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收服大小軍閥：一靠官位，二靠錢財

文章來源為新周報、《1750-1950的中國》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在中原大戰后，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威，收服大小軍閥，利用官位錢財各種方法，而其實，直至蔣逃離大陸，國民黨的派系斗爭也沒有停止過。

01 有名無實的“統一”

1928年6月4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乘坐的專列被日本關東軍炸毀，張受重傷，不治身亡。接任統治東北的張學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宣布從即日起服從國民政府，改變旗幟(注：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成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史稱“易幟”。

東北易幟后，中國全境均懸掛起青天白日旗，然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這樣的統一徒有其名，并無其實。

北伐戰爭后期，所有參加北伐的軍事力量被編成四個集團軍。北伐成功以后，除由蔣介石指揮的第一集團軍受國民政府節制之外，虎踞中原的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扼守華北的閻錫山第三集團軍，控制兩廣的李宗仁第四集團軍，還有據守關外的張學良東北軍，均自成體系。

他們在各自控制的地盤上，把持軍政、財政甚至外交大權。雖然他們一再表示服從中央，但中央政府于他們素無權威可言，軍政號令在他們的勢力范圍內一概無效。他們所依仗的，當然是手中的槍桿子。

南京國民政府直接控制的范圍只不過長江中下游數省而已，名義上是中央，實際上與一個地方政府無異。但是，這個不能號令全國的中央政府，卻要承擔中央政府的責任；這個不能從全國其他地方取得財政收入的中央政府，卻要負擔這個國家如天文數字一般的外債。可以想見，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何等的尖銳。

在北伐中取得了政治資本的蔣介石雖然看上去勢頭很猛，實際上，在國民黨中央以及國民政府中的地位并不鞏固。

02 中原大戰背后的錢權交易

1925年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參加這次會議的國民黨政治人物，被視為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西山會議派”。

一向以孫中山繼承人自居的汪精衛以及一批被稱為“西山會議派”的國民黨元老級人物，對蔣介石一人獨攬軍政大權心存憂慮，因而多方掣肘。在此情勢下，依靠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蔣介石在他的政治才華發揮殆盡之后，也只有拿起手中的槍桿子。稍有區別的是，蔣介石以中央為憑借，以統一為名號舞刀弄槍。

當日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后，根本問題并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有過一次重新洗牌。1928年底至1929年春于南京召開的軍隊編遣會議，因在兵力裁撤的數量上分歧太大而無果而終。蔣介石與各軍事集團尤其是馮玉祥集團的矛盾公開化，各方遂積極備戰，準備開打。其他軍事集團當然不想背負反對中央政府的惡名，于是打出了“反蔣”旗號。

1930年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團軍57位將領聯名通電促蔣下野，次日，通電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武力討伐蔣介石。

4月5日，蔣下令討逆，中原大戰爆發。雙方都封遠在關外的張學良為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以籠絡這位對戰爭成敗至關重要的東北少帥，但張學良一言不發，坐觀成敗。

初期，聯軍進展順利，尤其是馮玉祥的西北軍，驍勇善戰，勝果累累。但聯軍雖非烏合之眾，卻各懷異志，相互之間不能配合，后勤供應缺乏保障。至8月間，戰爭形勢發生逆轉。

9月18日，看準了風向的張學良通電擁蔣，11萬東北大軍揮師入關。11月4日，閻錫山、馮玉祥于全線敗退之后通電下野。

張學良入關之前，蔣介石除許以1000萬大洋之外，還答應在閻、馮垮臺后，將華北和青島交與張掌管。于是，張學良除接管了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之外，還受命改編閻、馮之軍隊。

東北少帥張學良在此次中原大戰中坐收漁翁之利。馮玉祥是中原大戰中的大輸家。戰后，閻錫山、李宗仁都保住了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唯有馮玉祥，不但丟掉了所有地盤，其慘淡經營二十余年的西北軍也被肢解。

03 胡蘿卜和大棒之間，縱橫捭闔

穩操勝券的蔣介石于當年的10月10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不無得意地宣稱：“此戰之中，逆軍集全國各派反動之大成，而終不免于覆滅，則此戰之后，絕不致再有軍閥復敢破壞統一，叛亂黨國。”

不過，今日之“反動派”、“軍閥”，昔日卻與蔣系親密之同志，有的還換過金蘭拜過把子。戰爭初，蔣之左右不無擔心地說，今天消滅甲，明天消滅乙，鬧得人人自危，這樣發展下去，將來何以善其后呢？

蔣憤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說，只要人們要官要錢，我就有辦法。既可以用幫會中磕頭換譜之類的把戲與人結盟，又可以在兄弟反目之后毫不留情地拿起槍桿，還可以在血流成河之后以高官厚祿善后。在胡蘿卜和大棒之間，縱橫捭闔，簡直妙不可言！

此一戰，“成果”不可謂不多：個人方面，蔣介石樹立了在黨國中的威信；軍事方面，最大的對手馮玉祥煙消云散，閻錫山、李宗仁俯首稱臣，東北王張學良也被成功地安撫；經濟方面，國民政府在戰后取消“厘金”、廢除“關余”，實行關稅自主（注：“關余”即每年收取的關稅先交給列強作為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賠償款，余下的才發還給中國政府）；外交方面，中央政府自此成為對外交往的唯一合法主體。

但是，由此造成的負面效果也很大：參戰各方共動用了150余萬兵力，死傷30余萬；消耗民財無數，黎民之苦痛，不忍記述；擁兵自重的現象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各軍事集團只不過又重新洗了一次牌而已；政治問題也沒有因拿起槍桿子而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