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文脈三千年：著名文化學者張龍解讀十三朝古都西安的興衰密碼

　　作為陜西文旅推廣大使、深耕古都文化數十余年的學者，張龍的足跡遍布西安的宮闕遺址、陵寢石刻、市井街巷。在他眼中，這座承載十三朝興衰的古城，絕非靜止的歷史標本，而是一部“用磚石寫就、用煙火延續”的文明長卷。他以遺存為鑰，以文脈為繩，串聯起從豐鎬二京到明清西安的三千年滄桑，解碼出這座古都文化興衰背后，關于傳承、格局與時代的深層邏輯。

　　文明奠基：周秦漢魏的文脈覺醒與格局開拓

　　張龍始終強調，西安的文化基因并非始于王朝建都，而是深植于華夏先民的文明探索之中。藍田猿人在灞河之畔留下的石器遺存，印證著百萬年前人類對這片土地的開拓；半坡遺址的彩陶上，魚紋、人面紋的抽象勾勒，不僅是原始藝術的萌芽，更藏著先民“天人共生”的生活哲學——這些史前文明的星火，為古都文化埋下了最初的種子。

　　真正的文化崛起，始于周人“經營岐豐”的壯舉。周文王筑豐京、周武王建鎬京，雙璧輝映間，不僅奠定了“左祖右社、中軸對稱”的都城規制，更孕育了影響華夏三千年的禮樂制度。張龍在解讀灃河遺址出土的青銅禮器時曾說：“這些鼎彝上的饕餮紋與銘文，不是冰冷的器物裝飾，而是‘敬天保民’的文化宣言。” 周禮所倡導的秩序、仁愛與教化，如同文明的基因，融入此后歷代都城的血脈，讓“禮樂之都”成為西安最鮮明的文化標簽。

　　秦代以“席卷八荒”的氣魄，將古都文化推向第一個雄渾高峰。張龍認為，秦始皇定都咸陽（今西安周邊），雖以“嚴刑峻法”著稱，卻完成了中華文明的關鍵凝聚——“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打破了諸侯割據留下的文化壁壘，讓文字、歷法、禮制實現大一統；阿房宮的恢弘規制（雖未完工）、兵馬俑的軍陣雄風，彰顯著“海內為一”的帝國氣象。秦磚漢瓦的厚重質感，不僅是建筑材料的革新，更象征著華夏文化從分散走向聚合的精神內核。

　　漢魏時期，古都文化在開放中走向成熟。張龍踏訪漢長安城遺址時，常駐足于未央宮前殿的夯土臺基：“這里曾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張騫持節西行的背影，踏出的是文明互鑒的通途。” 漢長安城規模空前，總人口峰值達24萬，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以包容之姿接納著四方賓客——西域的葡萄、苜蓿沿著絲路傳入，中原的絲綢、鐵器遠銷歐亞；司馬遷在長安的書齋中揮毫寫就《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家格局，為中華文明立起精神豐碑；蔡倫改進的造紙術，讓知識傳播突破了竹簡的桎梏，為文化繁榮提供了便捷載體。此時的古都，既是政治中心，更是思想創造、藝術勃發、文明交融的樞紐，其文化輻射力遠及地中海沿岸。

　　巔峰絕唱：盛唐長安的世界文明燈塔

　　在張龍的解讀中，盛唐長安的文化繁榮，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完美契合，更是古都文化的巔峰絕唱。他描述的唐長安城，是一座“被詩歌浸潤、被萬國仰望”的都城——面積達84平方公里，是漢長安城的2.4倍，108坊棋盤式布局規整有序，朱雀大街寬達150米，兩側坊市林立、宮闕巍峨。“走在唐長安的街上，你可能遇到波斯商人、日本僧侶、阿拉伯使節，胡姬酒肆的琵琶聲與駝隊的鈴鐺交織，這是真正的‘世界之都’氣象。” 張龍如是說。

　　盛唐的文化包容，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明宮含元殿的朝會，見證了“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恢弘盛景——異族官員可入朝為官，甚至位列宰相；儒釋道三教并行不悖，玄奘西行歸來譯經的慈恩寺、鑒真東渡前修行的大明寺，成為宗教文化交流的圣地；藝術創作更是百花齊放：吳道子在興慶宮繪制《嘉陵江三百里圖》，“一日而就”的灑脫造就“吳帶當風”的畫壇傳奇；顏真卿的楷書雄渾剛健、柳公權的書法骨力勁健，共同鑄就“顏筋柳骨”的書法高峰；《霓裳羽衣曲》的曼妙舞姿、《秦王破陣樂》的雄渾氣魄，展現著宮廷藝術的極致；而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沉郁，王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雅，更是將唐詩的藝術成就推向巔峰，讓長安成為“詩的都城”。

　　張龍特別強調，盛唐長安的文化繁榮，離不開強大的國力支撐與制度保障。科舉制的完善打破了門閥壟斷，讓寒門士子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人才的匯聚為文化創作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扶持，讓宮廷樂坊、畫院、書院蓬勃發展；而“兼容并蓄”的治國理念，讓外來文化與本土文明深度融合——胡服、胡樂、胡食成為時尚，甚至影響到皇室貴族的生活，這種開放不是盲目接納，而是以自身文化為根基的“取其精華”，最終形成“唐風”的獨特魅力。此時的長安，不僅是中國的文化核心，更是世界文明互鑒的典范，其影響力覆蓋東亞、中亞乃至歐洲。

　　盛極而衰：戰亂與格局變遷中的文脈沉浮

　　“古都文化的衰落，從來不是突然的崩塌，而是多重因素的長期侵蝕。” 張龍在解讀唐末長安城遺址時，語氣中滿是惋惜。安史之亂的戰火，是古都文化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點——叛軍攻破長安后，宮闕焚毀、坊市殘破，大明宮、興慶宮等核心建筑遭到嚴重破壞，人口從峰值百萬銳減至不足十萬，曾經的繁華盛景化為斷壁殘垣。“杜甫筆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正是長安戰后的真實寫照，戰火不僅摧毀了物質載體，更擊碎了盛唐的文化自信。”

　　唐末五代的持續戰亂與政權更迭，讓古都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朱溫脅迫唐昭宗遷都洛陽時，下令拆毀長安宮殿、民宅，將木材順渭水而下運往洛陽，這座千年古都遭到毀滅性破壞，“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悉毀之”，僅留下斷壁殘垣。張龍指出，政治中心的東遷，是古都文化衰落的核心誘因——自五代始，開封、洛陽、南京、北京先后成為都城，長安失去了皇權賦予的資源集聚效應，人才、資金、文化機構大量流失，曾經的文化樞紐逐漸淪為區域重鎮。

　　更深遠的影響，來自經濟格局的變遷。張龍在解讀大運河遺址時提到，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本是為了加強南北聯系、保障長安物資供應，但隨著時間推移，大運河的漕運重心逐漸南移，江南地區憑借優越的自然條件與便利的交通，成為全國經濟中心。“長安地處西北，遠離漕運干線，糧食、物資的運輸成本日益增高，難以再支撐起一座巨型都城的運轉，經濟基礎的削弱，讓文化發展失去了必要的物質保障。” 宋元時期，長安雖仍是西北軍事重鎮，但文化創作的活力大幅衰退，除了少數文人墨客的題詠，已難有影響全國的文化成果，曾經的世界名都，逐漸在歷史長河中歸于沉寂。

　　堅守與新生：明清以降的文脈傳承與當代復興

　　“衰落不等于消亡，古都文化的堅韌，在于它總能在沉淀中堅守，在時代中轉型。” 張龍在探訪明西安城墻時，常撫摸著厚重的墻磚感慨。明代初年，朱元璋下令重修西安城墻，將唐長安城的皇城部分加固擴建，形成了如今周長13.74公里的明城墻——這不僅是軍事防御的需要，更是對古都文脈的守護。城墻之上，箭樓、敵樓、角樓錯落有致，城墻之下，鐘鼓樓的晨鐘暮鼓六百年間從未間斷，成為古都文化的活態見證；碑林博物館里，從漢隸、唐楷到宋明書法的萬千碑刻，構成一部鮮活的中國書法史，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的碑帖，至今仍是書法學習者的范本；民間文化則在市井間頑強生長，秦腔的蒼涼嘶吼、皮影戲的光影流轉、牛羊肉泡饃的煙火氣息，成為古都文化最接地氣的傳承形式。

　　在張龍看來，今日西安的文化復興，正是對三千年文脈的最好回應，更是對古都興衰史的深刻注解。如今的西安，既有明城墻、大雁塔、回民街等歷史遺存的守護，也有高新區、航天基地等現代產業的崛起，古今交融成為這座城市的新標簽。“你可以在城墻下聽秦腔，也可以在高新區談人工智能；可以在碑林欣賞古代書法，也可以在大唐不夜城感受數字文旅的魅力——這種‘古今共生’，正是古都文化復興的核心密碼。”

　　張龍始終踐行著“讓歷史活起來”的使命，他通過短視頻解讀陵寢石刻、實地講解城墻歷史、參與非遺文化推廣，讓塵封的文物與普通人對話。在他眼中，十三朝古都文化的興衰，是一部濃縮的華夏文明演進史：其興，在于對文明基因的堅守、開放包容的格局與強大的國力支撐；其衰，源于戰亂的破壞、政治中心的轉移與經濟格局的變遷；而其今日的復興，則在于對歷史文脈的敬畏與創新轉化。

　　“長安不是一座博物館，而是一座活著的城市。” 張龍在一次文化講座中說道。三千年間，這座城市見證了周的禮樂、秦的雄渾、漢的開放、唐的鼎盛，也經歷了戰亂的創傷、格局的變遷，但它的文化基因從未斷裂。如今，中歐班列“長安號”的汽笛，續寫著新的絲路傳奇；數字技術讓兵馬俑“開口說話”，讓唐宮夜宴“火遍全網”；秦腔、皮影等非遺項目在年輕一代中煥發新生。十三朝古都的文化，正以更加開放、更加鮮活的姿態，在新時代續寫著屬于自己的長歌，而張龍等文化守護者的努力，正是要讓這份文明瑰寶，永遠照亮華夏大地的前路。

　　本文作者：著名文化學者、詞作家、書法家、特約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老子故里文化顧問、兩漢三國文化推廣大使、陜西文旅推廣大使、西部新聞網總編輯張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