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等來考公“復活賽”

比起年輕人，中年人無論是身體和精力都不如從前，網上一條熱評是，“38歲考公，體檢還能過得了嗎？”

“2026年國考年齡限制普遍放寬至38歲，應屆碩士博士放寬到43歲。”10月14日，刷到這條消息的方亭幾乎立刻做出了一個決定，停止備考注冊會計師的計劃，用3年時間沖刺考公。

事實上，很多考公圈內人更早嗅到了年齡放寬的信號。今年8月，上海市公務員局官網發布的公告顯示，執法類公務員報考年齡上限放寬到38歲。各類考公培訓機構的關于放開年齡限制的“小作文”鋪天蓋地，卡在35歲線上下的大齡考公人對這個消息尤為敏感，早早開始了備考。

國考修改年齡限制是風向標。近日，山東、天津、四川、江蘇等多省份相繼發布的2026年公務員招錄信息中也對年齡做出了修訂，與國考保持一致。

對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群體來說，他們無法舍家去外地發展，大多數受訪者更關心省考，報名國考更多是為了“試試水”。一邊是家庭責任，另一邊是工作壓力，大齡考公人無論是身體還是精力都難以和年輕人抗衡，他們中的很多人決定拉長備考戰線。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賈義猛認為，公務員招考放寬年齡限制是順應人口年齡結構形勢的變化；對于公務員隊伍來說，也需要在其他行業得到充分歷練的資深專家型、專業型人才加入，更好地提高政務服務水平。

10月24日，2026年國考報名入口正式關閉。據中公教育統計，截至10月24日17時30分，2026年國考報名總人數達3515251人，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近26萬人，刷新歷史新高，卡在年齡線被“復活”的大齡考公群體，也將迎來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競爭。

2025年3月15日，安徽省考筆試，考生在安徽省阜陽市二中考點進場參加考試。圖源 IC

“最后一次機會”

方亭出生于1989年12月，今年原本是她最后一次敲開體制大門的機會。

今年4月，方亭報名了蘇北縣城的事業編考試，以筆試第二名成績進入了面試。她此前在當地一家私企工作。生完孩子后，沒有長輩幫忙，方亭辭去了這份工作，全職在家帶娃。等到孩子稍微大一點，前東家又正好缺人，方亭才回到了職場。

然而家中瑣事卻牢牢絆住她，做飯、家務、接送孩子……前幾年丈夫“幾乎每兩年就要動一次手術”，完全離不開她照顧。方亭也曾報名過考公，但沒時間備考，總是止步于筆試。

終于等到孩子上小學了，丈夫身體恢復了，能夠分擔一些育兒壓力，方亭這才有了時間去思考自己的職業規劃。

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臺資電子廠，這個曾被視為當地最養人的單位，從巔峰時期的一千多名員工縮編到如今的兩百多人，方亭的危機感也隨著35歲一同到來。

準備事業編的筆試并不算難，進入面試，方亭才感受到真正的壓力。為了備考，她使用AI工具對話練習。方亭的丈夫是公務員，恰好又被抽調培訓成為公務員考試的面試官，方亭讓丈夫陪她練習面試，但這個過程卻是一地雞毛。

“他對我的回答不滿意，一直打擊我。”方亭感到很委屈，丈夫當年也是考了三年才考上公務員，“我說你當時報班培訓過，我是新人小白，你這樣打擊我，我就沒信心了。”面試陪練因夫妻爭吵而告終。

最終，方亭沒有通過那次面試。她斷了進體制的念想，開始一門心思準備注冊會計師考試。國慶假期結束，網購的注會復習資料剛到沒多久，方亭刷到了國考年齡放寬的新聞，她轉發給丈夫，對方回復，“國考定調了，省考肯定也會放寬，安心備考。”方亭立刻下載了考公培訓的APP。

與方亭不同，出生于1988年的楊志明在體制內已經十余年，他在山西一家事業單位工作，是考公的長跑選手。

從大學畢業到工作這十幾年來，楊志明大部分時間都在考公。2024年，是他卡在35歲最后一次參加省直公務員考試，他報考的是省委宣傳部下屬部門的崗位，并且取得了筆試第一名的成績。

得知筆試成績的那一刻，楊志明覺得，自己仿佛站在了公務員隊伍的門口，就差臨門一腳，“最后一次，必須全力以赴。”

面試是在山西社會主義學院舉行。面試會議室的樓層很高，能俯瞰整個太原城市，楊志明至今仍然記得那個場景，他穿過候考室站在樓道邊，看著遠處的景色內心五味雜陳。

多年備考的辛苦從來不曾和外人道，楊志明抱著很深的信念，等答完那三道面試題，“自己的命運就會改寫。”他甚至想好了，“上岸”后要發布的微信朋友圈內容。

然而，面試時因為緊張，他又一次失敗了。

那條“預制”的微信朋友圈最終沒有發布。他只是平靜地給家里打了一個電話告知結果，中年人連遺憾都沒有精力去消化，“你畢竟還有家庭要去照顧。”

楊志明有些灰心，心里只有一個聲音，“最后一次，結束了。”

楊志明這些年考公的準考證。受訪者供圖

為什么要考公？

為什么要考公？楊志明也時常問自己。

他大學專業是計算機，就業前景不錯。楊志明畢業的2012年，同學們熱衷于進互聯網大廠，楊志明卻只考慮體制內的職業道路，他考過國考和事業編，但均以失敗告終。

那一年山西省大學生村官面向省內26所本科院校全日制大學生以上學歷的黨員應屆畢業生選聘，五十多個應聘者競爭三個崗位，楊志明順利上岸，成為一名“村官”。

當村官的兩年半里，楊志明參加過兩次國考，目標是國稅局，兩次進面試卻未能錄取。2014年下半年，他考入了現在所在的省直事業單位。

一次工作借調到省廳，楊志明直觀地感受到，在收入和晉升途徑上，事業單位與公務員也有差距。除此之外，楊志明對自己的工作環境和狀態也不太滿意。考公的念頭越來越強烈，2017年，他又撿起了考公的復習資料，這一考就是六七年。

楊志明承認，自己的家庭是影響他擇業觀念最主要的原因。他的父親在事業單位工作，母親是公務員，所以很早就給他規劃了體制內的道路，就連這次國考年齡放寬限制，父母也格外上心，特意打來電話告訴他抓住機會。

生于1989年的岳清此前從沒有想過考公。今年7月，一個同事考上了事業單位，政審人員到岳清的公司來調查，岳清也參加了，看著同事的去向，她突然覺得，這似乎也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岳清在江蘇一家私企從事工程造價，晉升到中層后，職業天花板似乎也到頭了。建筑行業前景大不如前，岳清的收入幾乎砍半。

事實上，前幾年岳清已經感受到水溫變涼。以前公司每年都會招應屆生，如今已經好幾年沒有看到年輕面孔了。她想著再觀望一下，就這樣猶猶豫豫地來到了35歲職場紅線年齡。

轉行？自己能做什么，岳清沒有想好。業內跳槽？似乎也不是好選擇，她所在的三線城市并沒有太多選擇機會。

那么只剩下考公考編這條路了。岳清大學學的是土木工程，她的高中老師替她選了這個在當時是香餑餑的專業。全班僅有4個女生，畢業后其中一人去了設計院，其他三人進入企業做工程造價。

岳清回憶，那還是土木專業學生的黃金年代，只有極少數學生考公，連考研的都不多，因為本科生就能有不錯的工作。在三線城市的岳清畢業起薪有六七千元，遠超其他專業的同齡人。

工作后岳清認識了同行業的丈夫，兩人趕上了建筑行業時代紅利的尾巴。除了工資收入，早期行業內很多技術人員出租出借注冊執業資格證書（俗稱“掛證”）賺錢，僅這項灰色收入每年就有幾萬元。

而隨著行業周期下行以及“掛證”合規整治，同行夫妻抗風險能力的弊端顯現，家庭經濟狀況比起前些年明顯差了一截。

岳清突然意識到，家里還是要有一個人在體制內，公務員待遇與她現在的收入相差無幾，但和年輕時的擇業觀念不同，目前“穩定”的考量高于一切。

韋寧復習的資料筆記。受訪者供圖

“38歲考公，體檢還能過得了嗎？”

對于大齡考公群體來說，做出考公的決定并不容易，一邊是在職工作壓力，很少有人能夠做到裸辭備考；另一邊是家庭責任，夫妻其中一方備考意味著另一方要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并且大多數人都只考慮本地的工作崗位，國考的地方崗位不多，省考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方亭記得，自己參加本地縣城事業編考試的時候也遇到過山東來考試的年輕人，他們組團全國巡考，像方亭這種已有家庭的人，去外地發展不在她的考慮之中。

另一方面，比起年輕人，中年人無論是身體和精力都不如從前，網上一條熱評是，“38歲考公，體檢還能過得了嗎？”

回想這些年考公的經歷，楊志明覺得自己缺席了太多家庭親子時間。前幾年妻子受到他的影響也開始考公，考公成為整個家庭的頭等大事。

孩子放學后交給父母帶，夫妻倆則找一間自習室學習到晚上10點。“有時候孩子要看到媽媽才能睡覺。”楊志明說，夫妻倆回家哄完孩子睡覺還得接著學習，常常是父母半夜醒來發現兩人還在伏案苦讀，直到凌晨三四點。

幾乎每個寒暑假，孩子都被送回父母老家，這樣兩人可以安心備考。2023年春節回老家縣城，夫妻倆在大年初一就找了一家不打烊的自習室繼續學習。

楊志明妻子的專業是地理，考公幾乎沒有合適的崗位，只能報競爭更激烈的“三不限”崗位。在育兒和家庭方面，妻子付出更多，“她對考試的投入沒有我這么多。”楊志明坦承，2023年，妻子曾以筆試第二名的成績進入面試，但最終還是落選。

“和剛畢業那會兒比，我們現在記憶力和學習精力都不如從前。”楊志明說，但這些年題目的靈活性難度卻在不斷提高，他報考的省直崗位的題難度又比市縣崗位大。

為了彌補差距，楊志明只得投入更多精力，他卸載了抖音，關掉了微信朋友圈，疫情期間他索性搬到了地下室復習。

除了付出時間和精力，也有大齡考公選手另辟蹊徑。韋寧在山東一家事業單位工作，她還在社交平臺上經營著一個學習賬號，交流考公“彎道超車”的心得。

考公圈內素有“法皇漢帝宇宙機”的說法，意思是法學、漢語言文學與計算機這三大專業是考公熱門專業，招聘崗位多，而某些專業的對口崗位極少，只能去報考競爭最激烈的“三不限”崗位。

韋寧的本科專業是外語，碩士專業屬于中國語言文學大類。

原則上，明確要求“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崗位，擁有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學位的韋寧也可以報考，但她告訴新京報記者，在一些公考和事業單位的招錄中，部分碩士崗位會限制報考人的本科專業，本科外語專業的她無法報名。

為了保險起見，她還是想有一個正宗的本科“漢語言文學”專業，以保持本碩專業的一致性。北京211院校畢業的韋寧決定通過函授和自考的方式再重新“刷”一遍本科專業，盡可能增加“上岸”的機會。

2022年底的公務員考試，韋寧以2分之差未能進入面試。她參加了一所山東省內普通院校的函授本科法學的入學考試，2023年3月入學，后拿到法學的雙證。2023年至2024年她參加了山東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拿到了漢語言文學的雙證——“我現在相當于有4個專業用來考公。”韋寧說。

研究生畢業后，韋寧在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通過人才引進進入濟南的事業單位。和楊志明一樣，韋寧考公的目的也是職業晉升，她的目標是盡快評上副高職稱，但事業單位的職稱名額往往稀缺，韋寧只得把希望寄托于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的晉升路徑或者副高名額相對更寬裕的其他事業單位。

韋寧未婚，沒有家庭的牽絆，考公和她以往任何一次人生嘗試一樣，只是為了實現某種自我肯定。“很多人到了一定階段就沒有追求了”，韋寧不想過一種停滯的生活。

像游戲路上的升級打怪，她可以每年抽出3個月時間專門復習考公，甚至為此專門在單位附近租房備考。

在韋寧的講述里，她家境優渥，有一對開明的父母，有一份穩定工作。她喜歡鉆研政策，對體制內的門道侃侃而談，“山東考公地獄模式中，要數山東省直、濟南市直、青島市直最難”，而她要挑戰的，正是最困難的一條路。

韋寧在社交平臺上分享換專業備考的經歷。受訪者供圖

為35歲“松綁”

進入體制內到底意味著什么？方亭也很難說清楚，丈夫的職業生涯或許是一個參照。

方亭認識丈夫的時候，他還在一家教培機構當老師，白天給學生上課，晚上抽空復習，他只能報考“三不限”崗位，七百多人競爭一個崗位，考了三年終于“上岸”。考上公務員后，丈夫也時常勸說她考公，她逐漸認可丈夫的職業選擇。

楊志明曾為此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報班培訓費用。記得有一次周末參加完模考，他去超市買菜，順手把備考資料放在摩托車座上，買完菜回來，備考資料就不見了。這原本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卻讓他積攢了很久的情緒涌上心頭。

回顧十余年的職業生涯，楊志明覺得最開心的還是當“村官”的日子。他負責村“兩委”換屆選舉，那時候社區辦剛剛成立，一切從無到有，他打交道最多的是普通老百姓，“很純粹。”

剛畢業的楊志明每天騎一輛自行車去上班，看門大爺樂呵呵地朝他打招呼，“這孩子每天來得最早，走得最遲。”楊志明對這個評價很受用，盡管經常加班，他卻感覺自己在做實事，生活充實，“累并快樂著。”

在國考年齡放寬的消息出來以后，楊志明征求了妻子的意見，高強度的備考勢必要讓另一半承擔更多的家庭育兒責任，妻子體諒他多年的努力，愿意支持他圓夢。

對于大齡考公群體來說，國考放寬年齡限制傳遞出了一個令人振奮的信號，35歲這條職場年齡紅線似乎有了一絲松動的可能。

1994年首次公務員招錄時發布的《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規定了報考國家公務員的年齡為三十五周歲以下，2007年施行、2019年修訂的《公務員錄用規定》都延續了這一要求。再后來，“35歲”從體制內影響到體制外，逐漸成為社會職場招聘年齡的“潛規則”。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賈義猛認為，1994年初規定的35周歲年齡限制或與時代背景有關，改革開放后，干部隊伍面臨老化現象，鄧小平提出了干部“四化”標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后來被寫入十二大的黨章，提出“35周歲以下”的要求可能正是推進干部隊伍年輕化的現實舉措之一。

“現行的《公務員錄用規定》第十八條規定，報考公務員應當具備的資格條件包括年齡為十八周歲以上，三十五周歲以下；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也同時明確，這兩項條件經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批準，可以適當調整。”

賈義猛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也只規定了公務員應當具備的年齡條件是年滿18周歲，并無35周歲以下的規定，”因此，應該明確的是，一直以來，“不滿35周歲”并非一條死規定。

賈義猛告訴新京報記者，國考放寬年齡限制的原因并不復雜：首先，這是順應人口年齡結構形勢的變化，中國正在進入長壽化社會，職場人適合健康工作的年齡也在延長，這與延遲退休政策一脈相承；其次，公務員招錄的類型和形式正在變得更加靈活多元化，年齡調整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最后，對于公務員隊伍來說，也需要在其他行業得到充分歷練的資深專家型、專業型人才加入，更好地提高政務服務水平。

在賈義猛看來，此次國考年齡限制的調整對于各地省考和全國事業編招考放寬年齡限制將會形成示范和傳播效應，今年各地公務員省考和全國范圍的事業編人員招錄很有可能參考借鑒這一政策。

從更長遠的未來看，這一變革對全社會更多職業領域普遍存在的“35歲職場應聘的年齡門檻”也將產生積極的“松綁”效應，從而撬動更加公平、開放的社會就業環境的優化。

2023年楊志明妻子參加公務員面試，楊志明拍攝的考場照片。受訪者供圖

人生是沒有“岸”的

有人想“上岸”，也有人選擇“下岸”。

韋寧認識很多網絡“考友”，對這個圈子的“大神”如數家珍。有人成了職業考公選手——一個雙非院校畢業的男生考了六年，他的行測能達到80多分，這幾乎是一個天花板分數。

他曾順利“上岸”過多次，但在每一個單位他都很難干滿半年。今年他又考上了深圳的一個崗位，試用期內他辭職了，去了一家考公培訓機構工作。

韋寧的另一個“考友”，一個1988年出生的女性，從部委辭職出來創業。和前一個考友情況相似，他們并不適應體制內的工作節奏，只是喜歡考試帶來的成就感。

“行測的知識考查很全面，天文地理無所不包，申論和面試能提升一個人的綜合政治素養。”在韋寧看來，她完全理解為什么有人會把考公刷題作為一種減壓方式，可人生選擇終歸不是刷題，一個人最終還是會走上最適合自己的路。

在36歲這一年，江文強逆著潮流離開體制內，結束了14年的公職生涯。

2009年大學畢業后，他考上了離家60公里的市區公務員，成為一名警察。但漸漸地，江文強發現體制內的生活并非想象中完美。30歲左右，他考到了區直機關。一次老同學聚會，他發現同齡人中做生意的已經事業有成，而他還是一個普通科員。

最終促使他產生離職念頭的是2016年父親出了一次意外，高空墜落骨折，江文強意識到，他不愿意過一眼到頭的日子，他要辭職去外面的世界。

對一個山東人而言，這注定是個難以被身邊人理解的決定。唯有妻子支持他，江文強的妻子告訴他，即使辭職后沒有賺到大錢，也不要有壓力，這給了他信心和底氣。

辭職后，江文強給自己放了2個月假，他并不擔心工作機會。

江文強參加過兩次國考，兩次省考，除了上大學時第一次參加國考敗北之外，后面三次他的考試成績都相當優秀。

時常有考公培訓機構向他拋出橄欖枝，但既然出來了，江文強只想創業為自己打工。

“可能我們學法學的還是有一個法律夢。”現在，江文強成為一名律師，主要代理事業單位的人事糾紛案件以及行政爭議案件。這是一個相對垂直的領域，他的案源遍布全國，公職背景是他的核心競爭力。

偶爾，熟悉的朋友也會推薦人來找他培訓考公面試，去年他帶的9個人過了7個，其中一個小伙子筆試成績一般，面試以高出第一名6分逆襲成功。

這形成了某種奇妙的對照，江文強接觸的兩撥人中，一邊是想擠入體制，另一邊是想要離開體制。

他時常觀察這兩個群體，發現一些想要進入體制內的人和他當年一樣，是受到家庭影響，但每個人的個性、能力都不一樣，他們對于體制內工作的感受也不盡相同。當有人向他吐露擇業困惑時，他會和對方仔細分析哪些特質適合體制內發展，他認為有時候這比考試本身更重要。

如今，他仍然在那些“上岸”和“下岸”的故事中做一個擺渡人，但或許，“其實人生根本沒有岸。”江文強說。

（應受訪者要求，方亭、岳清、楊志明、韋寧、江文強系化名）

文丨新京報記者 李照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張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