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基督教治軍

創作不易。如果您對本人的作品感興趣，歡迎點擊右上角的關注按鈕，您的鼓勵和支持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馮玉祥戎馬一生，有“布衣將軍”、“倒戈將軍”等廣為人知的稱號，另外還有一個“基督將軍”的稱號，也是風靡一時。

個人皈依基督教

馮玉祥早年曾在清政府軍中當過兵，他目睹清軍的腐敗和墮落，心生厭惡。

他后來因聽了英國傳教士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等人的布道，對基督教倡導的平等、博愛、改革社會的理念產生共鳴。他認為基督教義可以拯救人心，改造社會。他的這種認同感是真實的，與其政治軍事目的緊密結合。

1913年到北京后，馮玉祥對基督教有了更多的接觸，他幾乎每個禮拜天都要去美以美會的亞斯立堂（即崇文門堂）參加禮拜，并和該堂主任牧師劉芳結為好友，與其暢談信仰之道。

民國六年（1917年）圣誕節，劉芳牧師在亞斯立堂主持隆重的洗禮，共有94人接受洗禮，馮玉祥將軍也在其中。自此，馮玉祥正式加入基督教，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

馮玉祥本人閱讀圣經，在公開場合祈禱，并以身作則遵守教規（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如此）。他的第一次婚姻也是由牧師主持的基督教儀式。

在軍中推行基督教

馮玉祥倡導“以教治軍”，將基督教全方位地融入軍隊的日常管理和文化建設中，用基督教的教導來管理官兵。

為了使官兵對基督教信仰有更多了解，馮玉祥經常邀請教會的牧師到軍中傳講福音，教導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并為愿意歸主的官兵施洗。

同時，馮玉祥也為軍中聘請了隨軍牧師，多名中外牧師作為“隨軍牧師”，負責布道、主持禮拜和教導士兵，以更好地傳揚福音并牧養軍中的信徒。在馮玉祥的這種努力下，部下不少官兵歸信了基督。

在他的倡導下，星期日全軍必須做禮拜，士兵需讀圣經、唱圣詩。馮玉祥本人經常親自登臺布道，講述圣經故事和教義。

軍隊中，所有人都飯前必須祈禱，睡前也要禱告。軍營中貼有“五不準”的告示，即如不準吸煙、喝酒、嫖娼、賭博、欺壓百姓，違反者會受到懲罰，這些紀律很多都源自清教徒式的基督教道德規范。

馮玉祥親自編寫了《基督軍人精神》等小冊子，將基督教教義與軍人職責相結合，旨在培養士兵的品德和紀律。

在馮玉祥的部隊里，所有士兵和軍官都被要求學習基督教教義，并接受洗禮。據估計，在其鼎盛時期，麾下受洗的士兵多達數萬人。

民國八年（1918年）馮玉祥被調任湘西鎮守使，駐守常德。期間，結識了美國傳教士羅感恩大夫，羅氏時常給其部下的官兵看病、講道。

在駐常德期間，馮玉祥為其麾下數千名官兵舉行了集體洗禮。他邀請美以美會的牧師前來主持，場面極為壯觀。士兵們成排站在河邊，由牧師為他們施行灑水禮。

這種將整支軍隊“基督教化”的做法，在近代世界歷史上都極為罕見，立刻引起了西方媒體和教會的高度關注。

美國的《時代周刊》（TIME）在報道他時，便直接稱其為 “The Christian General” （基督將軍），使得這個名號享譽國際。

基督教治軍目的

馮玉祥皈依并大力推行基督教，其動機是復雜且多方面的，并非單純的宗教信仰，更多是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

一是治軍與整肅軍紀。這是最核心的動機。當時的中國軍閥部隊普遍存在紀律渙散、抽大煙、搶掠百姓、吃喝嫖賭等惡習。馮玉祥看中了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所倡導的節制、勤儉、誠實、仁愛等道德準則，希望借此打造一支紀律嚴明、道德高尚、富有戰斗力的“新式軍隊”。用基督教教條來約束士兵，比單純的軍法更有效，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內在的道德約束。

二是塑造現代化形象：民國初年，基督教與“西方”、“現代”、“文明”等概念緊密相連。馮玉祥通過擁抱基督教，向國內外展示自己是一個開明、進步、與現代文明接軌的領導者，而非舊式的封建軍閥。這有助于他爭取西方國家的潛在支持和認可。

三是尋求外部支持：他與美國公使、基督教青年會（YMCA）等西方組織和人士交往密切。通過皈依基督教，他更容易獲得這些組織的物資援助（如藥品、食品）、教育支持（YMCA為其軍隊提供文化教育）和輿論上的聲援。

但到了192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如“非基督教運動”），以及馮玉祥與蘇聯的接觸、轉而接受蘇聯的援助，他在軍隊中推行基督教的力度明顯減小。“基督將軍”的色彩逐漸淡化，其更多以“布衣將軍”或“倒戈將軍”的形象為人所知。

結語

馮玉祥基督教治軍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整頓了軍紀，使其軍隊成為當時中國少數幾支紀律較好、不擾民的部隊，贏得了“西北軍”能打硬仗的名聲。這是馮玉祥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上的一個獨特嘗試，反映了他希望用一種外來的、強大的思想體系來改造舊軍隊和舊社會的努力，是那個特定時代中西文化碰撞和政治現實下的特殊產物。

本文系作者自己收集、整理創作。如有侵權，請聯系作者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