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東莞就業人口比重超四分之三，哈爾濱、天津五成

就業人口占16歲以上人口比重是衡量勞動力市場活力的核心指標，直接反映適齡勞動人口的實際參與程度。

該數據剔除了未成年人人口因素的干擾，精準刻畫城市的經濟活躍度與人口結構特征。

比重越高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利用越充分，但需結合產業結構分析——過高可能暗示社會保障不足迫使老年人就業，過低則提示勞動力閑置或教育周期延長。

2020年七普數據的天梯圖呈現，恰是解讀中國城市化質量的密鑰。

從天梯圖頂端可見，深圳（76.5%）與東莞（78.0%）的就業人口比重雙雙突破四分之三，形成全國勞動力參與的第一梯隊。

這種超高水平與珠三角"世界工廠"的產業特性深度綁定：密集的制造業崗位吸引大量青年勞動力，外來人口占比超七成的人口結構進一步推高比值。

同屬華南的廣州（65.%）、佛山（70.5%）雖未達巔峰，但仍顯著高于全國均值，凸顯粵港澳大灣區的就業吸納能力。

華東城市里的泉州、廈門、嘉興等地也穩定在70%以上區間，寧波、蘇州、金華三分之二的16歲以上人口處于就業狀態。

大城市上海、南京這項指標低于60%，一方面是兩地有大量的高校在校生，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此項指標包含所有16歲以上人口，并未剔除退休人口）。

華北、東北的大城市里，天津、哈爾濱、大連均低于五成，沈陽、長春略高于五成。

老工業基地轉型陣痛在此暴露無遺：國企改制導致崗位收縮，人口外流加劇老齡化，最終拉低勞動參與率。

北京（55.0%）因首都功能維持中位水平，但嚴控人口政策仍制約其就業規模擴張。

西南西北城市均低于六成，成都、西安、重慶等大城市里，就業人口占16歲以上比重遠低于珠三角和長三角的部分城市。

原因也與前述上海、南京的情況相似，高校在校生和老齡人口比例限制了16歲以上人口里的就業人口比重。

從這點看，這項指標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但以16歲作為勞動力人口的分界線，是國際上廣泛使用的統計方法。

華中地區具有領先地位的是襄陽、宜昌這對雙子星，武漢、鄭州、長沙三大省會這項指標同樣低于60%。

數據背后隱藏著人口流動的密碼。深圳東莞的高比重建立在年輕移民基礎上，其就業人口平均年齡低于35歲；而哈爾濱的低值對應著38.5歲的中位數年齡。

城市競爭力本質是人口結構的競爭，當沈陽16-59歲人口占比降至65%時，深圳仍保持79%的青年比例，這種差距注定難以短期逆轉。

或許這才是是我們關注這項指標以及通過分析這項指標獲得的極具價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