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新藥大潮中，尷尬的科研機構

吳妮 | 撰文

又一 | 編輯

2025年，中國藥企真正嘗到了創新帶來的商業回報。

截至目前，今年中國新藥對外許可交易總金額已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在高首付、高總金額、高分成的背后，是中國藥企創新實力的崛起。

越是走向國際競爭的高地，市場對創新程度的要求就愈發苛刻。

然而，一個略顯矛盾的現象是，作為醫藥創新的重要源頭，國內的研究型大學與科研院所，卻在產業合作中頻頻遇冷。

“就我所了解的范圍內，現有的一些少量合作，大多建立在研究人員自己已經把項目推進到相當成熟的階段，完成了動物層面的藥效、藥代等關鍵數據，其中有些項目已推進到臨床申請階段，企業才愿意接手。”藥學教授陳襄（化名）說道。

這位教授在3年前曾接觸過三四十家風險投資機構，希望他們能投資自己的獨創技術項目，然而這些投資機構反饋幾乎一致：“路線不同主流”“階段太早”。這反映出國內資本與企業在面對早期學術創新的保守與不信任。

這種局面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在美國，基于一項專利創立一家biotech的故事并不罕見。借助資本將前沿研究推向市場，已成為一條經典路徑。

當然，這條路徑風險極大。一項2021年發表于《eLife》的總結研究顯示，學術界至少一半以上的癌癥生物學實驗很有可能是不能重復的。這意味著，從理論創新到臨床驗證成功是一場勝率極低的“賭局”——而即便賭對了方向，想要得到商業化成功，后續仍需要資金支持和一些運氣。

LNP（脂質納米顆粒）技術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其最初理念源自加拿大一家初創公司Acuitas，但將LNP利用到mRNA疫苗中，獲得商業勝利的卻是輝瑞與莫德納。

這種現象在國內同樣存在。不少藥企或科研單位在某一方向默默推進創新時無人問津，直到該領域在海外爆火，國內市場才開始回頭尋找同類技術，這時那些堅持者才被重新看見。

可以說，在這場高風險、高回報的競賽中，最終成功的不僅是方向正確，更是“時機正好”的玩家。而那些更早看見未來、卻未能等到風起的人，往往成為倒下的先烈。

在此背景下，中國藥企面臨兩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是否仍然有必要投入那些高度不確定的源頭創新？而在國內的研究型大學與科研院所中，是否真的存在值得被信任并轉化的原始成果？

信任危機

陳教授從2020年起陸續獲得了一些企業資金支持，其中有大型公司，也有初創公司。他還曾與一家企業建立深度合作關系，該企業為驗證研究成果，委托了一家大型CRO進行實驗重復，但未能成功復現預期結果，隨后便終止了合作。

這沒有影響陳教授的信心，“國內部分CRO機構在技術執行層面存在嚴謹性不足的問題。即便實驗結果與原始數據不符，也未能深入分析原因，而是直接給藥企一個‘未能重復出來’的結論，某種程度上直接否定了我們前期的研究成果。”

而與陳教授合作的企業也沒有和他深入研究原因，而是直接放棄了合作。歸根結底，企業在面對這類早期學術創新信任度不高。

其實，小分子藥物領域仍存在一定比例的產學研協作。這是因為，小分子藥物從靶點發現到最終確認其成藥價值，周期相對較長，過程中存在更多不確定性，難度較高。

而有些藥物領域的候選分子在早期階段容易表現出“看上去不錯”的潛力，比如核酸藥物。所以企業更傾向于直接借鑒國外成熟路線，進行改良，并不想投入資源從零開始進行原始創新。

被埋沒的種子

我國科研體系真正初步成型，大約是在2000年之后，至于系統化、規模化的發展，可能要到2005年甚至2010年左右。大約在2017年之后，隨著各類人才引進計劃的推進，國內學術水平得到整體提升。

然而至今學術界的評價體系，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論文發表指標來衡量研究水平，比如一年發表多少篇文章、獲得多少引用次數，或在《科學》《自然》等頂尖期刊上的發表頻次。由此衍生出的“影響因子”，本質上是某本期刊所發表文章的平均被引次數，原本是為了反映其學術影響力。

但這類以發表頻次和引用次數為導向的評價方式仍有局限。期刊為了維持其“高影響因子”，可能不愿刊發一些“小眾”內容。導致越是真正原創、不同當前熱點的工作，在早期越難以引起廣泛關注。過去多年諾獎得主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當年的獲獎成果并未發表在所謂“頂級期刊”上。

其實，研究型大學與科研院所也在與時俱進，應用轉化確實在持續進步，這一點毋庸置疑。

“源頭創新”通常指向理論層面的根本性突破。這類創新現在已經很難做到，因為在過去一百多年里，各學科領域的主要理論框架已相對成熟，生物學等領域或許仍存在一些未被充分探索的空間，但在化學等方向，突破的空間已經相當有限。

相較于理論層面的顛覆，更現實的路徑是從解決實際問題的角度出發，大到新的技術路徑，小到某個工藝的優化，都應被認可其創新價值。

過去一二十年間，一些資歷較深的科研人員逐步認識到，科研不應只追求論文數量，不再把科研當作職業發展的核心追求，應該嘗試在科研與產業之間建立更務實的連接。

如今每位教授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或技術路線，但在產業端看來，他們往往難以辨別哪些是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哪些只是“又一個想法”。企業普遍對高校推動產業創新的能力存疑，他們通常不會主動去深入了解來自高校的早期研究成果。

或許有很多有價值的原創思路，就這樣在眾多聲音中被淹沒了。

先驅or先烈

一個科研項目需要3000萬至5000萬元的資金投入，才能完成臨床前研究，推進至臨床試驗階段。資金問題是目前最大的制約因素。

他們希望得到一些大型藥企的關注。“一些大型藥企同時推進一二百個臨床項目，盡管資金雄厚，但過度分散的戰線必然導致每個項目獲得的資源與關注受限，很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復。”

和他們對自己項目的“篤定”不同的是，投資方看到的是這類早期項目的巨大風險，而上一場合作的不了了之，加重了投資方的憂慮。

但創新藥本質上就是一場高風險的游戲。即便在美國，即便是頂尖的科研機構和大學里出來的項目，也會大概率失敗。但美國投資人依舊趨之若鶩，是因為即便99個失敗，1個成功就是巨大的成功。

因此，從資源配置角度看，無論是風險投資機構還是大型藥企，可以考慮將研發預算的5%–10%用于支持那些偏離主流、具備差異化的早期創新。假設將這部分資金投入20個前瞻性項目，每個項目獲得500萬元，這對早期研究而言已是關鍵支持，完全有可能孵化出具有突破性的成果。

當我們的醫藥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具備一定積累后，更應有意識地將部分資源投向那些源頭性、前瞻性的創新。這就像種樹，我們既要有能快速結果的，也要有人去為“暫時看不到收益”的可能性，提前埋下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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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妮：nora4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