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山海分割的伊斯蘭世界：看地圖理解亞歐大陸的宗教地理斷層

翻開世界地圖，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從大西洋岸邊的摩洛哥，到太平洋西岸的印度尼西亞，有20.1億穆斯林分布在57個國家中，然而卻未在陸地上連成一片。

這并非偶然，我認真查看地圖上那些綠色區塊間的空白處，忽然發現這些“斷點”恰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古老的幾個文化母體，諸如希臘、印度、緬甸、泰國；它們如同楔子一般，深深地嵌入伊斯蘭世界的版圖之中。

最西端的斷點是希臘。奧斯曼帝國曾統治西方文明的這個搖籃將近400年，但其東正教信仰，卻始終堅守著。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下來的時候，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殞命城垣之上；然而希臘人的信仰猶存。奧斯曼蘇丹的宗教政策較為寬容，只要基督徒繳納人頭稅，便準許他們繼續信仰宗教。這種務實的統治方式，使希臘成為分隔歐洲與亞洲伊斯蘭世界的永恒楔子。

朝東望去，印度次大陸的情形更加繁雜，此處有1.95億穆斯林，排在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之后，乃世界第三大穆斯林人口聚居之地，可是有9.66億印度教徒，這般巨大的基數令這片土地，仍然留存著千年的宗教底色。

1947年8月，英屬印度按照宗教，被劃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1000萬到2000萬人在慌亂中遷徙，旁遮普的火車站里擠滿了逃難的人，印度教徒朝東邊走，穆斯林往西邊去，途中大概有100-200萬人死亡，這是20世紀規模最大的宗教人口遷移，用血淚描繪出了南亞的宗教地理邊界。

但割裂沒有解決全部的問題，看看今天當下的地圖，什葉派主導的伊朗和伊拉克，正處于遜尼派阿拉伯世界，同中亞、南亞遜尼派國家中間。全球80%的什葉派聚集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印度這四個國家，形成了某些學者所說的“什葉派之弧”。這條弧線，不只是教派的界限，更是地緣政治的斷層。

沙特與伊朗的對峙已持續數十年。當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同印度總理莫迪握手，商議恰巴哈爾港合作時，利雅得的王室察覺到了實際壓力，巴基斯坦有兩億人口且具備核武器，沙特有石油美元，還有麥加麥地那的宗教地位，兩國互補性頗為顯著，從地圖上瞧，它們之間僅隔著伊朗與阿富汗。

繼續往東，緬甸同泰國形成了又一道屏障，這兩個國家的主要民族，很早就認同了自印度傳入的佛教，并且把它當作民族認同的關鍵部分，就算自10世紀起，阿拉伯以及波斯商人，就在馬六甲海峽相當活躍，將伊斯蘭教帶至港口城市，卻始終難以深入到內陸地帶。

泰國南部存在四個府，也就是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沙敦，此處生活著占全國5.4%的穆斯林人口，他們說馬來語，文化上更接近馬來西亞。每當曼谷政府，推行標準化泰語教育政策的時候，此處就會出現緊張的態勢，緬甸西部若開邦有100多萬羅興亞人，他們境遇更加嚴峻，2017年的軍事行動使得眾多難民涌入孟加拉國。

伊斯蘭教為什么能在如此廣袤的地方傳播，卻在這幾個節點止步了？

答案需從地理與自然、歷史層面去探尋，伊斯蘭教發端于阿拉伯半島的沙漠，這種環境令其擁有頗強的適應性，不管是中亞的草原、東南亞的熱帶雨林，或者是西非的薩赫勒地帶，伊斯蘭教全都能夠生根發芽。阿拉伯帝國、塞爾柱突厥、蒙古征服者、奧斯曼土耳其等，這些橫跨歐亞的大帝國變成伊斯蘭教傳播的媒介。

然而帝國的勢力范圍是有限的，732年圖爾戰役里，阿拉伯騎兵被查理·馬特擊敗，伊斯蘭教往西歐的擴張就此停止，德里蘇丹國的軍隊，面對南印度的密林與季風，征服變得困難重重，地理最終成為宗教傳播的關鍵因素。

印度洋貿易網絡，存在另外一條傳播途徑，阿拉伯與波斯商人駕著單桅帆船，順著季風從巴士拉到廣州往返奔波，他們在馬拉巴爾海岸、馬六甲、爪哇建立商站，依托通婚以及貿易作用力，遲緩卻持續地傳播伊斯蘭教。現在印度尼西亞有2.29億穆斯林，比任何一個中東國度都要多，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留下的遺產。

布熱津斯基于《大棋局》中寫道：“在歐亞大陸上，伊斯蘭教與其他主要宗教的交界線，構成了潛在的地緣政治斷層，”這個判斷至今仍成立，每當中東局勢緊張時，那些斷層線便會有動靜。

佇立在北京朝西眺望，喜馬拉雅山脈就好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把中國和南亞的宗教紛爭給分隔開來，可是中亞與東南亞的安穩，同中國的周邊安全息息相關，該區域集聚著全世界極其復雜的民族、宗教以及地緣層面的要素，從新疆到云南，從上海合作組織到RCEP，中國的發展，離不開這個多元世界的和平。

輿圖里那些被山海分隔開的伊斯蘭國度，所顯現的不單單是宗教的分布，還有文明的邊界、歷史的蹤跡，以及人類永恒的遷移與交融，在當下全球化的時期，這些陳舊的分界依然在塑造著世界格局，理解它們，或許是理解當代世界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