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兩下三上”的選址歷程（三）

第二汽車制造廠“兩下三上”的選址歷程（三）

陶維平 劉明輝 左芳

導讀：1966年，一個飽受爭議的決策最終塵埃落定：第二汽車制造廠選址正式敲定落戶湖北十堰。這場歷時14年的選址之路，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歷史長卷，既考驗著決策者的戰略智慧，更深刻展現出新中國工業化的坎坷與堅韌。要讓一座占地百萬平方米的巨型工廠在一片空白中崛起，背后復雜的政治博弈、國防考量、經濟平衡，讓每一處選址都仿佛在走鋼絲。這般錯綜復雜、迂回曲折的決策歷程，不禁引人深思：為什么是十堰？這一抉擇背后，究竟藏著怎樣一段波瀾壯闊的往事？

第三次“上馬”

1962年，部隊提出兩噸半、五噸、八噸的三種軍用車型的供應需求。1964年，中共中央在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根據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的需要，要求在中國南部再建個汽車制造廠。同年，毛澤東提出三線建設的意見，第二汽車制造廠（以下簡稱二汽）成為重點項目。為落實中央決策，1964年12月，第一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一機部）在長春召開汽車規劃會議，談論涉及組織聯合公司，一種意見主張組成以第一汽車制造廠為核心、聯合東北、華北、西北的長城汽車公司，一種意見主張以二汽為核心、聯合上海、南京、武漢的長江汽車公司。會議最終確定二汽負責生產兩噸半車型。1965年4月10日，一機部正式向周恩來作出報告，建議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在內地建設一個能生產1噸至8噸各種載重汽車的重型汽車生產基地。7月16日，一機部又向周恩來報送了《關于中型載重汽車生產基地第二汽車制造廠的建設方案》。這一年的12月，中國汽車工業公司（1964年，一機部以汽車工業為托拉斯試點，成立中國汽車工業公司），決定成立由饒斌、齊抗、李子政、張慶梓、陳祖濤組成的二汽籌備處。饒斌負責籌建工作。籌備處成立前后加強了選址、建廠指導思想等方面的工作。

鐵路線的建設成為選址的關鍵因素。當時，中央決定建設川漢鐵路。1964年10月，在四川西昌召開的三線建設方案論證會上，提出過修建鐵路兩個方案：一個是南線方案，從武漢經常德到重慶；一個是北線方案，從武漢經襄樊（或宜昌）到重慶。當時，南線方案呼聲較高。1965年2月至4月，饒斌帶隊根據川漢鐵路的南線方案，到四川的宜賓、瀘州、內江、達縣和貴州的貴陽、遵義、安順等地踏勘。同年7月，選廠工作組由齊抗帶隊，第二次到湖南實地踏勘。經過踏勘后，工作組認為把廠址擺在湘西的辰溪、瀘溪、沅陵三個縣境內，相距約50公里，比較可行。工作組將這個方案向部局領導作了匯報，領導基本同意，并要求盡快深入地開展工作。8月，由汽車工廠設計處、建工部中南工業建筑設計院、一機部勘測公司華中勘測大隊、長春汽車研究所的30多人組成的選廠工作組，對辰溪、瀘溪、沅陵進行了進一步的踏勘。在踏勘和作方案的過程中，陳祖濤從北京打來電話，傳達了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要廠址靠近大山，進洞。根據中央精神，選廠址工作組修改和補充了廠址方案，還察看了數個石灰巖溶洞，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川漢鐵路改線襄陽，選址工作組入鄂踏勘。到了1965年11月，黨中央、國務院明確川漢鐵路改線，在湖北境內建設襄渝線，選廠工作組便遷往十堰至安康一帶選址。當時，一機部部長段君毅陪同鄧小平前往攀枝花視察鋼鐵基地，提議將二汽置于確定修筑的襄渝鐵路附近。鄧小平認為理所當然，應當隨鐵路線變動。當晚，鄧小平電話請示了周恩來，周總理說，可以同意，要報告毛主席，如主席無意見，即不再專門回答。最終，毛澤東、周恩來都同意二汽隨川漢鐵路線的變化而重新選址。1965年11月3日，由齊抗帶隊的選廠工作組從北京出發赴湖北武漢、襄樊搜集一些必要的資料后，于11月13日離開襄樊進山。

廠址確定于六里坪至將軍河一段。選廠工作組在離京前曾到鐵道部了解了鐵路情況，鐵道部第二設計院設計的川豫線（后來叫襄成線，即現在的襄渝線）在湖北境內有南線和北線兩個方案，廠址選擇在鐵路線南北兩方案的討論與博弈中展開。南線方案始于安康，經平利、竹溪、竹山、房縣到朱家坡，北線是從安康起，經旬陽、白河、將軍河、鮑家峽、黃龍、十堰、六里坪、草店、三官殿到光化。根據兩個鐵路方案，選廠工作組先后踏勘了光化、丹江、鄖縣、十堰、黃龍、房縣、竹山、竹溪、平利、安康、漢陰、石泉、白河、將軍河、六里坪、浪河店、老營、谷城、盛康、石花街等地，了解了許多情況，搜集了大量資料，于12月3日返回北京。1965年12月，選廠工作組了解到襄渝鐵路采用北線的可能性較大后，便第二次進山，踏勘了谷城、盛康、石花街地區及老營、戴灣、丁家營、浪河店、十堰、鄖縣、六里坪、白浪、花果、黃龍、將軍河、白河一帶，在十堰附近重點看了顧家崗、葉家灣、李家邊、茅箭堂、陳家崗、馬路坑、白浪堂、鄭家灣、余家灣、方塊、十堰、頭堰、二堰、三堰、五堰、狗盆、狗咀、張灣、花果等地。選廠工作組兩次到鄂西北、陜南一帶、踏勘了20多個縣鎮，先后跑了80多個單位和部門，搜集了鐵路、公路、航運、地形、地資、水文、地震、氣象、洪水、水源、電源、山水庫、工業、農業等方面的大量資料，根據可用地面積、鐵路修建時間、抗震等級等因素，結合1966年襄渝鐵路定線湖北，最終得出結論：十堰到將軍河一帶可以建廠。

具體分廠選址過程中的設計理念博弈。在作廠址方案過程中，對于“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如何理解和怎樣貫徹，是一個難以調和的難題。“靠山、分散、隱蔽”的主要特點是：山勢越是陡峭，峽谷越是窄小，對空隱蔽越是有利；工業建筑要一貼、二埋、三嵌、四散、五藏、六進洞、七偽裝；一個建筑群的總面積應控制在20000平方米上下，幾個建筑群應布置在相鄰的山溝里，建筑群之間的空間距離不得少于1000米。對于以上意見，出現了很大分歧，部分人堅持貫徹，部分人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1966年8月3日，一機部部長段君毅來到現場，察看了地形，聽取廠址匯報后指出，工廠布置要“靠山、分散、隱蔽”，但要適當的分散，適當的集中，這樣大的汽車廠不讓敵人發現是困難的，都進洞也進不起，因此要積極防空。并強調說，你們匯報的最分散的方案，已經分散到了極點，隱蔽和分散是需要的，但也要看生產的合理性，要算經濟賬，最隱蔽的方案可能是最浪費的方案，基建投資增加三分之一就不干了，二汽的成本要同一汽比較，分散后倉庫和動力站房要增加多少？運輸費要增加多少？廠房小了生產是否可行？他還提出，做方案時要廣泛發揚民主，可以展開辯論，不要片面的用“備戰”壓人。同年8月中旬，國務院對國家建委黨組《關于在“三線”建設中，進一步貫徹“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加強對空隱蔽問題的報告》的批復指出：在三線建設中，既要堅決貫徹“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又要從實際出發，區別對待，對不同的建設項目提出不同的防空隱蔽要求。對于國防尖端和重要民用骨干項目，必須采取切實可靠的防空隱蔽措施，要害部分和關鍵設備要盡可能就近進洞下地，并且要千方百計力爭不影響或少影響建設進度，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資。

二汽最終確定分布于鏡潭溝、東溝、大爐子溝、小爐子溝等地。籌備處根據所掌握的80條溝和地塊的條件，按照汽車生產的工藝路線和特點，劃分了發動機、底盤、總裝沖壓、技術后方四大片，并發動參加選址的近百人的專業隊伍，大家動手做廠址方案，共提出了40多個方案，經過討論歸納修改后，向老營審查會議推薦了西一、西二、西三方案，就是擺在堵河以西的方案，從小峽口至將軍河附近的南溝一段的范圍內，長度約13-45公里，占了6-17條溝，其特點是山高溝窄，隱蔽條件最佳，但生產經營條件較差，基建投資也高，東一、東二方案就是擺在堵河以東的方案，從茅坪附近的梁家溝至花果附近的陳家溝一段的范圍內，長度約10-22公里，占8-10條山溝，其特點是山低溝寬，“山、散、隱”的條件差，但生產經營條件較好，基建投資也較低，這個方案同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比較相近的，以及中一、中二方案，就是開發堵河以西和堵河以東有條件的山溝，從花果附近的視堰溝至鮑峽附近的兩河口，長度約44-59公里，占了11-14條山溝，其特點是利用堵河東、西兩邊山高溝窄的山溝，分散的比較突出，隱蔽條件也好，但分散后生產經營條件差，基建投資也高，共七個廠址方案。

1966年10月7日，二汽總體布置方案現場審查會在老營勝利召開，參加會議的有45個單位，400余人。專業技術人員分別向大會作了詳細匯報，會議分兩段聽取總體方案及有關專題介紹，第一階段分批到十堰、黃龍、鮑峽、陳莊等地進行實地察看，第二階段學習方針政策，并討論建廠方針和總體布置方案。在討論過程中，包建廠的同志，對堵河以西的西方案和橫跨堵河的中方案進行了抵制，認為中方案不利于組織生產，西方案建設周期拖長，不符合多快好省總路線精神，經過激烈辯論，意見逐漸接近。26日，白堅副部長作了總結發言，同意東方案，建廠范圍是：東起白浪，西抵堵河，北至劉家溝，南到枧堰溝，東西長20余公里，南北寬10余公里。

1967年2月，一機部原則上批準了老營現場會議紀要。專業分廠的選址及其原則。按“四片一疏散”和按總成從毛坯到裝配基本封閉的生產原則，以底盤、發動機、沖壓總裝和技術后方為中心，劃分四片，分散布置，并將有關附配件廠進行疏散布置。總裝配和沖壓（車身、車架、車輪、沖模）等專業廠放在廠區東部的狗培、鏡潭溝、寺溝等處；底盤（車橋、減速器）、鍛工，可鍛鑄鐵、傳動軸等專業廠放在廠區北部的大嶺溝、趙家溝、東溝、后槽、劉家溝等處；發動機、傳動箱和灰鑄鐵等專業廠，放在廠區西部的花園溝、安溝、枧堰溝和頭堰等處；技術后方（刃量具、設備制造、設備修理、通用鑄鍛、動力后方）專業廠，放在廠區中部的呂家溝、周家溝、袁家溝、大爐子溝、小爐子溝等處。對于專業廠的選址及其原則，白堅在老營會議總結時認為，這個方案貫徹了“靠山、分散、隱蔽”與經濟合理相結合的原則，按照汽車工業生產的特點，把23個專業廠組成4大片，形成一個分散布局但又是有機聯系的整體。

關于二汽的選址之爭。雖然老營會議決定了東方案，但爭論一直不斷。少數人持反對意見，堅持西方案，并提出要到北京向上級反映情況。到文革時期，又有人對老營會議的決議提出了質疑，要求重新審查并選定廠址。為此，中央有關部門分別于1967年4月和1968年6月到二汽現場，召開了兩次廠址調整會議。會議認為老營會議所確定的廠址和總體布置基本上是合理的，所以按照“基本不動、適當調整”的原則，對廠址作了局部的調整。這一結論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1968年9月，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先念將湖北省《關于第二汽車制造廠廠址問題的報告》批給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余秋里。10月6日，李先念主持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討論為二汽裝備新設備和解決投資等問題。會議決定措施費由財政部撥給。設備，物資部庫存有的，可先調撥；不足的另行下達指標，由一機部自行安排制造。10月28日，李先念簽發國務院批準一機部關于加速二汽建設的報告，要求有關省市和部委動員各方力量支持二汽的建設。11月，李先念在與周恩來研究工作時，請示二汽廠址設置問題，周恩來表示二汽要在湖北鄖縣十堰地區建設。這才讓選址之爭畫上了一個句號。有了這一錘定音，二汽的建設速度明顯加快。1969年8月，李先念在一機部軍管會提請國務院批轉《關于加速第二汽車制造廠建設的報告》的請示上批示：特急。10月28日，國務院正式批轉了這一報告。批轉文件指出：這是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各方面要大力協同，緊密配合，保證一九七二年按期完成成批生產軍用越野車的任務。

對于爭論，參加過選址工作的李學詩同志曾說：關于二汽的廠址當前有很多不同看法，如果撇開當時的歷史條件，以現在的觀點，從工業布局和經濟效益方面對廠址作技術性的分析比較，肯定會發現許多問題和不足之處。但是從當時的政治形勢、經濟形勢和當時的方針政策方面來看，老營會議能夠對廠址作出這樣的決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是一個大膽的富有一定遠見的決定，與機械行業同期在西南、西北的三線地區所選定的廠址相比，遺留的后患是比較少的。結合后來二汽的發展實際來看，李學詩的這一評價是中肯的。

老營會議結束后，1966年11月20日，饒斌帶領二汽籌建處從老營搬到十堰一處叫十堰埡子的地方，并正式掛牌辦公，因為生產軍車，一機部通知二汽為二級保密廠，對外公開的名稱是：東風機械廠籌備處。

1969年4月1日，二汽革委會決定從即日起，二汽所屬單位對外稱紅衛廠，并啟用代號：通用鑄鍛廠（5720廠）、設備修造廠（5721廠）、設備制造廠（5722廠）、刃量具廠（5723廠）、動力廠（5724廠）、沖模廠（5725廠）、車身廠（5740廠）、車架廠（5741廠）、車輪廠（5742廠）、總裝配廠（5743廠）、車箱廠（5744廠）、底盤零件廠（5745廠）、鋼板彈簧廠（5746廠）、木材加工廠（5747廠）、鑄造一廠（5748廠）、發動機廠（5749廠）、鑄造二廠（5750廠）、車橋廠（5751廠）、鍛造廠（5752廠）、鍛模廠（5753廠）、傳動軸廠（5754廠）、水箱廠（5760廠）、標準件廠（5761廠）、化油器廠（5762廠）、儀表廠（5763廠）、軸瓦廠（5764廠）。代號透露出二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見證了一段艱苦創業、奮發有為的崢嶸歲月。

1967年4月1日在大爐子溝舉行二汽開工典禮大會，同時紅衛5720廠通用鑄鍛廠在大爐子溝工地上啟動二汽開山第一炮，建設機修車間（后因工廠布局調走，通用鑄鍛廠調至周家溝）。

這一天，二汽建設委員會主任饒斌以洪亮的聲音宣布“二汽建設破土動工！”當時參加二汽開工儀式的有幾百人，有一機部的領導、二汽建設者以及施工單位。整個開工儀式歷時兩個多小時，在儀式上，還有來自鄖縣（今鄖陽區）的工農兵文工團表演文藝節目，然后宣布開工，與會人員一起拿著鐵鍬挖土奠基。但由于當時受到“文革”的影響，二汽開工不久就被迫停工。

到1969年1月，二汽建設指揮部將通用鑄鍛廠（5720廠）列為先上馬的重點，要求提前建成投產，以便為二汽全面開工建設提供條件。那一年，正值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二汽創業者們懷著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對九大的祝賀，制作了一枚毛主席大像章。這枚大像章凝聚著二汽創業者的智慧和汗水，標志著二汽第一爐鐵水的誕生，也象征著二汽鑄造工業的啟航。1969年9月28日，在紅衛大爐子溝，動力廠（5724）打樁奠基，破土動工，建設熱工車間，二汽建設現場開始大規模施工，拉開了二汽建設生產的序幕，這一天成為東風公司成立的紀念日。紅衛大爐子溝成為東風公司艱苦創業大規模建設，拉開二汽生產序幕的重要遺址。

[完]

（來源：《百年潮》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