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歲女子殺害102歲母親”與高市早苗移民新政策：日本人有多擰巴？

前兩天，日本71歲女子殺害102歲母親的案件開庭。這起悲劇發生在去年7月，被告與母親長期同住，而且獨自照顧母親多年。案發前，被告恰好處于失業狀態：

自感“無法承受贍養102歲母親的壓力”。

案發當日，因為母親從床上跌落，年邁的被告無法將其扶回床上，瞬間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母親不在就好了”，隨即用塑料繩勒死了102歲的母親。事后，被告主動撥打110報警電話，并且表示“已經照顧不動她了”。

盡管慘劇發生在日本，但奇怪的是，這一次很多國內網友的評論，卻沒有往常那種“負面輸出”，相反，多了幾分“不一樣的味道”——來看下：

這種評論背后折射出的情緒，很好理解。關于房地產、老齡化、就業以及年輕人不生孩子、躺平等一系列問題，我們正在步日本的后塵。在這個與養老相關的案例中，很多普通人隱約看到了自己和家庭的未來困境：

配偶大概率會先走，而自己年邁時可能疾病纏身；

而子女呢，按照當前的經濟和就業形勢，未來幾十年的路，不會太好走。

所以，何處可以安放我們的晚年？答案可能令人揪心，還是來看看更多日本的真實案例吧。

2006年，京都一位收入微薄的54歲男子，長期照顧老年癡呆的母親，多年積累下來的疲勞和絕望，實際上已讓他處于崩潰的邊緣。

最終，在86歲母親的授意下，該男子用毛巾和刀，結束了母親的性命。自殺未遂的他，在法庭上聲淚俱下講述自己幾十年的經歷時，連現場的法官和警察都流淚了。這種特殊類型的謀殺案，在老齡化嚴重的日本，不僅逐年增加，甚至還有了一個專屬名稱;

看護殺人。

日本警察廳統計，2007-2015年共發生過356起看護殺人事件，甚至有報道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幾乎每隔8天便會上演一次這樣的慘劇，兇手都是被害者曾經最信任、最親密的家人。

在長期照顧親人的極度壓力和煎熬中，也許是瞬間惡意滋生，也許是長期悲觀絕望情緒蔓延到了極致——“自己將來也會如此”。因此，他們選擇了最慘烈的方式，結束了這一切。

1983年，今村昌平執導的《楢山節考》上映，影片講述了日本信州深山，當老人到70歲后就會被兒子背上山自生自滅的習俗。

那個年代，讓70歲的老母親活下去，可能只需要半碗大米飯；進入現代社會，不可能放任老人“老無所養“，但讓一個高齡且患有各種疾病的老人延續生命，不僅會耗費昂貴的醫療資源，更會耗盡身邊親人的全部心血。于是，日本想到了一個辦法：

大量培養介護福祉士。

所謂介護福祉士，是通過相關考試并取得資格認證的人員，針對因身體或精神障礙而導致日常生活困難的人士，向其本人及其護理人員提供護理指導的人員。但是，日本已經跨入“超老齡社會”，沒有那么多的年輕人去做這個行業，于是，日本政府打起了周邊國家的主意：

2017年，針對中國、菲律賓、越南、緬甸等國年輕人的“介護簽證”誕生了。

日本介護福祉士養成設施協會的數據顯示，2025年度介養協的外國留學生入學人數，同比增長33.4%；入學總人數中，外國留學生占比高達55.4%，其規模首次超過日本本土學生。

換句話說，大量外國年輕人開始跑到日本做“護工”了。最近還看到一篇文章，標題就是《中國年輕人，涌入日本養老院當護工》。除了收入不錯外，從事這份職業也可以相對較容易地獲取日本永居資格。

其實，護理行業只是日本老齡化時代的一個縮影。過去這些年，有太多外國人通過各種渠道工作（定居）或者移民到了日本，他們的辛勤工作，也緩解了當地的勞動力危機。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6月，留在日本的外國人已達 395萬人，占全國人口的3.2%。而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部分區域外國人比例甚至超過10%。

其中，中國人在日人數首次突破90萬，成為日本最大的外國人群體。

那么問題來了，日本人真的歡迎移民嗎？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移民國家，從江戶時代的“鎖國政策”到近代的“單一民族神話”敘事（一個民族就占了總人口的99%），因此，他們從心理和文化上，都難以接受外來移民。

但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的現狀，使得包括護理、農業、建筑、餐飲行業在內的很多苦活累活，根本沒法指望本國人。所以，在高市早苗上臺前，日本官方一直提倡：

打造與外國人共生的社會。

但如今，風向變了。

長期以來，日本人對移民的心態，就是四個字：又愛又恨。很多中下層日本民眾擔心移民搶走他們的工作機會，抱怨“外國人多了，房價飆升”，甚至還夸大其詞，說什么“外國人帶來了治安問題”。

實際上，日本警察廳的數據顯示，外國人犯罪件數從2005年的4.8萬件，下降到2024年的約2.1萬件，已連續15年保持低位。

去年，某機構做了一次調查，有接近六成日本人覺得，“外國人在日本待遇太好了”，言外之意就是，占了他們（社會福利）的便宜。但現實卻是，關于日本的生活保障領取者，外籍家庭領取比例僅占3.25%（2023年數據），而且近十年來，這一比例基本維持在3%左右。

只能說，諸如此類的“不滿意”，源于日本人的民族情緒。而高市早苗之前的一些言行，“恰巧”迎合了這種情緒，她表示，不能讓移民與日本人“共享”發展成果。為此，高市上臺后明確提出：

要把日本居民的安心生活放在首位，即“日本人優先”政策。

為此，高市新內閣還出現了一個全新職位“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推進擔當大臣“，由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小野田紀美兼任。上任伊始，小野就直接表態，要對不遵守規定的外國人采取嚴厲措施。

幾天前，高市在首相官邸主持召開了有關外國人政策的會議，基調已經定下來了，從“放寬吸收”到“篩選管理”，比如加大非法滯留與違規行為處罰力度、外國人社保繳費與在留資格掛鉤、對外國人取得土地加強限制。

不過，大家也不用過于擔心。因為日本的勞動力不足是現實問題，高市無論怎么折騰，都改變不了“日本需要移民”這個基本事實，無非是她希望留到日本的外國人要符合兩點要求：

遵守日本的規矩；能真正創造價值。

如果你是有一定技能的體力勞動者，且適應能力比較強，那依然可以來日本工作，無非是要面對更頻繁的審查和續期等壓力；但如果你屬于高科技人才，能為日本帶來一定貢獻，那這個國家還是很歡迎你的。

某種程度上，當下日本的外國人政策，更像是職場上那種雞賊的老板，明明需要人手，但又怕你占便宜，怕你為他帶來的價值不夠大。這種擰巴心理，倒也符合這個民族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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