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智化事件的背后，是對于“權利”認知的“錯位”，是啟蒙

在鄭智化深圳機場事件中，很多人都有一種錯位感。

有人認為，明明是機場人員對鄭智化施以援手了，為什么他不懂感恩，矯情過頭呢？

這其實就是一種認知錯位，不懂得社會的結構性服務是每個人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把基本權利誤讀為“施與的恩惠”或是“施舍”，可能也暴露了文化和制度背后的深層次問題，這也是感到“錯位”和“不理解”的根源。

社會的結構性服務基本特征是，讓每個人都有尊嚴的被平等相待。

它的表現之一就是，場景決定性質。

譬如你去餐廳吃飯，服務員為你端上了菜品。這時候，你會因為他幫你端了菜而對他感恩戴德嗎？不會，你會認為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他態(tài)度惡劣，或者上錯了菜，你完全有理由提出批評和投訴。

再譬如，正如你去銀行辦理業(yè)務，你應該享受微笑服務。工作人員的微笑等服務是工作和職業(yè)要求，而遭遇了冷臉你有吐槽的權利。

對這些機構和工作人員來說，這是職業(yè)素養(yǎng)或職能的一部分。

攙扶幫助也一樣，如果你不能理解，那只能說你在讓渡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

再譬如，盲人等殘障人如果在大街上自行行動，路人幫忙那是做好事，受助者需要感恩。但在服務場所就不一樣了，幫助他們是工作責任和義務，你缺位就是失職，這是社會結構的不同要求所決定的。所以，接受這樣的服務應該是坦然的，不必要感恩。

至于很多場景并沒有做到，只能說明它是結構性的服務欠缺，需要改善。

所以，坡板對于需要無障礙通行的旅客而言，如同端菜對于所有食客一樣，它是服務的基本組成部分。

而鄭智化事件的意義并不在于個人的一次不愉快的經歷，它實際上是對公民社會的一次重要的公共啟蒙，是權利與意識的重塑。

是要求你能分清，在街頭上那是公共道德領域。一個陌生人提供的幫助屬于個人善舉，是基于同情心和互助精神的“分外”之事。而受助者表達感謝，是對于這份情義的回應。

這是一種橫向的人與人間的文明互助現象。

在機場等公共服務場所是公共服務領域。工作人員提供的無障礙協助是他們的工作職責，是建立在法規(guī)、職業(yè)規(guī)范和現代社會文明共識之上的“分內”之事。

這背后，是社會為保障每個公民享有平等權利而構建的結構性支持。

這是一種縱向的、服務提供者與權利享有者之間的契約關系。

因此，當鄭智化作為殘障人士在機場要求使用坡板時，他不是在“求助”，而是在行使他作為旅客的合理合法的權利。

坡板設施不具備，無障礙化的契約關系就不完全。而工作人員后續(xù)的幫忙，更應該看作是他們履行其本職工作的補救措施。

對此你不去要求，只能說明你在讓渡權利。

若在潛意識里將自己本該享有的許多權利，默認為是需要感恩戴德才能獲得的”恩賜”，這種心態(tài)會讓權利的底線不斷后退。

這件事對于殘障群體而言，其重要意義在于，鼓勵了人們勇于主張自己的權利，不必因為享受了本該享有的服務而感到“愧疚”或“矯情”。

對于公眾而言，它其實揭示了“無障礙”并不是一個慈善概念，而是一個權利概念和文明標準。

它挑戰(zhàn)了那種將殘障人視為需要被幫助的弱者這樣的一個陳舊的憐憫視角，轉而要求我們將他們視為“權利應當被充分保障”的平等公民。

這件事更重要的是，對于機場等服務提供方而言，它指出了服務的差距和意識的落后。

很多人錯位的認為，提供了幫助就等同于“服務到位”了，這實際上是一種低標準要求。設施完備、流程順暢、態(tài)度專業(yè)，這些，才是結構性服務的真正要求。

所以，在服務場景下的真正標準，是讓人感受到順暢與尊重，而不是“湊合”或“麻煩”的窘迫。

接受本應享有的服務應該是坦然的，可以禮貌性說“謝謝”，但并不必感恩。

而很多場景沒有做到，這恰恰說明了結構性的欠缺，這種欠缺不僅包含硬件設施的缺失，更包括了服務意識的落后，以及對于公眾權利觀念的不足或模糊。

而如何正視這種“結構性欠缺”并努力去完善它，是我們社會走向更高程度文明的一個必經之路。

一句話，正是因為混淆了“個人慈善”與“結構性服務”之間的本質區(qū)別，才成為很多人感到“錯位”和“不理解”的根源。

這一切，總會改變！

本文綜合經濟觀察報 央視網 浙江日報 上觀新聞等媒體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