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楷書寫成什么樣才算是書法？

當王鏞先生提出“藝術書法”這一概念后，書法界掀起了一場關于書法本質與未來走向的深刻討論。這場爭論觸及了書法的核心命題：在實用性逐漸消亡的今天，書法應當何去何從？

特別是對于楷書這一最具實用性的書體而言，它如何能夠在保持傳統精髓的同時，展現出現代藝術的生命力？

書法從誕生之初，就與實用性密不可分。甲骨文記錄占卜，金文銘刻禮器，小篆統一文字，隸變推進書寫效率，直至楷書的確立，無不體現著實用需求對書體演變的驅動。

然而，正是在這種實用性的書寫中，古人逐漸發現了線條的韻律、結構的平衡、章法的節奏，從而將日常書寫升華為藝術創造。

王羲之的《蘭亭序》本是雅集記錄，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原為悼念文章，這些被后世奉為經典的杰作，無一不是實用書寫。

楷書作為最后形成的正體字，堪稱實用性與藝術性結合的極致。唐代楷書大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人，在嚴謹的法度中各展風姿，或險峻，或溫潤，或飄逸，或雄渾，或清健，將楷書的藝術表現力推向巔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書家的楷書作品，無論是碑刻還是墨跡，大多具有明確的實用功能，正是這種實用背景，使得他們的藝術創造根植于深厚的書寫土壤。

然而，當鍵盤輸入取代了手寫，打印技術淘汰了抄錄，書法的實用性幾乎消失殆盡。這一轉變使得書法不得不重新定位自身——它必須從一門實用技藝轉型為純粹的藝術形式。

王鏞先生提出“藝術書法”，正是對這種時代變革的敏銳回應。將“書法藝術”轉變為“藝術書法”，不僅僅是詞語順序的調換，更是對書法本質屬性的重新定義：書法不再是從實用書寫中升華出的藝術，而是以藝術創造為根本目的的活動。

在這一理念下，楷書的創作面臨著特殊的挑戰。作為最規范、最工整的書體，楷書極易陷入技術性的泥沼而失去藝術性的活力。

許多人將楷書簡單理解為橫平豎直、結構勻稱，認為只要寫得工整美觀就是好的楷書。這種認識是片面的。楷書若想成為真正的書法藝術，就必須超越單純的技術層面，進入藝術表現的境界。

在當代書壇，崔寒柏先生的楷書創作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藝術性楷書的優秀范例。他的楷書取法晉唐，融匯諸家，既得褚遂良的靈動飄逸，又具顏真卿的渾厚寬博，同時還吸收了北魏墓志的稚拙天真。

更為難得的是，他能夠在深厚的傳統功底中展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雍容大度中見精微，典雅端莊中藏變化。

觀其作品，單字結體往往在平正中求險絕，在規范中求變化；通篇章法則氣息淳厚，虛實相生，營造出一種溫潤如玉的審美意境。

當然，強調楷書的藝術性，并非否定技術的重要性。相反，精湛的技法是藝術表現的基礎。沒有經過嚴格的技術訓練，不掌握楷書的基本筆法與結字規律，所謂的藝術性就會淪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但是，技術訓練的最終目的應當是藝術創造，而非技術本身的炫耀。當代楷書教育中存在的過度強調技術規范而忽視藝術感悟的傾向，確實需要引起反思。

當楷書超越了單純的字形準確與技術規范，進入到筆墨生命、結構個性、章法意境與氣韻精神的藝術表現層面時，它才真正成為了書法藝術。

在“藝術書法”的理念下，楷書的創作既需要深入傳統汲取精華，又需要面向當代大膽創新；既需要恪守法度精益求精，又需要超越技術直指心靈。

在這個鍵盤取代筆墨的時代，書法的存在價值不再依賴于實用功能，而完全在于其獨特的藝術魅力與文化內涵。

楷書作為中國書法的典型代表，其藝術性的開拓與深化，不僅關系到這一書體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更關系到整個書法藝術在當代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與價值。

將楷書寫成真正的書法，就是要在點畫之間注入生命的溫度，在結構之中展現個性的深度，在章法之內營造意境的廣度，在氣韻之上達到精神的高度。

如此，楷書方能從實用的桎梏中徹底解放，在藝術的天空中自由翱翔；如此，書法才能從技術的牢籠中完全掙脫，在文化的土壤中生根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