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方志純因病逝世，臨終前向妻子朱旦華提出：我有一個要求

三年前，1989年春，第一次暈厥把方志純送上急救車。那時許多同齡的老同志還在寫回憶錄，他卻被堵在血栓造成的狹小循環通道里。省委與省軍區研究后，決定安排他長期住院，一切醫療用度按副部級標準執行。對外只說“靜養”，內里其實人人都懂——若想再見他，最好趕早。

醫院做到了極致，該上的溶栓藥一支沒少，該有的康復項目也一步不落。醫生們心里清楚：延壽可以，根治難。大多數日子里，方志純只能靠輪椅轉到走廊，曬一曬玻璃窗透進來的有限陽光。盡管如此，他仍要求把襟口按鈕扣得嚴嚴實實，發白的中山裝經常熨得平平整整，“不能讓后輩看見老兵的邋遢樣子”，他這么說。

住院期間，探望的人絡繹不絕。曾一起挨過餓、蹲過戰壕的老戰友趕來南昌，倒水、鋪床都是老伴朱旦華親手操辦。她比丈夫小六歲，當年在新疆監獄相識并肩作戰，如今在病房守護再無怨言。有人感嘆：“朱大姐，你這樣辛苦，真不容易。”她笑著擺手，“他打了一輩子仗，我多跑幾趟樓梯算什么。”

1992年冬，一場感冒讓方志純高燒不退，主治醫生李俊抹著汗從急救室出來，同朱旦華低聲說，“我們盡力，讓您老早做準備吧。”那晚南昌下起小雪，醫院門前的香樟樹被映成一片黯淡銀色，好幾位老首長連夜趕到，只為看上一眼。

身體漸漸敗退，頭腦卻依舊清醒。1993年7月27日早晨六點不到，他忽然執意要起床。護士趕緊幫忙，朱旦華遞來眼鏡，還沒來得及問緣由，方志純輕聲：“今天精神不錯，你陪我聊會兒。”他先回憶在贛北剿匪的往事，又講延安邊區農民分到土地時的笑臉，說到高興處甚至輕輕打了個響指。

九點十分，他停止敘舊，目光轉向窗外，醫院對面的老樟樹正好被陽光照亮。他招手示意朱旦華靠攏，聲音壓低：“我有一個要求。”女人的眼眶瞬間濕潤，手卻伸得更緊，“你說。”這一句對話，房里就他們兩個人聽見。對醫生而言，這是常見場景；對革命伴侶來說，這是終局叮囑。

方志純的想法很簡單，也極具象征意義：骨灰必須回到家鄉湖塘村，埋在松樹下。理由他只說了一句，“戈陽湖塘出過98位犧牲的烈士，我不能缺席。”講話的時候，他沒有刻意拔高音量，但每個字像釘子落在木板上，結結實實。朱旦華沒有追問，點頭即是誓言。

事實上，湖塘村并不起眼，一個兩千多人的小村落，距撫河不到十公里。土改時期，村民把自家大米騰出來供給縣里游擊隊；抗美援朝時，又送走二十三名青壯，五人戰死異國。村口那棵老松樹見證了太多白布裹身的歸人，也見證了一個村莊對“犧牲”二字的沉默接受。方志純認定那是他歸隊的最后一站。

7月31日凌晨兩點二十分，病房里的心電圖出現最后一次波形。值班護士按下搶救鈴，醫生沖進來做心肺復蘇。十分鐘后，醫囑改成“宣告臨床死亡”。記錄本上寫著：享年八十三歲。醫護人員短暫肅立，隨后開始例行程序。此刻的朱旦華站在病房門口，背脊筆直，手里攥著那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

按照中央關于副部級以上老干部的喪葬規定，遺體火化，骨灰由家屬帶回。江西省有關部門主動提出在英雄城安放骨灰盒，供后人瞻仰。朱旦華婉拒，“他生前已定好歸處。”在場的干部理解地點頭，檔案處隨即補充一條批示：尊重烈士遺愿。

八月初，江西進入伏天，高速路面能把鞋底烤得發軟。即便如此，也擋不住送行人潮。骨灰盒離開南昌的那天，有車隊有警車，卻沒吹號沒敲鑼。人群兩側站滿了年逾花甲的老兵，他們右手敬禮，左手緊握拐杖，動作雖慢卻不曾抖動。

車隊轉入鄉鎮公路時，道路邊出現更多樸素身影。有人在肩頭搭著毛巾，有人抱著小孩。四十多公里的路，愣是被自發出門的鄉親排了將近三分之一。方志純的外孫悄悄數過，差不多一千人。同行的年輕司機忍不住低聲驚嘆：“這就是口碑。”

午后兩點半，車停在湖塘村口。松樹下早已擺放一張木桌，桌上蓋著紅布，中間留出尺把長的空位。朱旦華把骨灰盒輕輕放下，不使用任何儀式辭令，只說一句：“老方，到家了。”隨即側身讓開，讓村民們依次鞠躬。

埋葬地點選在松樹北側。為什么不是正下方？老支書給出解釋：松樹根系發達，怕時間久了頂動骨灰壇。右邊兩尺半的空地正好，既在松蔭下，也為日后再添烈士留出余地。幾位年輕人揮鍬挖土，朱旦華一直看著，直到最后一鏟覆上，才別過頭擦淚。

有意思的是，葬禮上沒人喊口號，卻比任何口號都莊重。村民自動把收音機調到最低，連狗吠都像被拴住。方志純曾說，“真正的紀念是活人的堅持，而不是炫目的碑。”今天，湖塘村用沉默回應了這句話。

傍晚風起，松針沙沙作響，像士兵的皮靴踩過枯葉。朱旦華走到樹下，抬手摸了摸粗糙的樹皮，那是丈夫少年時代練刺殺時常握的“敵人”，也是老年歸宿。旁人勸她早點回省城，她搖頭，決定暫居村里幾日，“守他七天，也給自己七天”。沒人再勸。

在湖塘村待到第六夜，她妥帖把丈夫留下的一疊筆記交給縣檔案館。那批材料里，既有解放贛北的戰場地圖，也有省長任內調研糧食產量的原始數據。檔案館工作人員翻了幾頁便驚喜連連。朱旦華提醒：“別再讓它們發霉。”對方忙不迭保證。

送出資料那天黃昏，天邊霞光染紅了整片稻田。路人問朱旦華，“大姐，這些老物件還值錢嗎？”她擺擺手，“不是值錢，是值命。”一句平靜，卻把口號式的崇高轉換成具象的重量，聽者瞬間沉默。

第七日清晨，她踏上返程大巴，背包里只放了一瓶湖塘的泥土和幾根松針。車窗外，村里的孩子追著車跑了十幾米才停下，連喊“朱奶奶再來”。看得出來，這一別并非生命中的別離，而是一種循環：從革命到生活，再從生活返回革命。

若干年后，湖塘村修建紀念廣場時，縣里有人建議把方志純骨灰遷入烈士陵園。朱旦華回信二十八字：“他已在列，不必搬動。松樹根深，安然無恙。”字跡遒勁，態度堅定。遷葬的提議就此擱置。

如今，走進湖塘，第一眼仍是那株老松。在它西北角立著一塊不起眼的小石牌，毫無官腔，僅刻四行小字：方志純，1910—1993；共和國耕耘者；此處長眠；與鄉魂同在。

遠道而來的參觀者總會詫異：副部級干部的墓怎么如此簡樸？村民往往端上茶水，輕聲回答，“他自己挑的。”茶水無味，卻解渴。故事亦然。

方志純最后那句“我有一個要求”，落點不在骨灰該去哪，而在價值歸屬。他選擇一棵松，實則選擇與98位烈士并肩。若問這要求算不算奢侈，恐怕只能說——對他而言，這是一名老兵的編制，自然要回原來的排位。

多年之后，松陰濃密，草木葳蕤。偶有風過，枝頭搖蕩出沙沙聲，像老同志之間低沉卻清晰的口令：集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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