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為新周報、《1750-1950的中國》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在中原大戰后,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威,收服大小軍閥,利用官位錢財各種方法,而其實,直至蔣逃離大陸,國民黨的派系斗爭也沒有停止過。
01 有名無實的“統一”
1928年6月4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乘坐的專列被日本關東軍炸毀,張受重傷,不治身亡。接任統治東北的張學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宣布從即日起服從國民政府,改變旗幟(注: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成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史稱“易幟”。
東北易幟后,中國全境均懸掛起青天白日旗,然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這樣的統一徒有其名,并無其實。
北伐戰爭后期,所有參加北伐的軍事力量被編成四個集團軍。北伐成功以后,除由蔣介石指揮的第一集團軍受國民政府節制之外,虎踞中原的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扼守華北的閻錫山第三集團軍,控制兩廣的李宗仁第四集團軍,還有據守關外的張學良東北軍,均自成體系。
他們在各自控制的地盤上,把持軍政、財政甚至外交大權。雖然他們一再表示服從中央,但中央政府于他們素無權威可言,軍政號令在他們的勢力范圍內一概無效。他們所依仗的,當然是手中的槍桿子。
南京國民政府直接控制的范圍只不過長江中下游數省而已,名義上是中央,實際上與一個地方政府無異。但是,這個不能號令全國的中央政府,卻要承擔中央政府的責任;這個不能從全國其他地方取得財政收入的中央政府,卻要負擔這個國家如天文數字一般的外債。可以想見,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何等的尖銳。
在北伐中取得了政治資本的蔣介石雖然看上去勢頭很猛,實際上,在國民黨中央以及國民政府中的地位并不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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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原大戰背后的錢權交易
1925年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參加這次會議的國民黨政治人物,被視為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西山會議派”。
一向以孫中山繼承人自居的汪精衛以及一批被稱為“西山會議派”的國民黨元老級人物,對蔣介石一人獨攬軍政大權心存憂慮,因而多方掣肘。在此情勢下,依靠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蔣介石在他的政治才華發揮殆盡之后,也只有拿起手中的槍桿子。稍有區別的是,蔣介石以中央為憑借,以統一為名號舞刀弄槍。
當日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后,根本問題并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有過一次重新洗牌。1928年底至1929年春于南京召開的軍隊編遣會議,因在兵力裁撤的數量上分歧太大而無果而終。蔣介石與各軍事集團尤其是馮玉祥集團的矛盾公開化,各方遂積極備戰,準備開打。其他軍事集團當然不想背負反對中央政府的惡名,于是打出了“反蔣”旗號。
1930年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團軍57位將領聯名通電促蔣下野,次日,通電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武力討伐蔣介石。
4月5日,蔣下令討逆,中原大戰爆發。雙方都封遠在關外的張學良為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以籠絡這位對戰爭成敗至關重要的東北少帥,但張學良一言不發,坐觀成敗。
初期,聯軍進展順利,尤其是馮玉祥的西北軍,驍勇善戰,勝果累累。但聯軍雖非烏合之眾,卻各懷異志,相互之間不能配合,后勤供應缺乏保障。至8月間,戰爭形勢發生逆轉。
9月18日,看準了風向的張學良通電擁蔣,11萬東北大軍揮師入關。11月4日,閻錫山、馮玉祥于全線敗退之后通電下野。
張學良入關之前,蔣介石除許以1000萬大洋之外,還答應在閻、馮垮臺后,將華北和青島交與張掌管。于是,張學良除接管了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之外,還受命改編閻、馮之軍隊。
東北少帥張學良在此次中原大戰中坐收漁翁之利。馮玉祥是中原大戰中的大輸家。戰后,閻錫山、李宗仁都保住了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唯有馮玉祥,不但丟掉了所有地盤,其慘淡經營二十余年的西北軍也被肢解。
03 胡蘿卜和大棒之間,縱橫捭闔
穩操勝券的蔣介石于當年的10月10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不無得意地宣稱:“此戰之中,逆軍集全國各派反動之大成,而終不免于覆滅,則此戰之后,絕不致再有軍閥復敢破壞統一,叛亂黨國。”
不過,今日之“反動派”、“軍閥”,昔日卻與蔣系親密之同志,有的還換過金蘭拜過把子。戰爭初,蔣之左右不無擔心地說,今天消滅甲,明天消滅乙,鬧得人人自危,這樣發展下去,將來何以善其后呢?
蔣憤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說,只要人們要官要錢,我就有辦法。既可以用幫會中磕頭換譜之類的把戲與人結盟,又可以在兄弟反目之后毫不留情地拿起槍桿,還可以在血流成河之后以高官厚祿善后。在胡蘿卜和大棒之間,縱橫捭闔,簡直妙不可言!
此一戰,“成果”不可謂不多:個人方面,蔣介石樹立了在黨國中的威信;軍事方面,最大的對手馮玉祥煙消云散,閻錫山、李宗仁俯首稱臣,東北王張學良也被成功地安撫;經濟方面,國民政府在戰后取消“厘金”、廢除“關余”,實行關稅自主(注:“關余”即每年收取的關稅先交給列強作為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賠償款,余下的才發還給中國政府);外交方面,中央政府自此成為對外交往的唯一合法主體。
但是,由此造成的負面效果也很大:參戰各方共動用了150余萬兵力,死傷30余萬;消耗民財無數,黎民之苦痛,不忍記述;擁兵自重的現象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各軍事集團只不過又重新洗了一次牌而已;政治問題也沒有因拿起槍桿子而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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