心和切實措施。所謂“永不設立山長，亦不允薦山長”，設立八學長同司課事，以及對課卷評定甲乙等級散給膏火，是從此才開始，即在阮元離開廣東后才正式執行。今人不少文章說阮元創建學海堂即行八學長制，是將此舉提前了。學海堂原有山長何人，文獻無明確記載，但從學海堂初期教學活動看，應是阮元。

學海堂不設山長，設八學長共司課事的章程，雖在阮元離粵之后才執行并堅持下去，但阮元提出這兩個原則，對于舊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舉措。保證了自由研究的學術風氣。繼任督撫鑒于成憲，率能使學海堂發揮其積極作用，嶺海人物，蒸蒸日上。學海堂主講名師，先后有55人，學生有著述問世可查者，達300余人，書幾千種，對嶺南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曾受業于學海堂的陳澧、朱次琦、廖廷相、桂文燦、汪兆鏞、梁啟超等，皆是一代之名流。張之洞督兩廣時，慕“甘泉、阮文達之為人，所至以興學育才為亟”，建廣雅書院即承學海堂之余緒，以實用為依據，一洗舊習。可見學海堂影響之深遠。至于規定學海堂書院招收公舉專課肄業生、學生可在八學長中“擇師而從”，“各因資性所宜，聽擇一書專習，或先習句讀，或加評校，或鈔錄精要，或著術發明”，那是后任兩廣總督盧坤的諭令，亦體現了與阮元辦學思想的一脈相承。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時期，國立中山大學學生曾掀起要求從學校教師中自行擇師的風潮。距此一百年前，學海堂已將此列入辦學章程，殊為可貴。但記述“擇師而從”這一制度在學海堂開始實施，實事求是，只能說是在阮元之后的事，方有助于對阮元教育思想形成與實踐影響的研究。

綜上所述，學海堂并非創辦于廣州越秀山。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三月創辦學海堂時，是在廣州西關文瀾書院內懸匾開課，阮元親自主持了在此處的教學活動。直至四年后的道光四年（1824）年底，才在越秀山建起學海堂書院校舍，遷至越秀山麓辦學。在越秀山辦學一年半后，阮元即調離廣東。可以說，阮元在粵辦學，那時的學海堂址多數時間在文瀾書院址并不是越秀山。對于這段史實的厘清，除了關系到對學海堂教育實踐、教育制度等問題的研究，還關系到廣州近代教育史史實的還原。

——選自《陳澤泓《廣州古史講真》，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