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筆1100多萬的“歷史舊賬”：受讓股權后，補繳的稅款該誰扛？

股權轉讓，“打包”收購一家公司股權是常見操作。但如果在交易完成后，突然冒出來一筆高達千萬的“歷史稅款”要補，這就像買套二手房。原房東（老股東）信誓旦旦：“沒問題，拎包入住！”你歡天喜地辦完過戶，結果住進去才發現，物業拿著一沓舊賬單找上門來：“您家之前欠了數十年的物業費，連帶滯納金，一共一百多萬，請您結一下。”你懵不懵？冤不冤？

浙江的周老板，就實實在在地踩了這么個“天坑”。他花了幾千萬，收購了一家房地產公司，成了新老板。椅子還沒坐熱，稅務局就找來了。不是來拜訪，是來“翻舊賬”——公司過去經營中，因為做“兩本賬”、虛開發票、隱藏收入，現在得補繳巨額稅款和滯納金！

這筆錢該由老股東還是新股東來承擔？這成了新老股東爭論不休的問題。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真實的案例。

一、 交易背景

2013年4月，周某（受讓方）與王某、葉某等（轉讓方）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受讓了寧夏某房地產公司61.11%的股權。為確保交易順利，雙方還拉來了陳某等作為擔保人。

交易完成后，公司順利過戶，周某成了新老板。然而，僅僅幾個月后，一個巨大的“潛在風險”就浮出了水面。原來，在股權轉讓前，這家房地產公司存在“兩本賬”（內賬和外賬），通過虛開發票、隱瞞收入等方式，在稅務上動了些“手腳”。交易完成后不久，公司因涉嫌單位行賄等問題被調查，這些稅務問題也隨之暴露。

為避免更嚴重的處罰，新股東周某掌控下的公司，在2013年12月通過自查，向稅務機關補繳了企業所得稅、滯納金等共計1100余萬元。錢是公司交的，但周某認為，這完全是老股東經營期間埋下的“雷”，理應由老股東來買單。

二、 對簿公堂：一份《補充協議》成焦點

雙方爭執不下，關鍵就在于他們曾在交易過程中簽訂過一份 《補充協議》 ，這份協議的第一條白紙黑字寫著：

“因股權轉讓協議簽訂之前的公司內賬所引發的稅務機關、檢察院、法院對公司的罰款（含補稅、滯納金、罰金），由老股東按股權比例承擔。”

圍繞這句話，雙方展開了激烈辯論：

周某（新股東）認為：

這1100多萬的補稅和滯納金，就是“內賬”引發的，白紙黑字寫著“含補稅、滯納金”，老股東必須按約定承擔！

王某等（老股東）反駁：

范圍不對：協議里的“內賬”特指當時已暴露的“單位行賄”問題，不是指所有稅務問題。并且程序不對：協議要求必須有稅務機關等出具的 “處罰單據” ，公司這是“自查補稅”，沒有處罰單據，所以我們不賠。

一審、二審裁判都支持了老股東的觀點，認為自查補稅不符合“處罰單據”的條件。周某一方不服，提請抗訴，案件由高院再審。

三、 再審舉重以明輕：

高院再審后，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認定，并精彩地闡述了理由：

1. 錢，就是“內賬”引發的

裁判查明，補繳的稅款，根源正是股權轉讓前公司通過“內賬”進行的虛增成本、隱瞞收入等行為。證據確鑿，因果關系明確。

2. “自查補稅”反而對老股東更有利

這是判決中最核心的邏輯。法院認為：

老股東在協議中承諾，愿意承擔被稅務機關立案查處后更嚴厲的后果（可能包括高額罰款甚至罰金）。現在公司通過自查補稅這種更溫和的方式處理，只是繳納了本金和滯納金，實際上幫老股東避免了更重的處罰。

按照“舉重以明輕”的常理，在后果更嚴重的情況下你們都愿意承擔，現在后果更輕了，你們反而拒絕承擔？這顯然不符合協議的本意和公平原則。

3. “處罰單據”是結算方式，不是免責牌

再審認為，協議中“以實際處罰單據為準”的條款，是用于具體結算的，而不是啟動老股東賠償責任的前提條件。不能因為自查補稅沒有“罰單”，就否定老股東本應承擔的核心責任。

最終裁判，這1100多萬的補稅款和滯納金，由老股東按61.11%的股權比例承擔，共計680余萬元，直接從周某未付的股權轉讓尾款中抵扣。

四、 建議

特律師說：

股權交易，買的不僅是資產和業務，更是未來的風險和收益。

對于股權受讓方（買方）：

盡調查要像查戶口：買公司前，請審計人員，把目標公司里里外外、陳年老賬查個底朝天。任何“兩本賬”的嫌疑，都是深水炸彈。

合同要當“說明書”來寫：協議條款不能模棱兩可。歷史遺留的“屎盆子”誰接？必須寫得清清楚楚，把各種可能都考慮到，別給對手留任何玩“文字游戲”的空間。

對于股權轉讓方（賣方）：

出來混，遲早要還：經營時規范財務，誠信經營。別以為公司一賣就萬事大吉，曾經的“雷”隨時會炸，而且最終很可能還是炸回自己手里。

簽字不是兒戲：在協議上摁手印前，一定搞懂每個條款意味著什么。你承諾的責任，不管它以哪種形式“回魂”，你都很難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