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教育部發布教師減負新規,明確禁止要求教師承擔上街執勤等非教學任務,許多一線教師為此長舒一口氣。然而,在掌聲之后,我們更需要一份冷思考:摘下一只“紅袖章”容易,但解開束縛教師精力的無數“軟枷鎖”,才真正考驗教育治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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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劃出的紅線,無疑是對教育規律的尊重。長久以來,我們默許了一種錯位:守護河堤要拉上教師,文明創建要依靠學生,最近的,催收城鎮居民醫保也是教師的任務,校園餐治理整改耗盡了老師的精力……仿佛校園是無邊界的公共人力資源池。這種錯位,消耗了教師備課、研課、與學生深入交流的時間,更在無形中矮化了教育的專業尊嚴。當教師的日程表被各種社會事務切割得支離破碎,教育的核心——傳道授業解惑,便不可避免地淪為眾多任務中的一項。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規是一次遲來的“正名”,它清晰地告訴社會:教師的核心價值在課堂,在知識的傳承與心靈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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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必須警惕“形式主義”的變種。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行政攤派往往具有強大的慣性。今天明令禁止了“上街執勤”,明天會不會衍生出“社區教育協管”、“路口文明引導員”等新名目?網友的調侃——“除了畜牧局,所有部門都能給教育局派任務”——之所以能引發廣泛共鳴,正是因為它刺破了問題的本質:單一部門的禁令,能否真正抵御來自多部門、多系統的任務轉嫁?學校老師還需不需要縣級財政供給?如果不能從體制機制上厘清教師的職責邊界,“減負”很可能只是從一個形式走向另一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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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次的挑戰,在于如何將被解放的教師時間,真正轉化為教育質量的提升。政策如果真能為教師“做了減法”,學校就可以“做好加法”。這個“加法”,不是增加新的考核指標,而是為教師的專業成長提供更肥沃的土壤。例如,將節約下來的時間,用于跨學科的教研活動,用于對學生的個性化輔導,用于教育者自身的閱讀與沉思。教育的藝術,需要心無旁騖的探索。如果我們只是把教師從街頭拉回辦公室,去填更多電子表格,去應付更多“合規”的進校園活動,那么減負的初衷將在執行中被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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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評判這項政策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應僅僅在于教師是否還站在路口,而在于教室里是否發生了更深刻的學習,師生之間是否建立了更緊密的連接。真正的減負,終點是學生的成長和教育的煥新。它要求我們超越“不作為”的層面,邁向更積極的“善作為”:重新配置教育資源,優化學校管理流程,建立科學的教師評價體系,讓教師能夠體面地、專注地做好教育這一件事。當我們不再用各種臨時任務去打擾課堂的寧靜,教育才能回歸其本來的樣子——一種緩慢而優雅的農業,而非追求即時效率的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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