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的“兩大區”與蘇聯的“五國”：中亞版圖的演變是怎樣的？

在歐亞大陸的內地，有一片挺廣闊的區域，叫做中亞，這個區域面積大概有400萬平方公里上下，生活著差不多7800萬人口，它可不單單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交匯路口，還是當下地緣政經方面的關鍵所在。

翻開歷史地圖，一個很明顯的對比引發了我們的思考，19世紀下半葉，沙皇俄國通過武力，拿下了在此設立了“草原總督區”與“突厥斯坦總督區”，這兩大區域。可是沒過半個世紀，取代它的蘇聯卻大張旗鼓，將這些地方“劃”成了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和吉爾吉斯五個加盟共和國。

從“二”到“五”，這可不是簡單的數字變化。背后藏著怎樣的帝國治理邏輯迭代？蘇聯的劃分，到底算是民族自主的福音不？還是“分而治之”的深遠謀劃？這片土地上的好多紛爭，是不是從那時候就埋下了隱患？

要解開這個謎團，我們需要回溯到沙俄鐵蹄踏入中亞的那一刻，19世紀中后期，沙俄與大英帝國在亞洲展開“較量”，為了南下印度洋和鞏固邊疆，沙俄將中亞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個汗國逐一吞并。

到了1882年，沙俄在中亞的版圖基本就穩定下來了，弄出了倆挺大的總督區，一個是“草原總督區”，主要管著北邊的哈薩克草原游牧區；另一個是“突厥斯坦總督區”，設在塔什干，管著南邊人口多的綠洲農耕區。

這類劃分方式比較粗放，是典型的軍事殖民邏輯，沙俄當局并不關心當地復雜的民族構成，只在意怎樣高效駐軍、征稅以及劫掠原料，特別是棉花，“兩大總督區”的界線是依照地理，也就是草原、綠洲，還有軍事便捷來劃分的，并非依照民族。

不過1917年十月改革的一聲炮響，舊的帝國秩序就不再存在，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所面對的是比沙俄時期更為難辦的亂攤子，中亞地區“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思潮在涌動，巴斯馬奇運動等抵抗接連發生，對新政權的穩固可不太友好。

列寧和斯大林察覺到，沙俄的舊地圖不能再用，他倆得搞出一套全新的控制策略，既要符合“民族自主”的意識形態承諾，還得把任何有可能挑戰莫斯科權威的統一勢力，給完全打掉。

隨后于1924年，開啟了一場對中亞未來百年產生影響的“民族土地劃界”。

這場劃界行動表面的邏輯是“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蘇聯的民族理論覺得得幫“落后”的民族，明確邊界、構建現代民族國家，這樣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于是大量蘇聯的民族學家、語言學家以及地理學家被派往中亞，去對當地居民進行細致的“民族辨認。

不過在那層理想主義的表象之下，存在著十分冷酷的政治現實主義，那就是“分而治之”。

蘇聯的決策者敏銳察地發現，沙俄的“突厥斯坦”這一概念，正是催生“泛突厥主義”的溫床，要打破這種統一所帶來的威脅，最好的辦法便是將其“切碎”。

語言被他們視作“手術刀”，同屬突厥語族的族群被予以細分，游牧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分別擁有了各自的共和國。

而原本在中亞綠洲中混居，且文化關聯緊密的烏茲別克人（突厥語族）和塔吉克人（波斯語族），被強行依照語言給分隔開來。

這種區分十分的繁雜，甚至“創造”了民族。正如歷史學家阿迪布·哈立德說，在1924年之前，許多中亞人最先認可的，是自身所在的綠洲（比如撒馬爾罕人）或者部落，并非清晰的“烏茲別克族”抑或“土庫曼族”身份，蘇聯的劃界，實際上就是“先畫一條線，再整出民族”。

地理在本次劃分里充當著“幫兇”角色，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費爾干納盆地，這個中亞特別富足、人口十分集中的“聚寶盆”，從地理層面而言，是一個完整單元，可是在蘇聯的地圖上，它卻被七零八落地劃給了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還有吉爾吉斯斯坦。

這種劃分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就是讓任何一個共和國，都沒法單獨把控這片核心區域，彼此相互依靠又相互制約，同時還特意弄出好多飛地，（像塔吉克斯坦在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沃魯赫），就如同釘子一樣，嵌入到鄰國土地里頭。

1991年蘇聯解體，那原本在蘇聯內部并無太大問題的“行政界線”，瞬間變為壁壘清晰的“國際邊界”。

歷史的十分奇異的地方就是，蘇聯當年為“分而治之”埋下的伏筆，在近一個世紀后集中爆發了，中亞五國獨立后，費爾干納盆地的水資源要怎樣分配、邊界線模糊不明確、飛地歸屬等問題，變成了叫人犯難的事兒，甚至還演變為武裝沖突的引線。

舉個例子哈，就像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間，關于沃魯赫飛地的沖突，它的根源差不多能完完全全，追溯到1924年的那張地圖上面。

我們現在可以回答開頭的問題了，沙俄設置兩個大總督區，是由于軍事上的戰勝以及原料掠奪的粗放式殖民；而蘇聯廢除舊制度、將其劃分成五個國家，則是一場精心謀劃的政經手術。

它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另一方面還藏著“分而治之”、防止中亞出現統一地區力量，來挑戰中央的戰略意圖。

蘇聯通過民族識別和土地劃界的方式，成功把統一的“突厥斯坦”給劃分成了五個相互牽制的國家。

蘇聯時期，那五個國家達成了工業化與教育普及，卻也永遠喪失了作為一個整體的可能性，當下中亞五國仍在竭力擺脫這份“地圖遺產”，試圖在被“劃定”的邊界之內，重新去摸索合作與共存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