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25日傍晚,嶺南上空浮著低壓云層,暑氣翻滾,連珠江口的風都帶著悶黏的味道。就在這天,一聲槍栓拉動的清脆金屬響動劃破了澳門北面的寂靜,隨之而來的,是兩國士兵在關閘處針鋒相對的身影。
那條不足百米寬的緩坡,左邊是中方哨所,右側是葡軍崗樓,中間一道木柵欄被當地人稱作“木馬”。它原本是象征性地劃出葡澳租借地與內地的交界,誰也沒想到,這樣一塊簡陋的屏障會在這一晚成為火藥桶的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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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六點,一名膚色黝黑的葡萄牙士兵照著上級吩咐,邁過界線,把“木馬”向中方一推。中方值勤班長趙學登抬手示警,語氣克制:“同志,往后拉一點。”他熟背“有理、有利、有節”的口令,不愿因一時沖動壞了國家大局。
然而,這名士兵顯然并不打算收手。不到十分鐘,他再度帶著幾名同伙穿越界線,干脆將“木馬”推入中國一側,端起步槍耀武揚威。趙學登第三次發聲警告,卻換來槍托橫擊。火藥味就此燃起,扳機一扣,子彈呼嘯而來,兩名廣東守兵中彈受傷,守軍只得以手榴彈掩護撤至暗處。
槍聲剛落,廣州方面的電臺已把事態上報。夜色尚未全黑,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便得知關閘發生流血沖突。臨時電話會議上,幾位干部針鋒相對:“斷水斷糧!讓澳門人知道羞恥。”“調兵包圍,打痛他們!”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葉劍英卻先揮手制止,語氣平靜卻不容置疑:“葡國是小國,我們是大國。有時候,刀要亮,但不一定非要砍下去。先看清他們到底想干什么。”在場干部一愣,議論聲瞬間低了下去。會后,葉劍英給北京發去電報,請示中央決斷,并附言“可暫忍,待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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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全國正掀起抗美援朝生產大增產的高潮,物資緊張、外部壓力山大。葉劍英心里很清楚:每一枚炮彈都是用糧票換來的,輕啟戰端,后果難料。他更擔心的是,把地方摩擦放大,給敵對勢力可乘之機。
然而,事態并沒有按他的希望剎車。26日拂曉,葡方士兵再度出動,甚至向附近的華人聚居區開槍,一日之內造成軍民傷者三十余人。街巷里血跡未干,憤怒情緒鋪天蓋地。消息通過加密電報直抵中南海。
“來犯必誅!”毛澤東在閱后批示,硯臺墨跡尚未干透,決斷已下達廣州。短短幾字,重量千鈞。葉劍英收到回電,當即起身,向身旁參謀交代:“關閘封閉,海面嚴控,物資不得入澳。”聲音沉穩,卻透著不容置疑的剛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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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凌晨,琶洲軍港燈火通明,滿載糧油蔬菜的小舢板被勒令停航,珠海周邊海域進入臨時警戒。對澳門來說,島上生計瞬間斷流。米價躥升,菜市空空,媽閣廟前連香燭都開始脫銷。澳門總督蔣天生一面急電里斯本,一面派代表繞道香港與廣州聯系,口氣不再強硬,只求“速解封鎖”。
葉劍英抓住時機,拋出三條底線:承認侵界責任、懲處肇事軍官、賠償傷亡損失。“不接受?那就繼續餓肚子。”他在文件上批下這句話時,神情淡定,參謀們卻聽得心里一震。
葡方終究撐不下去。8月25日,澳門當局在《華僑報》上公開致歉,向受傷軍民支付醫藥費并賠償損失,涉事士兵則被撤職遣返。北京明令解除封鎖,木馬退回原處,關閘重開。一次看似尋常的邊境摩擦,以中方不費一槍一彈的方式贏得實利與尊嚴。
表面看,是“以糧為刃”。深層里,外交、軍事、經濟三線并舉,打出了新中國早期處理殖民遺留問題的范本:沖突不是不能打,但更講究時機與分寸。年輕的共和國既要守住底線,又得計算成本,這是1952年華南分局那場電話會議后留下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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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史料提到,葉劍英在事后感慨:“忍一時,不是示弱;握刀不砍,才是真強。”毛澤東的“來犯必誅”更像一記警鐘——寬嚴得當,才是大國之道。澳門民眾從此明白,背后那個龐大新興的鄰國不再是鴉片戰爭里的舊中國;而葡政府則在外交場合多了幾分謹慎,直到1999年回歸,才算蒙上圓滿句號。
回到關閘,那塊被推來推去的“木馬”如今早已拆除,連同舊日的崗樓一起,留在照片里。可在1952年夏天,它曾讓世界見識到新中國“能戰”“善忍”“會算”的組合拳——先讓對手自認理虧,再讓對方付出代價,最后收回主動權。數十年后再讀當年電報記錄,無需額外修飾,一行行數字本身就足夠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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