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奉命秘密尋找李訥的日子

文章來源為《湖南文史》現名《文史博覽》，作者為邢志遠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教李訥識字

“文革”前，我是《解放軍報》駐廣州軍區記者組的一員，1966年夏秋，報社既要出版，又要搞運動，人力緊張，就把駐外地各軍區的記者調回北京集中使用。我們組四個人先后到了報社，就在北京市軍內外執行采訪任務。

01 事情開始，莫名其妙

那是1966年10月間，一天傍晚，記者處副處長宋瓊問我：“你有便衣沒有？”我說：“有一件藍色中山裝上衣。”“那好！你快到攝影組去，請他們給你拍一張一寸半身便衣照，馬上把照片給我！”

我跑到攝影組，穿上便衣，請他們照相。攝影組同志問：“你照這相片做什么？”我說：“我也不知道！”他說：“你們記者盡執行神秘任務！”我笑了笑沒有回答。事實確實如此，當時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軍報記者做一些調查。

這些任務都是通過解放軍報代理總編輯胡癡、記者處副處長宋瓊分派記者去干的，記者之間互不通氣，誰也不知道別人干什么，報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至于我自己這次要干什么，我也還不知道。

02 任務到來，夢中驚醒

我把照片交給宋瓊，就回自己的臨時宿舍休息。大約到次日凌晨三點鐘，宋瓊派人把我從睡夢中喚醒，叫我換上便衣到他辦公室。

我進他的房間一看，宋瓊對面坐著一位個頭高大、戴黑眼鏡的30多歲的人。和我同時進來的，還有記者處內勤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著便衣。一見我二人來到，宋瓊便向我倆介紹說：“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驚。對于此人，“文革”前我毫無所聞。“文革”開始后，他一躍而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再在報刊上發表批判文章，經常在各種會議上出頭露面，名字不斷出現在大小報紙上，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顆耀眼的明星。

那時我對他是十分仰慕，但難得一見。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馬上肅然起敬，還有些手足無措。我遠遠地站著，笑著向他點頭，我不敢靠前，也沒有伸手同他握手。

戚本禹一點也不講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對宋瓊說：“年齡大了，大了！”我莫名其妙，仍舊笑著站著。宋瓊解釋說：“在我們的記者當中，他算比較年輕的，而且比較有經驗。”

他看到戚本禹頻頻點頭，就轉身對我和金秀芳說：“你們倆隨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具體執行什么任務，由戚本禹同志向你們交待，你們聽戚本禹同志指揮！”說著分別遞給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證件。

我接過一看，是北京大學學生證，上面貼著我的便裝照片。于是我明白了為什么戚本禹說我“年齡大了”，那年我已36歲，裝扮一個大學生，顯然是年齡過大。

03 直到上路，才知任務

我和金秀芳隨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車離開報社，向東開去。車到西長安街，東方的天色已經發白。戚本禹告訴司機：“到北京飯店停一下，咱們吃點早餐。”

戚本禹的司機似乎很熟悉，他帶領我們進了飯店舊樓下一個小餐廳，大概是汽車司機吃飯的地方。戚本禹點了飯菜，四個人默默地吃起來。我心中納悶，到底要執行什么任務呢？

金秀芳沒有外出采訪過，這次為什么要帶她出來？吃完飯，戚本禹打發司機去結賬，他開口向我們交待任務了：“老人家有個小女兒，是江青同志唯一的親骨肉，你們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訥的那位？”我回答道。“你見過她？”“沒見過！”這時金秀芳笑嘻嘻地插話了：“我見過她的照片，前幾個月，宋副處長給我一張她的小照片，叫我給她辦一張解放軍報記者證。我給她辦了，可沒有見過她。”

戚本禹說：“對了，就是她！現在她離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本來她想到外地去串聯，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許她出去，不料她不辭而別，好多天無音訊。老人家很著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歡最疼愛的孩子！”

▲毛澤東與江青及孩子李訥在延安棗園

我恍然大悟似的插嘴說：“我們到天津去找她？”戚本禹說：“就是！她從天津來了一封信，說她在天津。這次我們到天津找到她，先勸她回來。如果她不想回來，你們二位就跟著她，她到那里你們就跟她到那里，陪伴她，照料她，要保護她的安全。”

原來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猶豫，異口同聲地回答：“好！好！堅決完成任務。”當時我們二人都沒有想到這個任務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更沒有想到這件事責任無比重大，都很高興也很榮幸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事實上也不容我們多考慮，我們都是革命軍人，習慣于一切行動聽指揮；我還是共產黨員，金秀芳也在爭取入黨，對于如此光榮而重大的直接為偉大領袖服務的任務，難道還能說二話嗎？

04 尋找過程，相當周折

車子向天津開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機旁邊。

路上，戚向我們介紹李訥的情況，說她是北大歷史系畢業，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說她生活非常儉樸，不講究穿，不講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女等等。戚也詢問我的情況，我告訴他我是山東半島人，什么時候參軍入黨，參加過哪些戰役，什么時候當記者，等等。

我也反問他的情況，他回答比較簡要，原來他是山東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鄉；而且他也36歲，和我同齡。

車到天津市中心，大約上午8點鐘。戚本禹叫司機把車開離大街，找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在一個中學的門口停下。他叫我們在外面等著，自己進了學校。這條街和這個學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記了，只記得行人甚少，比較冷清。

大約過了20分鐘，戚本禹從學校里走出來，滿臉的不高興和失望，對我們說：“她寫信沒說實話，她根本不在這里，這里已經沒有外地來串聯的人了。”他轉身對司機說：“到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很熱鬧，校園內人來人往，有住在校內的外地的學生，還有本市來看大字報的人，大字報的碎片、傳單和垃圾遍地都是。

在南開大學，也碰釘子

我們找到學校的接待站，自稱是北京大學的，來這里找人，請他們把接待登記簿拿出來。那位工作人員也沒有向我們要證件看，他打量我們一番然后說：“你們北大的老師也出來串聯啦？”

他顯然不認為我們是學生，而是把我們當成講師和助教了。冒充學生，我們三人的年齡和形象，明顯是不合適的。接待登記簿一大堆，我們三個人動手翻閱，主要查看近十來天的。戚本禹告訴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們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個姓名一個姓名地看，查了一個多鐘頭，看得頭暈眼花，就是沒有查到“李小江”。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學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們走進女宿舍，有的就是課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來串聯的女學生，但看不到我們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骯臟，空氣污濁，臭烘烘的，很難想象我們要找的人就住在這里。

05 茫茫人海，談何容易

中午，我們在一間小飯館吃飯。我忍不住地說：“既然她會改名字，又不寫明住地，天津這么大，學校這么多，我們這樣毫無線索地找，像大海里撈針一樣……”

不等我話說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插斷說：“你是不是說，應當取消我們這次任務？”我連忙解釋：“我不是說不再找，但這樣找很難有結果……”戚大概也覺得我的話有道理，就不再說什么。

下午，我們繼續跑了一兩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記不清了。反正進了學校先找接待站，翻閱接待登記簿。也不知查閱了多少本，都沒有發現“李小江”。

只在一個學校的登記本上，發現了一名“李小香”，也是位女性，但年齡和其他項目都不對，而且人早已離開，不知到哪里去了。眼看著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給我們一項任務，要收集各種傳單。

天色已經很晚了，街上的路燈亮起來，行人越來越少。戚本禹說：“咱們找個部隊給北京掛個電話吧！”

我長期駐廣州軍區，對天津駐軍情況不熟。這時金秀芳說：“找66軍軍部吧！”金秀芳長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駐天津部隊的情形。

我們找到66軍軍部值班室。值班干部見我們三位穿便衣的人闖進來，開始神色有些緊張和戒備，后來見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軍報記者證和工作證，就變得相當客氣。

06 直接通話，竟然是江青

戚本禹也有證件，還不止一個，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報》記者證，上寫姓名為“向東君”。這時他什么證件也沒有拿出來，全靠我和值班軍人交涉。我說要向北京打電話，值班軍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電話。

我已記不得他怎么要的電話，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頭一句話他就說：“她騙了我們，她寫的通訊處是假的……”

他把在天津活動一天的情況給對方講了，我當然不知道對方講了些什么。戚放下電話對我們說：“走，咱們回北京！”我忍不住問戚：“你跟誰通的電話？”他說：“跟她媽媽！”

她媽媽？她媽媽不就是“敬愛的江青同志”嗎？戚本禹跟江青講話怎么這樣隨便和放肆呢？我有點不相信，便傻乎乎地問：“是她媽媽本人嗎？”“是她本人！”我們辭別那位怔怔地瞧著我們三個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干部，出了66軍軍部大門就往北京奔。

在車上，戚本禹突然說了一句：“她媽媽叫我帶著她、管著她，我一個人哪里管得了！以后交給你們胡癡管去！”車在京津公路上開，我們三人都不停地打瞌睡。

07 任務結束，徒勞無功

回到北京，已經過了半夜12點。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3號解放軍報社大門口，說聲“再見”就走了。此后，除了在幾次大會上遠遠看到他坐在主席臺上，我再沒有接觸過他。1968年初，他從政治舞臺上消失，我更是無緣同他“再見”。

回到報社，按照記者處領導的規定，我沒有向別人講過我的天津之行，報社絕大多數人也不知道我去過天津。但是，這件事并沒有完。

金秀芳同志從天津回來后，宋瓊副處長又派她同兩位剛從部隊調來的年輕力壯的記者一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訥。他們三人從北京到上海，又從上海到杭州，還是沒有找到，只好無功而返。這是以后金秀芳告訴我的。我想這必是江青堅持要派人去找。至于為什么要到上海和杭州找，金秀芳沒有說，我也沒有問。因為有紀律，我不便多問，金秀芳同志也不便多說。

現在有些報刊文章說，李訥是1965年大學畢業后分配到解放軍報社的；還有的說，李訥在“文革”外出串聯，一度同家中斷了聯系，江青下令派人尋找，最后由《解放軍報》記者在上海找了回來。

事實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邊。她真正到《解放軍報》工作，是1966年11月、12月之間。

08 不期而遇，她到軍報來了

11、12月之間的一天，我外出采訪回來，我的直接上級、報社駐廣州軍區記者組長楊子才同志，突然找我說：“你上次到天津找的那位同志，現在到報社當記者來了！她如今的姓名叫肖力，你知道她的真實身份，千萬不能說出去，要保密。”

驚奇之余，我很快找到肖力同志所在的辦公室，遠遠望去，只見她身穿新軍裝，白凈面孔，端莊大方，臉的輪廓像她爸爸，戴著白框眼鏡，眉眼有些像她媽媽。原來她是這個樣子！我心里很高興。能和偉大領袖的親人在一個單位工作，我們是多么幸福呀！

以后我經常同她見面。我們都住在報社辦公大樓的五樓，那是筒子樓，住在斜對面，可以說是朝夕相見。但因上級沒有安排我同她合作采訪，我就沒有主動找她談什么。每次相逢，只點頭微笑而已。不知誰告訴她，我曾到天津找過她，有一次她正吃炒花生，就隨手抓一把塞給我，以表示謝意。我順便問她：那次你跑到哪里去了？

她說：“我爬泰山去了。”接著又說：“這次外出，對我鍛煉很大，要自己找車坐，自己找住處，什么事都要自己干，長了很多見識。”

當時我聽了很感動。她這樣嚴格要求自己，拒絕養尊處優，真不愧是無產階級偉大領袖的優秀女兒。我想起了社會上流傳的毛主席給李訥的題詞：“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李訥同志正是按照偉大領袖的教導認真實踐的，她一定會成長為堪當大任的堅強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09 長期保密，當時辦不到

“文革”以來，報社有的記者如楊子才等人上天安門城樓采訪，見過她在偉大領袖身邊，有的攝影記者還為她父女拍過合影；同時，她自己要長期隱姓埋名，也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與女兒李訥一起看書

隨著“文革”形勢的發展變化，她身不由己，到報社不滿兩個月，就挺身而出，自我揭開了廬山真面目。1967年1月13日，她組織了“革命造反突擊隊”，貼出了題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帶頭一舉把胡癡、宋瓊以及楊子才等人揪了出來，“開創了解放軍報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

由她領導的“革命造反突擊隊”，左右了軍報的運動，同時，她擔任軍報版面組組長（后擔任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執掌軍報編輯出版大權。從我奉命尋找“北大學生”李訥，到李訥掌握軍報大權，時間不到兩個月。

當然，幾年之后，李訥同志離開了軍報，又經過若干年，胡癡、宋瓊等人都獲得了“解放”和平反，楊子才九十年代初期還當了《解放軍報》總編輯。這都是后話。

同時，隨著“文革”的發展，我對許多事情和人物的看法也逐步深化。我慶幸那一次到天津沒有找到李訥，沒有執行那個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如果在天津找到了她，并陪伴她到各地去串聯，以后的遭遇真是難以設想。倘若在路上有一星半點差池，出點什么閃失，我如何說得清？以后想到這一點，想到那個擔子的千鈞之重，我很是后怕，甚至有些不寒而栗！

至于那本北京大學學生證，我曾經保存了幾年，卻一直沒有拿出來用過，后來把它毀掉了，現在我很后悔。

我雖然不是貨真價實的北京大學學生，但那本學生證卻是真的，上蓋北京大學的鋼印，無疑是當時在北京大學掌權的聶元梓那派人奉“中央文革”之命給辦的，至少可以作為一件“文物”保存下來，以紀念我那次不平常的天津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