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蔡偉杰：《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

內容簡介：本書收錄作者關于內亞史的二十余篇書評，其共同主題是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特別是內陸歐亞的關系，也即“中國史上的內亞”與“內亞史上的中國”。作者一方面點出其從世界史關照元、清中國的學術視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橫跨蒙元史與大清史的學術興趣。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年代跨度從匈奴、蒙元到清朝，內容則集中在蒙元以降，而清代內亞史的部分尤其豐富。作者的評述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對國際學術前沿成果掌握全面、視野獨到，既強調清朝對蒙元遺產的繼承與延續，亦強調族群與身份認同的特殊性對于建構清代國家認同的關鍵作用。

作者簡介：蔡偉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現任臺灣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蒙古時代以降的歐亞世界史及內亞與中國關系史。論文散見《中國邊政》《臺灣史研究》《蒙古學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等學術期刊。另于《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經濟觀察報，書評》《四季書評》《晶報，深港書評》等媒體發表文章數十篇。

編輯推薦

關照之豐富、視野之開周、思考之深入，不僅是學術力作，也是一本絕佳旅行指南

全方位展示內亞與中國歷史交織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超越傳統的王朝國家視野，深刻認識古典中國的多重面向

以馬可波羅與馬戛爾尼為時空坐標，串聯蒙古帝國與清朝兩大歷史節點，破解"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清朝外交僵局真相"等百年爭議，再現歐亞文明互動史詩

目錄

上編　世界史上的內亞、東亞、游牧民與絲綢之路

內陸亞洲：歐亞世界史上的輻輳之地　/003

草原帝國的興起　/018

歐亞游牧文明起源新認識　/033

超越民族國家的視野　/043

絲綢之路的兩種歷史詮釋　/056

歐亞皇室狩獵的長時段歷史　/068

中心的轉移與現代東亞的形塑　/078

中編　蒙古時代的先聲與遺產

安史之亂至蒙古時代終結的歐亞歷史趨勢　/089

印度視角下的蒙古征服中亞史　/103

蒙古征服與后哈里發時代的穆斯林世界　/113

木格哈敦的珍珠耳飾　/120

重估“成吉思大交換”與蒙古治世　 /130

蒙古帝國是如何“發明”世界史的？　 /140

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　/149

世界史上的蒙古時代及其遺產　/164

下編　后蒙古時代的明清中國

明清中國史：一部從小中國到大中國的演變史　/175

作為清朝邊政與外交制高點的承德　/185

世界史框架下對清代中國史的詮釋　/193

世界史上的清準俄三方爭霸中亞　/202

清代八旗制度與滿洲之道　/210

滿洲漢化問題新論　/222

“新清史”視角下的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使團　 /237

清朝信息渠道與治理政策的轉型　/248

美國“新清史”的背景、爭議與新發展　 /268

書摘

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

在世界史上，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c. 1254— 1324）無疑是最偉大的旅行家之一。據稱他于1271 年隨著其父親尼可洛（Niccolò）與叔叔馬費奧（Maffeo）自威尼斯出發前往汗八里（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并且服務于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 年才回到威尼斯。但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

疑問早在19 世紀初期，即由意大利歷史學家巴德禮·波尼（G. Baldelli Boni）與英國歷史學家馬爾斯登爵士（Sir William Marsden）等早期編譯《馬可波羅行紀》的學者們提出。他們主張，馬可波羅未曾到中國，因為在其行紀中并未述及長城、茶葉與纏足等中國事物。德國中古史家于勒曼（Karl Dietrich Hüllmann）在 1829 年更主張馬可波羅未曾越過今日俄國喀山（Kazan）以南的地區。這些質疑都為玉爾爵士（Sir Henry Yule）于1860 年再度提出。英國漢學家吳芳思（Frances Wood）于1996 年出版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書是這些質疑的現代版化身。

吳芳思的懷疑論調很快就受到許多歐洲中古史家與蒙古學家異口同聲的反駁。其中又以彼得·杰克遜的論文《馬可波羅及其“行紀”》，以及羅依果的長篇書評《馬可波羅去過中國》為代表。2 近年來，英國學者郝史第（Stephen G. Haw）在2006 年出版的專書《馬可波羅之中國：一位在忽必烈汗國中的威尼斯人》中，基本上也認為《馬可波羅行紀》相當可信。

除了歐美學者，中國歷史學者多半也反對吳芳思的說法。諸如楊志玖、蔡美彪、陳得芝、黃時鑒與黨寶海等學者都曾經從馬可波羅的旅行路線與年代以及行紀中有關中國的記載進行考察，并認為馬可波羅的記述可信度很高。近年來，學者彭海更反駁了過去認為在漢文史料中缺乏關于馬可波羅記載的說法，認為《元史·脫脫傳》與《元史·世祖本紀》中提及的內臣孛羅即為馬可波羅。

杰克遜將吳芳思反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理由歸納為三點：（1）馬可波羅在其行紀并未交代纏足、飲茶與長城等任何外國人游歷中國時會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2）馬可波羅的名字從未在任何中文文獻中被提起；（3）馬可波羅自言曾參加過圍攻襄陽之役，而這明顯是他個人的自吹自擂。

為反駁吳芳思的說法，杰克遜認為，我們必須要先對《馬可波羅行紀》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做比較公允的評價。因此他的文章主要處理以下幾點問題：（1）《馬可波羅行紀》是什么？（2）其撰寫目的為何？（3）書中究竟說了什么？（4）該書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馬可波羅的個人經歷？

首先，杰克遜分析了《馬可波羅行紀》的作者與傳抄者，比較了巴黎版、托斯卡納版、多明我會的托缽修士皮皮諾（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的拉丁語譯本、另一個不同于前者的拉丁語譯本，以及拉穆西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于16 世紀整理的版本，說明《馬可波羅行紀》并非出自馬可波羅本人之手，而是透過其牢友魯斯蒂謙（Rusticello）的記載反映出來的馬可波羅游歷，因此不能對其敘述多加著墨，馬可波羅書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無可能存在于其他已失傳的版本中。

至于馬可波羅是否真有其人，根據其他歷史文獻記載，14世紀的多明我會修士達揆（Jacopo d’Acqui）曾述及馬可波羅于1296 年在與熱那亞人的海戰中被俘，在病中的他也曾表示他所

說的尚不及他所見的一半。醫生與哲學家狄阿巴諾（Pietro di Abano，卒于1316 年）也說自己見過馬可波羅。最后，有關馬可波羅家族的文獻也保存了下來。這些都是馬可波羅真有其人的證據。

有關《馬可波羅行紀》的撰寫目的，杰克遜認為《馬可波羅行紀》是由一個職業傳奇冒險故事作家所作，但在后世傳抄與流通的過程中，該書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該書事實上是一個世界各地的百科全書式研究，并非嚴格按照時間先后順序組織而成的。

關于《馬可波羅行紀》為個人觀察還是道聽途說的問題，杰克遜認為，即便如教皇使者柏朗嘉賓（John Plano of Carpini）等人曾經親歷蒙古汗廷，其游記中亦不乏如犬首人身國等道聽途說之詞。《馬可波羅行紀》也不例外，但行紀的作者確實試著把個人經驗與道聽途說進行區分。

至于馬可波羅究竟去過哪些地方，杰克遜認為，他除了去過云南、汗八里等地外，也確實去過印度。他特地強調了印度行紀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在1290 年左右，馬可波羅結束了印度

之旅回到汗八里后，由于陸路不安全，才決定改由海路護送元朝宗女闊闊真（Cocacin，即K?kechin）前往伊利汗國。

至于歐洲人在元朝的情況，杰克遜提到，在馬可波羅之前，1261 年已有富浪國（即法蘭克人）訪問忽必烈汗的記錄，但馬可波羅是第一個訪問遠東的意大利人。在他之后，才有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于1307年抵達汗八里，并且成為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在他與威尼斯商人達魯卡隆戈（Pietro da Lucalongo）的通信中，也曾經透露后者為其在中國買地建立教堂一事。因此馬可波羅的中國之旅早于前述兩位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