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有三大主力軍團,是為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當時蘇區流行著這樣一句話:“一軍團的沖鋒,三軍團的包抄,五軍團的大刀”,可見他們是并列的地位。
然而在1955年,前面兩個軍團都有代表性的元帥、大將,但紅五軍團軍銜最高的卻只是上將(李達)。
要說在長征中,五軍團可是“鐵流后衛”,流的血和汗不比任何一支隊伍少,為何最終待遇差別這么大呢?
這主要在于,紅五軍團的幾位領導人物都早早離開人世,或犧牲,或被冤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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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五軍團的前身,是出身西北軍的26路軍。中原大戰后,馮玉祥兵敗下野,孫連仲被蔣介石收編,其部成國民革命軍26路軍,他擔任總指揮。
老蔣對于這些“雜牌”始終不信任,改編沒多久就調到江西進攻紅軍,這種“打死敵人除外患,打死雜牌平內亂”的做法,讓26路軍非常不滿。
接連三次“圍剿”紅軍失利后,26路軍駐于寧都,該部基本是西北人士,不適應南方的天氣,接連戰敗又導致傷病號特別多。
偏偏國民政府在后期補給上一直克扣拖欠,使得軍中沒有足夠的醫療條件,數月間病死上千人。
26路軍不愿在此做炮灰,九一八事變后全員聯名要北上抗日,然而蔣介石置若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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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鄉心切的26路軍只好在未得到命令的情況下,強行北上。然而沒走出多遠就被老蔣派遣中央軍團團圍住,以斷餉為要挾,命令他們原路返回。
無奈之下,26路軍退回至寧都,不過高層全都有了其他心思。
總指揮孫連仲以患牙疾為由,請假到南京就醫,26路軍27師師長高樹勛私自離隊到達廬山,部隊的指揮權就來到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的手上。
趙博生是地下黨員,他與73旅旅長董振堂、74旅旅長季振同、74旅1團團長黃中岳等人商議過后,決心換種方式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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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4日,季振同、董振堂、趙博生等將領率領1.7萬人在寧都起義。
這次起義在整個中共歷史上都意義非凡,要知道當時紅軍總共才4萬多人,26軍加入過來后,紅軍瞬間擴大近三分之一。
并且這1.7萬人共攜帶了2萬多件武器,對被嚴重封鎖的蘇區來說,絕對屬于雪中送炭。
只可惜,這支部隊的主要領導結局都不太好,四位有資格拼大將的人,兩位犧牲,兩位被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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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被錯殺,毛主席、蕭勁光無比痛心
26軍起義后,被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部隊建制基本上沒有打亂。
由季振同擔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趙博生任軍團參謀長兼14軍軍長,黃中岳任15軍軍長。
組織只派遣了蕭勁光等人去抓思想工作,在蕭勁光的回憶錄里,就記述了季振同和黃中岳被冤殺的過程。
蕭勁光是過去擔任軍團政委的,他初到時,季振同非常戒備,生怕被抓小辮子。不過在蕭勁光多次講述革命的發展經歷后,季振同就變得積極很多了,也經常會講自己的過往以及對紅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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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期,經常會有國民黨的信過來,要把季振同拉回去。季振同每次都是先叫上蕭勁光,然后一起拆信看。
有次馮玉祥的高參胡景陶、劉驥帶著馮的親筆信來找,季振同也是先請示蕭勁光、又得到黨中央允許后才去見面,那信同樣也沒有私藏。
這些做法,沒有讓蕭勁光感到不妥,然而后來季振同因為贛州之戰失利,產生了離隊去蘇聯學習的看法。
蕭勁光很驚訝,找到季振同推心置腹了一番,季振同則回答自己這樣做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有點怕吃苦。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經過蘇聯留學后,他回來就不會再被人扣舊軍閥的帽子,參加革命才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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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勁光只好把情況上報,中央同意了,還給季振同發了一筆路費。只是,在季振同等著去蘇聯的時間里出事了——1932年5月,保衛局抓捕了馮玉祥的代表劉佐華。
劉佐華不知是故意還是被人利用,竟誣陷15軍軍長黃中岳是想要叛回國民黨,并且紅五軍團同興旅社是黃中岳等人聯絡國民黨的秘密基地。
有這兩條消息,保衛局一邊去抓捕剛剛打完漳州戰役的黃中岳,一邊查探同興旅社的相關人等。
由此牽出季振同、李聘卿(紅五軍團經理處會計科長)、蕭世俊(紅十五軍參謀長)、高達夫(紅十五軍經理處副處長)、朱冠甫(曾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紅校總教官)、張少宜(紅十五軍副軍長、紅校總教官)等人。隨后這些人一一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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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所謂的“季、黃謀叛案”,然而實際上同興旅社只是紅十五軍解決供給問題的一個基地、屬于接待來往商人客戶的一個暫住地方,并沒有什么秘密聯絡。
但當時的“左”傾思想很嚴重,法院將季振同、黃中岳等人判處死刑。死刑要經過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毛主席看后覺得太蹊蹺,直言:
季黃等均為參加寧都暴動者,對革命不無相當功績。季黃二人即便是此案主謀,但曾為寧都暴動領導人之一,應減刑免死。
在毛主席的據理力爭下,季振同、黃中岳被改判十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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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季振同他們也只是被判監禁,但是沒想到在長征前夕,博古等人為甩掉“包袱”,就將季振同、黃中岳二人槍殺于瑞金縣葉坪。
此時的毛主席自己都是靠邊站,差點被排擠得不能一同長征,所以無法出來阻止,但是此事一直讓他耿耿于懷,到了延安后,毛主席不止一次說過:把季、黃殺掉是不應該的。
蕭勁光作為跟季振同接觸很多的人,他一直認為這里面有冤屈,晚年還說:
就我與他的接觸來看,他的表現還是好的,我們沒有發現他主動進行的秘密反水活動,幾十年來,對此案我始終是有些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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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早犧牲,雖貢獻巨大卻錯過榮譽
趙博生在起義前職務最高,起義后則犧牲時間最早。
1933年1月8日,他率領4個團的兵力,在長員店牽制超過己身三倍的敵軍,以此配合紅一、紅三軍團在黃獅渡伏擊國民黨15師、27師、90師。
可惜,在戰斗的過程中,趙博生頭部中彈壯烈犧牲,年僅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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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紅五軍團的名人董振堂,在季振同離隊后就接任為紅五軍團總指揮,此后率部打得極其出色。
長征之時,國民黨眾多軍閥為自保,對紅軍采取的方式都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墊后的部隊傷亡最大。
而紅五軍團正是全軍的后衛,他們以極強的奉獻精神,保護中央走完了艱辛的征途。
懋功會師后,紅五軍團編入了以原紅四方面軍部隊為主的左路軍中,被張某挾裹著南下、西進,最終董振堂血灑高臺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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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其實最可惜,他本有機會不西去、本有機會在高臺突圍,奈何黨性太強,始終在等命令,唉...
如果他能活到抗戰爆發,作為一個西北軍出身的干部,那他的統戰價值就大了,中央在開辟晉察冀時也會優先考慮他,一切就都不一樣。
可惜,就因為他犧牲得太早,這些都只能是想象,而且后來的軍事家等榮譽他都沒有獲得,實在令人難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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