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的悲劇人生：槍殺日本醫生 聶榮臻揮淚斬馬謖

文章摘自：人民網，作者：陳輝。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沙飛，解放軍第一位專職攝影記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新聞攝影機構的第一任領導者，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個提出攝影武器論的人。

1946年3月20日，解放區三大攝影家石少華、吳印咸、沙飛（從右至左）在張家口合影。左一為葉昌林

作為新華社駐北京軍區軍事記者，筆者是這樣認識沙飛的：一次，筆者在北京軍區《戰友報》觀看社史圖片，意外發現沙飛的照片，當時他任《戰友報》的前身《抗敵報》編輯部副主任；一次，筆者在北京軍區檔案館查資料，意外發現1950年3月8日《華北解放軍》報登載的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等簽署的“沙飛目無法紀殺害人命，軍法處判決處以極刑”的華北軍區訓令和華北軍區軍法處對沙飛的判決書；一次，筆者與同事郝建聊天，意外得知他父親郝德貴曾是沙飛生前的護理員；一次，在釣魚臺國賓館八一學校校友會上，筆者與沙飛槍殺的日本醫生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意外相遇；一次，筆者到北京軍區下屬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采訪，聽到了許多沙飛當年住院的往事。

驚奇的發現，意外的巧合，功與過的強烈反差，使筆者對沙飛這位中國革命攝影史上的領軍人物產生了好奇。于是，筆者開始探尋沙飛那傳奇而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生。

沙飛結緣魯迅，并為之拍下一系列照片；創辦八路軍第一份畫報

沙飛原名司徒傳，祖籍廣東開平。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廣州一個藥商家庭。1926年，14歲的沙飛在無線電學校畢業后毅然從軍，在北伐軍中當電臺報務員。他隨軍先后去了上海、寧波、濟南、北京等地。北伐勝利后，他在廣西梧州軍用電臺工作了3年。1935年6月，沙飛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9月，沙飛離開汕頭，來到上海。從此，他開始用相機記錄中國現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間。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覽會舉行，沙飛見到了敬仰已久的魯迅并為之拍照。10月28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沙飛的文章《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展會場里》。

沙飛拍攝的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覽會的照片，刻畫出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軒昂氣質，成為魯迅留在人們心中永遠的肖像。這是沙飛拍攝的第一組新聞照片。他一舉成名！這組照片奠定了他作為職業攝影家的基礎。

1936年10月19日，沙飛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后驚呆了，隨即背上相機，直奔魯迅寓所。他默立在魯迅遺體前，深深鞠了三個躬，然后打開相機，連按了幾下快門，用相機記錄了葬禮的全過程。

沙飛為發表魯迅的照片，要起一個筆名。他熱愛祖國、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于是，“沙飛”從此誕生！他以沙飛的筆名把照片投寄給上海、廣東各大報刊。《作家》“哀悼魯迅先生特輯”、《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時代畫報》、《光明》、《文季月刊》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飛的《魯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魯迅遺容》等照片。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飛的第一個個人攝影展覽在廣州長堤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紀念魯迅的照片26幅。有人形象地說：“魯迅先生走了，攝影家‘沙飛’誕生了。”

　1937年10月，沙飛在河北阜平，經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批準，加入八路軍，并正式由司徒傳改名為沙飛，成為人民軍隊第一位專職新聞攝影記者。12月，到晉察冀軍區《抗敵報》編輯部任副主任。

參加八路軍不久，沙飛就和戰友一起創立了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攝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新聞攝影科成立,沙飛任科長。這是根據地最早的新聞攝影機構。

1938年12月，為了更好地發揮新聞攝影的宣傳作用，沙飛萌發了舉辦戰地攝影展的想法。于是，他和戰友們緊張籌備，把一年多來拍攝的晉察冀邊區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類照片底片印成小樣片，貼在馬糞紙上，再縫在長條布上，掛在了軍區駐地平山縣蛟潭莊的大廟里。1939年元旦，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攝影展覽正式推出。八路軍官兵和周圍數十里村莊的群眾爭相前來觀看，受到極大震撼。聶榮臻觀看展覽后高興地說：“照片形象鮮明真實，戰士和老鄉們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教育工具，要是能夠放大，群眾會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影展結束后，聶榮臻還派人將照片送到延安和重慶，受到毛澤東的贊賞。

影展取得成功后，沙飛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實聶榮臻的指示，擴大新聞攝影宣傳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膽地提出了創辦畫報的設想，得到了聶榮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20日，首試出版《時事專刊》，喜獲成功。5月1日，晉察冀畫報社在平山縣指角溝村正式成立，沙飛任主任，全社100余人。6月，沙飛加入中國共產黨。

為了出版《晉察冀畫報》，沙飛連續工作，累得吐了血。7月1日，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問世了，為黨的21歲生日獻上了一份厚禮。畫報內容新穎，圖文并茂，共發表新聞照片150幅，其中沙飛一人作品就有82幅。隨后，《晉察冀畫報》創刊號正式出版發行了1000冊，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發送到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重慶、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各單位、其他抗日根據地及蘇聯、美國、英國、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引起了強烈反響。

截至1948年，畫報社在6年時間里，共出版《晉察冀畫報》13期，還出版了《解放畫刊》、《時事專刊》、《旬刊》等17種畫報、67萬余冊讀物，面向國內外發行。此外，沙飛還先后派人協助各抗日根據地創辦了《冀熱遼畫報》、《冀中畫報》、《人民畫報》、《山東畫報》等。這些畫報和讀物的出版發行，對鼓舞抗日軍民斗志，分化瓦解敵軍，爭取國際支援，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2年槍林彈雨的歲月中，沙飛以相機為武器，視攝影為生命。通過攝入鏡頭里的一幅幅畫面，見證了祖國遭受的苦難，謳歌了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戰。他用數以千計的作品，樹起了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座豐碑。

沙飛不僅用影像記錄歷史，而且還特別注重對攝影底片的保存。自創立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攝影工作室之日起，沙飛就要求攝影工作者要把照片底片當做生命一樣看待。他經常強調：“攝影底片是畫報社的命根子，是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與日寇浴血奮戰的縮影，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實行‘三光’政策的歷史見證，是教育子孫后代的珍貴資料。”當時，沙飛還專門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

1948年5月25日，晉察冀畫報社、人民畫報社、冀中畫報社三社合一，成立華北畫報社，沙飛任主任。

沙飛的鏡頭下有白求恩，有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等等

沙飛反映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為八路軍救死扶傷的照片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飛的女兒王雁說：“父親生前還有一位要好的國際朋友，就是白求恩先生。他拍攝了《戴著八路軍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與晉察冀邊區軍政首長合影》、《白求恩和八路軍戰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軍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衛隊員合影》等照片。

“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職后，在遺體告別時，人們無不痛哭失聲，就連身經百戰，親眼看過無數親密戰友傷亡，曾經以‘鐵石心腸’自稱的聶榮臻將軍也潸然淚下。父親一邊流淚一邊撳動快門，拍下了這些動人的歷史鏡頭。白求恩在遺囑中要求，將他心愛的柯達相機贈給沙飛同志。后來，白求恩送給父親的柯達相機和盛放著他所拍攝的魯迅先生生前最后留影底片的小鐵盒子，總是隨身帶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飛結識白求恩實屬巧合。1938年5月，沙飛因為身體不好，住進山西五臺縣耿鎮河北村的晉察冀軍區衛生部衛生所休養。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領醫療隊從延安到達五臺縣金剛庫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正在住院的沙飛得知白求恩來到軍區后，便借了一匹馬一路揚鞭趕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張白求恩的照片。

在晉察冀軍區期間，白求恩致力于改進八路軍的醫療和戰地救治工作，組織制作多種醫療器械，給部隊醫務人員傳授醫療知識和技術，編寫醫療圖解手冊，舉辦醫務干部實習周，加速培養衛生干部。在他的推動下，軍區后方醫院被評為模范醫院。

1938年9月15日，聶榮臻等人參加了晉察冀邊區模范醫院落成典禮。那天，身著八路軍服裝的白求恩顯得格外精神，沙飛拍攝了不少珍貴鏡頭。沙飛住院期間，與白求恩有過幾次接觸，他用并不流暢的英語同白求恩進行交流。白求恩也是一位攝影愛好者，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為摯友。沙飛給白求恩講述的大多是中國軍民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給予沙飛更多的是精神和藝術的啟發。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傳來，沙飛十分悲痛。他立即前往醫院，為白求恩拍攝遺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靜靜地躺在床上，頭發有些凌亂，臉頰顯得瘦削，身上蓋著一床舊軍被。

　在1942年7月出版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上，沙飛精心選編了一組“紀念國際反法西斯偉大戰士諾爾曼·白求恩”的專題攝影報道，以表達中國人民對白求恩的緬懷之情和他對異國戰友的深切懷念。

目前中國保留的白求恩參加抗戰的照片，都出自沙飛之手。

1980年5月，在中日之間掀起了一股“中國元帥與日本小姑娘”的熱潮，其根源是沙飛40年前拍攝的照片《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

1940年8月，百團大戰打響。21日，八路軍在攻打日軍占據的河北井陘煤礦戰斗中，搶救出兩名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和美子。

美穗子姐妹倆很快被送到了前線司令部，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聞訊后前來看望。他安排一名戰士給5歲的美穗子做“保姆”，并給不滿周歲的美子找了奶娘。聶榮臻原想收養她們，經再三考慮還是覺得送回日本為好。為安全起見，聶榮臻專門給駐守在石家莊的日軍軍官寫了一封信。8月25日，他派老鄉用籮筐挑著兩個小姑娘，一村又一村，采取接力方式送到駐守石太線微水車站的日軍，后由微水車站副站長岡部義太郎將姐妹倆送到石家莊。日軍收到兩個孩子后，給聶榮臻回信表示感謝。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國雄從石家莊將她接回故鄉——日本宮崎縣都城市。妹妹美子因病死于石家莊石門醫院。

百團大戰開始后，沙飛一直跟隨部隊參加戰斗，聶榮臻擔心他在前線有危險，專門去電將其召回隨司令部行動。沙飛剛回到司令部，就目睹了聶榮臻照顧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他敏銳地拍攝了20多張珍貴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沙飛曾對戰友說:“這些照片幾十年后發到日本，可能會發生作用。”

沙飛的預見，40年后得到了驗證。1980年5月29日，《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刊登了姚遠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飛當年拍攝的《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一組照片，將這段往事公之于眾。

第二天，日本一些報紙就報道了這則消息。此事在中日兩國引起極大反響，廣大讀者對聶榮臻在40年后還記掛著日本小姐妹非常感動，并十分關注美穗子姐妹倆的命運，紛紛給報社寫信或打電話提供線索。經過多方尋找和詳細核實，《讀賣新聞》記者終于在宮崎縣找到了美穗子。當時的美穗子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和丈夫經營一個五金商店。美穗子也看到了報紙關于尋找她的報道，心情格外激動。她立即給聶榮臻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感謝當年救命之恩，并希望能早日到中國，當面致謝。

1980年7月10日，恰逢美穗子44歲生日，她帶著一家人如愿來到了北京。年過八旬的聶榮臻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美穗子一家。

美穗子一家還特意來到河北井陘礦區參觀訪問，并贈送沙飛家人一張全家福照片，表示對沙飛的感謝之情和深切懷念。

悲劇發生，沙飛槍殺了日本醫生津澤勝；又一幕悲劇發生，沙飛被華北軍區軍法處處以極刑

　１９４８年５月，沙飛因肺結核住進位于石家莊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以下簡稱和平醫院），給他治病的是日本醫生津澤勝。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悲劇發生了。這一天，在按照沙飛要求診病之后，津澤勝給他開了兩種藥。當津澤勝轉身出門，剛走了兩三步時，沙飛對著他開了兩槍，津澤勝頓時倒在門口。緊接著，沙飛又從床邊走到津澤勝跟前，對著他的頭開了一槍，打中腦門正中。

筆者同事郝建的父親郝德貴，1949年6月參加解放軍，離休前任269醫院政委，當年他在和平醫院擔任沙飛的護理員。郝老回憶了沙飛住院、誤殺津澤勝和被執行極刑的全過程：

認識沙飛是在1949年，那時我還不滿13周歲，是當時華北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年齡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內科)當看護員。這里住的病人都是師團職干部，病人中沙飛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時，他帶有兩名警衛員，一看就是個大干部，還聽說他是畫報社主任，我們都叫他沙主任。他隨身帶著照相機，桌子上還擺著一個留聲機，當時我對這些東西都很好奇。

由于歷史原因，當時我軍醫院中有不少日籍醫護人員，僅和平醫院日籍人員連同他們的家屬就有200余人，他們分布在醫院各個科室，津澤勝就是其中一個。津澤勝時任和平醫院一部主任醫師，他工作嚴謹，認真負責，在病人中頗有聲望，沙飛當時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這一天，正處農歷大雪時節，天氣陰冷。病人開過午飯后正在午休，突然從對面病房傳來兩聲槍響。正當我驚魂未定時，“啪!”又響了一槍，當時我被這連續的槍聲驚呆了。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

稍微鎮定后，我開門出去了。這時候走廊里已有不少人，醫生和護士長他們正在忙著把津澤勝抬上擔架緊急送往手術室，機關來的人吩咐要保護好現場，協理員和幾個病人正在圍著沙飛說些什么。只聽沙飛不住地說：“人是我打死的，我負責，他暗殺我，我有證據。”

事后，我聽警衛員講了事情發生的經過。

午飯后，沙飛顯得十分煩躁，在病房里坐臥不寧。警衛員催他午休，沙飛卻不耐煩地說：“不忙，你去把給我治病的津澤勝喊來，我有事找他。”

不一會兒，門外傳來腳步聲，沙飛從床上站起來。門開了，進來的是警衛員，他對沙飛說：“津澤勝大夫一會兒就來查房。”

過了一會兒，門被推開了，這次先進來的是津澤勝的女助手張富云醫生，然后進門的是津澤勝。進門后，張醫生站在沙飛的右側，手里拿著病例夾子不時地記錄沙飛回答津澤勝查詢的病情，兩個警衛員侍立兩旁。沙飛表現得極度狂躁不安，他極不耐煩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著津澤勝對于病情的詢問。有時答非所問，有時拒不作答，令津澤勝十分尷尬，只好暫時離開病房。

不料津澤勝和張富云剛走，沙飛又要警衛員李有志把津澤勝找回來，說有要緊的事。

李有志回來了，津澤勝緊跟其后，進門后回身把門帶上，剛轉過身來未及說話，只見沙飛的右手飛快地從褲兜里掏出手槍朝津澤勝連開了兩槍。這兩槍射出的子彈一發擊中津澤勝的前額，一發在他的左邊擦肩而過，津澤勝當場倒在地上。此時，兩個警衛員都驚呆了，一齊前來奪沙飛手中的槍，沙飛猛地轉過身來，將槍口對著警衛員，趁其不備，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殺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飛趁警衛員被他撞得后退數步之際，又湊到津澤勝近前，朝津澤勝的額部正中又開了致命的一槍。這時，兩個警衛員一齊向沙飛撲過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奮力奪下他手里的槍，然后一人留在現場，一人飛快跑到院部報告。

津澤勝遭槍擊后，被醫護人員迅速送往手術室搶救。消息瞬間傳遍了全院，傳到北京，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震驚了，同時也在日籍人員中引起極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領導迅速抽調人員組成精干的搶救班子，一面爭分奪秒搶救津澤勝，一面抽調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員的安撫工作，穩定他們的情緒。

為了搶救津澤勝，軍區調派專機從北京送來了最優秀的外科專家和最好的藥品。全院人員都企盼著能從死神手里早日奪回津澤勝的生命，醫院播音室不斷向全院報告津澤勝的病情。當人們得知打入津澤勝顱骨的子彈意外掉出時，仿佛看到了一線希望，盼望著奇跡的出現，然而終因津澤勝傷勢過重搶救未獲成功。

1950年新年過后，《華北解放軍》報刊登了華北軍區政治部關于開除沙飛黨籍的決定。2月24日，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下達判決書，判處沙飛極刑。《華北解放軍》報還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員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張南生、張致祥共同簽署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訓令》昭告全軍。

3月4日，在和平醫院操場召開了對沙飛的宣判大會。判決書大意是，沙飛因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津澤勝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懷疑對他有謀害行為，查無任何根據，純屬臆想，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違犯了國家法律，違反了黨的政策和軍隊的紀律，特別判處沙飛極刑，以嚴肅法紀而保障人權。隨后，沙飛被執行極刑。

在沙飛人生的最后歲月有一件必須交代的往事。被關押期間，監守人員搜查時，從沙飛貼身的襯衣上兜中，發現了用蠟紙或者說防潮紙層層包裹的魯迅遺像底片。監守人員要拿走，沙飛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參加革命前自己的東西！”監守人員當即向上級匯報了這一情況。上級派來一名干部和沙飛講道理，讓他自己拿出來查驗一下，如確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許帶在身上。沙飛這才拿出來當場查驗，確系魯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又還給了他。

沙飛走后，他的遺物被拿到了華北畫報社（解放軍畫報社前身）。戰友吳群、李遇寅發現沒有魯迅的底片時，立即寫信追問底片的下落。他們都知道，沙飛對魯迅底片很珍愛，用紙單獨包好每張底片，再把十幾張底片放在一個小鐵盒里，13年來，他一直把這個小鐵盒放在上衣口袋里。

1950年4月5日，負責關押沙飛并行刑的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保衛部就魯迅底片回函：“關于沙飛所攝制之魯迅先生的底片，來時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給別人遺失。當時負責檢查的同志認為那是和他的案情無關的東西，為了照顧他的情緒，就交給他了。但最后處決他的時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這回事，沒有給他要過來。可能是在他身上放著埋葬起來了。”

數年后，沙飛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飛的墓地。但由于沙飛死后，墓地經過兩次遷移，一直沒有找到。

被沙飛槍殺的日本醫生津澤勝是個什么樣的人？他與沙飛有過歷史恩怨嗎

帶著諸多的疑問，筆者來到了位于北京紫竹院附近的一座小樓中，拜會了開國少將、總后勤部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希彭之子殷子烈。

殷子烈退休前任中國國際企業合作公司總經理，退休后任晉察冀老區繼承先烈遺志協會秘書長。他與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和沙飛的女兒王雁是榮臻小學（今北京八一學校）的校友，對津澤勝比較熟悉。他給筆者講述了抗日戰爭剛剛勝利時，發生在華北軍區衛生系統的往事：

父親殷希彭，1900年出生在普通人家，發奮學習，追求著人生一世“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夢想，20歲以優異成績考入河北大學醫科就讀。畢業后被送往日本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部，獲醫學博士學位。1930年回國任河北省立醫學院病理學主任教授。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5年3月，任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部長，同時兼任由白求恩醫科學校為骨干組建的華北醫科大學校長。

日本投降以后，學校進駐張家口，與張家口醫學院合并，命名為白求恩醫科大學，我父親仍兼任校長。為使學校更快發展，他吸收原張家口偽蒙疆中央醫學院的醫生、教師及其他衛生人員參加我軍并到白求恩醫科大學工作。經過多方工作，院長、著名病理學教授稗田憲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師、醫生、護士參加八路軍，到白求恩醫科大學工作，這其中就有被沙飛誤殺的津澤勝。

殷子烈介紹，津澤勝是稗田憲太郎的學生、好友，也是難得的醫學人才。當時，他在北平和妻子開了一個小診所，稗田動員他們夫婦到張家口參加了八路軍。

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寫文章回憶自己的父母：

我父親出生于日本熊本縣，在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后成為內科大夫。父親是個誠實、認真、對病人不擺架子和無論什么樣的病人都一視同仁的人，技術也不錯。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東單西觀音寺胡同開了個診所，他們兩人都是內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國人，還有日本人、朝鮮人。從小我就跟胡同周圍的中國孩子們玩，說的也就是當時的北平話。

1945年10月，父母帶著我和妹妹由利子從北平來到了張家口，跟隨父親的導師稗田憲太郎一同參加了八路軍。在那個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術人員留在了中國。為了建設一個新國家，他們在各個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當時張家口剛剛被八路軍解放，成了邊區的根據地。……我父親在白求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任內科主任。晉察冀軍區的衛生部長是殷希彭教授，曾留過日的病理學者。這兩位教授一見如故。殷部長對日本工作人員關照得很周到。

后來，我們又隨著八路軍從張家口轉移，行軍走了三個月來到了河北省唐縣葛公村。在這里我們停留了近兩年。我們這些孩子則離開父母被送進榮臻子弟學校學習。1949年，白求恩醫科大學遷到石家莊。12月，在醫院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父親因此離開了人世，這是我的童年時代受到的最大的打擊。

津澤勝的女助手張富云也回憶了她心目中的津澤勝：

我與津澤勝大夫認識于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從河北獲鹿縣杜北村遷入石家莊市現址，當時醫院有100多名日籍醫務人員。

內科主任是津澤勝大夫，中等個，微胖，能說漢語。我剛大學畢業，聽說主任查房，特別緊張。報告病歷后，他領著我們逐個查看病人，面帶笑容，和藹可親，耐心詢問病人的癥狀，認真細致地查體。每次總能發現新體征、新問題，指出診斷和治療方針，解決疑難問題。

對我們工作中的差錯，他從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說“這樣不對或不好”，同時教你如何如何做。搶救病人時，他更是不分晝夜，不顧勞累地在現場指導，直至病人轉危為安。他的精湛醫術和良好的醫德，受到全體工作人員和病人的稱贊。漸漸地，我們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師，又像長者，至今仍然令人念念不忘。

津澤勝先生是最早參加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之一。對八路軍的政策有相當的認識了解。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國際和平醫院。他認為自己能成為這所具有光榮傳統醫院的一員是他一生的幸運和理想。他的善良和美德、工作極端負責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過眾多當事人的回憶，可以看出日本醫生津澤勝與沙飛無冤無仇，而且為沙飛治病，為解放軍的衛生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被沙飛槍殺完全是無辜的。

沙飛為什么要槍殺津澤勝，是精神失常嗎？歷史沉淀之后，沙飛一案如何平反

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與沙飛有著特殊的感情，華北軍區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就出自沙飛之手。殺沙飛對聶榮臻來說是個艱難的選擇。

沙飛槍殺津澤勝事發后，如何處理沙飛的請示很快送到了聶榮臻的面前。沙飛的生死大權要由聶榮臻來決定。聶榮臻當時存有疑問，他當即提出：“沙飛精神是否正常？”

聶榮臻希望能夠找到證據。但由于沙飛是間歇性發病，其神經正常時，思維、言行與常人無異，書信也字跡清楚、文筆流暢。調查結果終于報了上來：“沙飛在醫院檢查神經健全。”最終，聶榮臻考慮到國際影響及中日兩國的關系，無奈地作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揮淚斬馬謖，厚葬沙飛，他貢獻大。”

沙飛果真“神經健全”？事隔多年后，許多當事人提供了相反的事實和結論。

沙飛生前的護理員郝德貴回憶：

沙飛住院后情緒極不穩定，性情變得古怪多疑，有時甚至狂躁不安，這種現象下午為重。

在我的記憶中，沙飛對日本侵略者無比仇視，每當談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時，他恨得咬牙切齒。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腔怒火和他的憤恨心情，對于沒經歷那場災難的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為他治病的津澤勝也不例外。

進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衛員陪沙飛在院子里散步，他忽然問我：“小鬼，你說津澤勝是不是好人呢？”我當時想，他怎么會問這樣奇怪的問題呢？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是好人。”沙飛聽了很不高興，生氣地說：“你這個小鬼太單純了，看問題太片面，你要學會辯證地看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比如津澤勝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曬太陽，這表面上看是為了病人好，但是只是想通過散步消耗我的體力，通過曬太陽，利用紫外線殺傷我的細胞減少我體內的抵抗力。這就好比他平時給我透視照相一樣，想利用放射線殺滅我體內的細胞，借此達到他殺人的目的是一樣的，你怎么還說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衛員看他越說越離譜，情緒越來越激動，趕緊把話題岔開，勸他回病房休息。回來后，我把沙飛的情況向醫生作了匯報。

2007年1月，津澤勝的助手張富云在和平醫院建院79周年時，作了這樣的回憶和分析：

沙飛有嚴重失眠，抑郁的心情，津澤主任也常給予耐心解積安撫。沙飛平時對醫生、護士語言不多，但也平易近人，性情內向，有時他很幽默。沙飛入院后經一年多的休養治療，肺結核病己吸收鈣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經津澤主任審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見可以出院。

事發后，我和同志們也一起議論過，以沙飛那樣的高級干部，怎么會對黨的政策不理解，對日籍醫務人員參加我院的工作持那么大反感呢？怎么能對勤勤懇懇地為他醫治好了疾病的津澤主任那樣懷疑和仇恨，竟不顧國法軍紀而致人死地呢？

今天回顧事件發生的原因：一是當時我剛從學校畢業，缺乏臨床實際經驗。當時的醫學水平對精神病知識了解甚少，經驗不足。對沙飛病中的長期失眠，憂郁焦慮癥狀，認為是他長期戰爭緊張過度造成的，是結核病的一般心態，未能考慮他是精神病病態，應給予必要治療。經過我幾十年臨床工作經驗，也治過不少精神病人，目前醫學對精神病的理論也豐富多了，被人們重視多了。以現在醫學分析，沙飛具有典型精神病的表現，如抑郁、焦慮、偏執、多疑等癥，這種抑郁癥常會導致自殺或傷害他人的行為，過去我們沒認識到，對他的某些語言總是向常人方面想，可能是文藝家的語言性情。

其二，原因是醫院從戰爭年代延續過來，沒有正規的管理制度。譬如，戰爭年代，住院的首長都帶著警衛員、馬夫、手槍，這是造成這一事件的重要條件。這次事件的性質實際上是一個精神病人殺害了一位無辜的醫生。

筆者從和平醫院的歷史資料中，看到了當事人還有這樣的回憶：由于津澤勝是科班出身的日籍醫生，又在醫科大學當過教授，所以很注意儀表禮節，工作起來嚴謹認真，不茍言笑。這一切在沙飛眼里，都好像帶著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飛起疑的是，津澤勝在給病人切脈時，那食指和中指輕按病人脈上的手勢，同他在電報局發電報的手勢幾乎一樣。有時還一輕一重地一按一點，簡直就是把病人的脈腕當成了發報機的按鍵了。因此沙飛斷定，這個表面溫文爾雅，面頰時時浮現謙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潛伏下來的日本特務。另一個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對沙飛施行“叩診”，被沙飛稱為“重打診”，認為完全是津澤勝的幫兇。

沙飛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魯迅。沙飛曾對著名畫家司徒喬說，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我聽人議論，先生是被給他治病的日本醫生害死的。魯迅是被日本醫生害死的，成為沙飛心中永遠抹不去的陰影。后來沙飛在住院期間，幾次對家人說，日本醫生害死了魯迅，現在又害我。

目睹了日軍的慘無人道，沙飛的精神受到強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癥。但這種病情爆發是瞬間、短暫的，平時與正常人一樣，當時的醫療手段和醫療技術很難作出準確的診斷。

沙飛事件發生近半個世紀后，在其親屬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經由專門的精神病研究機構對沙飛的病案反復論證后，作出診斷：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癥。

筆者在北京軍區軍事法院了解到，沙飛的家屬對該案多次提出申訴，要求再審。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數年調查，復審查明：沙飛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槍殺日籍醫生津澤勝，其行為不能自控，不應負刑事責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軍區軍事法庭為沙飛錯案平反，撤銷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決。6月11日，北京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恢復沙飛黨籍。

沙飛槍殺事件發生后，對中日友誼產生了什么影響？對兩個家庭產生了什么影響

　沙飛被處以極刑后，組織上專門作出決定：一、沙飛不是反革命；二、不牽連妻子；三、不歧視子女，組織負責撫養沙飛的孩子。

津澤勝遭到不幸后，和平醫院按照日本人的習俗將其進行火化。那時醫院沒有火化爐，就在院內空地上架起木柴將津澤勝的遺體進行了火化。全院為津澤勝召開了追悼大會，各科也都懸掛鑲有黑邊的津澤勝遺像，以示悼念。

沙飛的女兒王雁作了這樣的回憶：

1950年3月4日，我爸爸因槍殺日籍醫生津澤勝先生，被華北軍區軍法處在石家莊處以極刑。一個月后，父親的戰友石少華派人把4歲的我從懷安縣柴溝堡老鄉家接到北京，送進了華北軍區八一學校幼兒園。

在我的記憶中，每當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來接孩子回家的時候，我也總巴望著有人接。可是當時媽媽被派往香港、廣州工作，我和從阜平上莊老鄉家接來的剛滿3歲的弟弟無家可歸，學校就是我們的家。媽媽每次到北京開會時就來學校看望我和弟弟，在東北空軍當兵的大哥和正在讀中學的大姐也來看望我們，爸爸的戰友石少華和夫人連飛娥也時常來看望我們。

那時候，在八一學校里讀書的有開國元勛、高級將領及烈士的后代，有國際友人的子女，還有曾有功勞但犯了錯誤，甚至非正常死亡人員的子女。我就是這樣被算做“烈士子女”，在這里上學的一個孩子。有人問：你父親去世后，你們是不是過得很慘？

完全不是的。父親的問題沒有影響到母親的政治前途，而八一學校也是沒有歧視的。我在校長、老師的關懷和同學們的友愛中身心健康地成長，無憂無慮地度過了12個春秋。初中畢業時因獲金質獎章被保送到北大附中上高中。1963年，我從北京回到廣州母親身邊。

兩次槍響，兩個家庭的孩子相繼失去了可敬的父親。值得慶幸的是，這兩家的遺孤都受到八一學校的呵護。

在八一學校就讀的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作了這樣的回憶：

從石家莊到了北京后，我就讀華北軍區八一小學校。不僅華北軍區的干部子弟，黨中央、國（政）務院、解放軍各方面的干部子弟都爭取進來學習。但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們的父親津澤勝被一個病人在病房用手槍打死。回家后，看到母親在還沒點燈的黑屋子里，抱著出生后剛5個月的妹妹，一句話都不說。這個事件給我們的家庭留下了不少的痛苦。

回到八一，我又恢復了以前的生活。

1952年7月，小學畢業后，八一保送我進了師大女附中。在這兒過了半年緊張有意義的生活后，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號召留中國已8年多的日本技術人員回國去。我們一家又跟著稗田憲太郎回到了日本。回國后，他被介紹到久留米大學任教。雖然我們沒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對我們非常地關照。1960年，母親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養子。

30年來，我在醫學領域做了一些交流工作，現在還在繼續做著。我認為這是我的使命，同時也能說明我是個得天獨厚的人。

　池谷田鶴子還談到了沙飛的平反以及和平醫院對他父親作出的評價：

1949年12月，當時醫院已經搬遷到石家莊。15日那天，父親被一個病號在病房中用手槍擊中，不久以身殉職。這個病號沙飛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拍過很多具有歷史意義照片的攝影家。這個事件有著一些復雜和微妙的問題。這一事件的發生對于各方都是一個不幸的事件。那以后，我們一家在中國的那些日子里，得到醫院和衛生部的很多照顧，在生活上也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從那件事開始，已經快60年了。母親和弟弟正志都已去世。我和妹妹們已進入老年。聽說在80年代沙飛也恢復了名譽。這幾年，日中雙方有人開始知道這件事，他們知道我們的心里一直希望給父親一個公正的評價。幸虧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2007年6月，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給父親頒發了榮譽證書。至此，這件事才得到圓滿解決。

沙飛沒有被歷史忘記。1981年初，《中國攝影》雜志發表了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長蔣齊生的文章《沙飛——開創中國人民革命攝影事業的攝影革命家》一文，追憶了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攝影家沙飛。

1992年，中國新聞攝影學會等單位聯合舉辦了沙飛誕辰80周年紀念活動。此后，沙飛攝影展與觀眾見面。

2004年5月20日，在石家莊市雙鳳山陵園舉行了沙飛銅像揭幕儀式。人民日報社、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畫報社、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魯迅博物館、北京軍區戰友報社、石家莊日報社等單位的代表，沙飛的老戰友、全國文聯主席周巍峙，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邵華等人，還有沙飛的五個子女及親友參加了揭幕儀式。

沙飛離開我們61年了，但他反映中國革命的不朽攝影作品卻永遠留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