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義與家國：建國一代女學者的工作家庭交融與職業成長

王思凝

香港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候選人

恩義與家國：建國一代女學者的工作家庭交融與職業成長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 | 王思凝

責任編輯 |楊可

本文基于關系性視角，探討建國一代女學者何以體會到工作與家庭的交融并獲得職業成長。在個人與國家“恩義關系”的基礎上，女學者秉持以國家使命為己任的工作倫理，其工作價值成為家庭共識。“愛人同志”式的夫妻關系以同等社會人格為基礎，形成恩義流動的家庭互動；“以身作則的母職”也勾連起女性的工作倫理與家庭責任，推動其投身學術。由此，她們將女性社會角色重塑為家國責任的承擔者，并開拓了以夫妻關系為主軸的雙職工家庭精神形態。

一、引言：職業女性的事業與家庭如何兩全？

自20世紀以來，在女權運動和婦女解放的世界潮流之中，女性逐步獲得與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機會，進入勞動力市場并追求職業發展。職業女性的出現也可謂近代中國最重要的社會變遷之一，但隨之而來的工作與家庭的沖突及其對女性職業發展的阻礙卻構成了持續的困境。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多掙扎于事業與家庭的矛盾之中，無論是民國時期新女性呼喚“出走的娜拉”，還是國民政府倡導“賢妻良母主義”，都未能令女性在獨立與歸屬之間探索出一條融洽的道路（余華林, 2009; 杭蘇紅，2022）。即便在民族解放的背景下，女權運動從國族話語中獲得力量，事業和家庭的沖突仍需女性在二者之間做出取舍（趙婧, 2018）。近年來，當代職業女性工作家務“雙肩挑”的困境、在職場遭遇母職懲罰和職業晉升天花板等現象更是引起了學界和社會的廣泛討論，性別不平等的種種社會結構性因素得到挖掘，對職業女性所處的事業和家庭的困境研究取得了可觀的成果。

本文承沿學界對于職業女性群體的關注，但選擇聚焦于一個特殊群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杰出的第一代女學者（以下簡稱“建國一代女學者”）。她們多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期，于新中國成立之后接受大學教育，成為大學教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她們不僅在接受高等教育后擁有一份職業，而且為其工作賦予了事業乃至天職（vocation）的意義（韋伯, 2018），其中有許多人取得了卓越的學術成就。與此同時，她們大多遵循社會規范結婚、生育，也遭遇了工作—家庭沖突。盡管她們生活在一個大力推動婦女解放、參與社會勞動的時代，但社會對家務勞動的性別反思寥寥可數，女性通常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雙重負擔”（嚴海蓉, 2010）。更不必說各種工作任務政治色彩濃厚，很少為女性兼顧家庭留下余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建國一代女學者不僅取得了事業成就，而且在道德情感與自我認同層面也沒有體會到所謂的究竟“獻身工作”還是“獻身家庭”的撕裂感（Blair-Loy，2003），在訪談中還很樂意分享工作與家庭相互促進的事例?？梢哉f，在精神與意義建構的層面，這些女學者的工作與家庭并非處于持續的相互區隔與競爭中，而是被容納在一個相對整全的生活世界里，存在彼此交融乃至相互促進的空間。

為什么建國一代女學者會在工作與家庭的沖突感之外體會到交融感？進而言之，為什么這些杰出的女學者能夠同時獲得事業發展與家庭和諧？她們的經驗挑戰了以往學界關于工作—家庭沖突與性別不平等的研究范式，促使本文要尋找新的思路來理解其工作與家庭的關系。

以往關注工作—家庭關系的文獻大多從制度性視角出發，揭示了“職業”和“家庭”作為兩種相互獨立的社會制度所確立的勞動與規范在女性個體身上形成的結構性沖突（Hochschild,2001;Blair-Loy,2003;Goldin,2021）。然而，這一視角難以解釋建國一代女學者在時間沖突之外所感受到的工作與家庭的交融。因此，本文采用關系性視角重新審視她們的生活（Emirbayer,1997）。關系性視角強調關系對于社會存在生成的意義。本文將聚焦于兩類關系——建國一代女學者（及其家人）與國家的關系、她們的家庭關系（夫妻和親子關系），并對其工作與家庭交融的現象進行解釋。本文認為，建國一代女學者同國家的“恩義關系”是其為國奉獻的工作倫理的基礎，也使其工作的超越性價值成為家庭共識。與此同時，“愛人同志”式的夫妻關系中對女性同等社會人格的體認、夫婦恩義感情的流動以及親子關系中“以身作則的母職”理念一方面推動她們投身事業，一方面也維系了家庭的和諧。

探究這個特殊的職業女性群體的經驗有兩重意義。首先，這類案例提供了對工作與家庭的交融關系進行理論化分析的思路。本文關于工作與家庭交融的理論分析可以用來比照其他女性的經驗，理解其他女性身處事業和家庭之困的深層原因。同時，我們可以據此理論視角來觀照更多人正在經歷的工作與家庭交融的感受，以更豐富的層次來把握人們的生活經驗。其次，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經驗表明，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她們用實踐重塑女性的社會角色，開拓了以夫妻關系為主軸的家庭精神形態，成為更多職業女性探索工作和家庭交融發展的先行者。她們的倫理追求和精神動力還具有一般性的價值，體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投身現代化建設的知識分子共通的精神氣質?？偠灾?，建國一代女學者以其典型性為我們提供了一般化地理解職業女性的生活與追求的重要理論線索，她們的經驗中蘊藏著借助性別經驗打開社會學想象力的潛能。

二、競爭與整合：職業女性的工作與家庭研究綜述

學界研究普遍指出，對大多數職業女性而言，從勞動時間分配到道德情感認同，工作—家庭關系首先是彼此競爭、相互沖突的。自從“雙職工”家庭出現，女性常處在職業工作和家務勞動雙重輪班的壓力之下（Hochschild & Machung,2003）。越來越多的職業男性也開始面臨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合理分配時間的困擾（Damaske et al.,2014）。因此，作為勞動形態的職業與家庭的沖突首先意味著一場難以規避的時間戰爭。人力資本理論闡述了工作與家庭時間沖突的直接后果：家庭的需求導致女性不得不減少職業上的投入，甚至錯過職業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使得職業中的性別收入差距持續存在（Becker,1985）。許多研究驗證了職業女性的家庭投入令其職業晉升變慢這一事實，不少女性只能轉向兼職或退出職業工作（Cha,2010;Jacobs & Winslow,2004;Sasser,2005）。旨在促進工作—家庭平衡的“家庭友好政策”雖能夠保障女性的工作靈活度，卻也參與維系了兩性在收入與職業發展上的差距（Padavic et al.,2020）。對于“時間戰爭”，戈爾?。–laudia Goldin）的研究直指其根本癥結為“待命”的沖突（Goldin，2021）。職業女性與其配偶通常都從事著要求高度投入的“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然而，肩負照料家庭責任的人也要為家庭事務而待命，因此須選擇靈活性更高但回報更低的工作。當精英夫妻試圖為家庭的發展尋求最優策略時，兩人不得不投向待命的不同領域，既定的社會性別文化導致退出事業軌道的人往往是女性。因此，時間平衡的難點不在于如何在天平兩端增減砝碼，而在于如何滿足家庭生活和職業工作這兩種社會制度關于“待命”的根本訴求。

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研究進一步指出，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全方位滲透加劇了家庭與工作難以兼顧的困境（Hochschild,2001）。在資本主義社會系統內，職業與家庭的社會制度逐漸趨于相似進而形成競爭。布萊爾-洛伊（Mary Blair-Loy）進一步揭示出，兩類指引道德價值和自我認同的“獻身圖式”的競爭是工作—家庭沖突的根源（Blair-Loy，2003）?！矮I身工作圖式”要求員工對企業忠誠和專一，給予全身心投入的員工以物質與情感回報，常常賦予員工宗教信仰般的超越感?！矮I身家庭圖式”則將女性的天職定義為做好妻子與好母親，母親從全情照料孩子的過程中收獲情感回饋與意義感。因此，職業女性不只是需要恰當分配時間精力以應對外在要求，她們所面臨的更深的矛盾在于道德價值和認同的撕裂。因此，當職業和家庭制度都孕育出超越理性的排他式的倫理規范時，二者就陷入了高度競爭的關系。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開始探討女性如何整合工作與家庭生活。不少研究考察了女學者在職業生涯的變化及家庭生活的發展過程中工作和家庭交互影響的經驗現象。比如生育孩子使女學者在全新視角下認識工作，提高職業生活的效率；又比如在生涯中期普遍獲得長聘職位之后，女學者們更加享受工作（Ward & Wolf-Wendel，2012）。亦有研究延續“學術母職”（academic motherhood）的討論，挖掘女學者積極整合智力工作和育兒、更新母職和學術工作規范、實現自我認同統一的經驗（Pillay,2009;Amsler & Motta,2019;Huopalainen & Satama,2019;林昱瑄,2019）。另有國內研究強調職業女性的工作與家庭責任之間的相互重疊、影響乃至互為資源（涂炯等，2025）。國內近年還興起了通過“生產—再生產”框架的構建將政治經濟學的結構性分析再度帶回私人生活的研究思路（吳小英，2024）。研究者開始注重采用“生產—生活”的視角，反思原框架“以生產為中心”的特點，以揭示歷史經驗中生產與生活更多元的關聯方式及其變遷（宋少鵬，2024；董一格，2024；肖索未，2024）；或是不再將生產與再生產作為對立的二元，而是作為關系的復合體來進行研究（蘇熠慧，2024；李潔，2024）。

可以發現，大體上關于工作與家庭沖突/整合的研究脈絡都是在制度性視角下進行的，生產—再生產的框架也部分符合這一視角。制度性視角傾向于將職業和家庭視為兩種社會制度，把制度衍生的社會規范和文化圖式作為解釋工具，對女性主體整合經驗的挖掘也是在規范的框架下展開，而且特別聚焦于分析兩個領域的勞動內容。制度性視角的解釋力毋庸置疑，但它也是不充分的，較少涉及家庭關系以及人們的意義與精神世界。因此，本文認為應該采用關系性視角（relational perspective）來重新審視家庭和職業生活，從而轉向工作與家庭交融的討論。

埃米爾拜爾（Mustafa Emirbayer）區分了社會科學當中的實體論與關系論（Emirbayer,1997）。實體論將社會行動與社會事實作為靜置的實體來對待，關系僅僅是處于各個實體（個體、變量、結構）之間的次要產物。制度性視角將社會制度及其規范作為具有本體意義的存在，是實體論的表現之一。而關系論則從動態的、持續的、過程的角度理解社會實在，以交互過程（transaction）作為首要的分析單位，探尋由交互所動態形塑的關系乃至實體。從制度性視角到關系性視角的理論轉向，在本文中體現為以下兩點。

首先，從關注“結構與主體性”轉向考察“交互與生成”?！敖Y構”蘊含著社會規范，“主體性”則指行動者能夠在給定的結構與規范中能動地改變與重塑規范。這一對范疇雖然看似納入了動態視角，卻預設了結構的先在性和規范的主導性。將交互作為社會過程的本質，則意味著關注由交互所創造的意義與關聯。在本文中，建國一代女學者在職業工作中所尋求的價值感和認同與其家庭生活中的情感和責任并不只是社會規范的結果，也是由具體關系情境而生成的倫理，正是這些倫理與意義構筑了她們的生活世界。

其次，從方法論個體主義轉向關系主義。實體論的方法論個體主義包括將人視為自主理性決策的個體或是遵循社會規范的個體兩種方式（Emirbayer，1997）。制度主義的研究僅僅從女性個體的角度考察其對規范的感知與相應的策略行動，這正是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取向。然而，社會生活的本質是多重復雜交錯的社會關系，社會行動往往在社會關系中獲得意義。對建國一代女學者而言，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以及夫妻、親子的家庭關系都是她們體認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重要基礎。可以說，工作與家庭意義的溝通和交融正是在這些具體的關系中生成的。

因此，在關系性視角下，本文的理論框架包含兩個部分：建國一代女學者（及其家人）與國家的關系、女學者與家人（伴侶和孩子）的家庭關系。首先，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構成了建國一代女學者體會學術工作意義的重要基礎，也形塑了其家庭倫理的底色。在此基礎上，建國一代女學者的夫妻關系形態及其長期互動構筑了家庭生活的核心之一。夫婦如何共同理解和經營家庭、如何探索對孩子的養育，是工作與家庭發生意義溝通的互動根基，親子關系也是女學者認知和履行其家庭責任的重要環節。本文將在這一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分析建國一代女學者如何感知工作與家庭的交融。

實際上，與本文視角不謀而合的是，關于中國20世紀婦女史的討論已經有意識地關注到女性與國家的關系及其家庭關系。近年來聚焦于20世紀40—70年代婦女的研究突破了早期學者關于中國婦女解放的“未完成的革命”的敘事（Wolf,1985;賀蕭,2017），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出發，再度揭示了在集體主義時期公私相嵌的社會結構中（Glosser,2003;宋少鵬,2012），勞動婦女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參與、經濟權利和社會地位的提升與其在婚姻關系上的自主權、在家庭內部的當家權緊密相連（董麗敏,2016;賀桂梅,2020；李放春、邱淑怡,2022;程帥,2022）。對于由國家推動的勞動婦女的解放，家庭關系構成我們理解婦女主體經驗的關鍵入口。然而，該視角下鮮少對于城市知識女性的討論。因此，本文將繼承上述研究對于國家在場和家庭關系的關注，通過對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研究來彌補當前學界經驗討論的空白。

三、研究背景、方法與材料

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了“教育必須為工農服務，必須為國家的生產建設服務”的方針（方曉東等，2002：25），國家對各級學校進行接管與改造。1952—1957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一些專業在高年級再分幾個“專門化”組，系轉變為教學行政單位（方曉東等，2002：79-80），教學研究指導組被確立為高校教師的基本組織單位。高校全面仿效蘇聯的“專才”教育模式，力圖適應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和開展大規模工業化經濟建設的需要。

建國一代女學者正是從國家改造后的高等學校畢業進而擔任高校教師的一個群體。與前一代學者被視作由資產階級文化培養出來的“舊知識分子”不同，建國一代學者的職業生涯開啟于20世紀50、60年代熱火朝天的“建國”風氣中，屬于在社會主義國家“又紅又專”的方針下培養的“新知識分子”。其后的知青一代學者則因“文化大革命”遭遇了教育生涯的斷裂，改革開放以后才接受高等教育或考取研究生。因此，建國一代學者與其他世代有較為明確的分界點，“建國一代”構成了一個享有共同的生命歷程與社會意識的“代”單位（generation-unit）（Mannheim,1972）。

20世紀50、60年代，國家對于知識分子的定位和政策有所變化，但學者作為高校教員的身份卻十分穩定。自從50年代國家建立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權，大學便成為全面“單位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戚務念,2016）。高校教師任用權從學校收歸教育行政部門，國家“統包統配、終身任用”，且明文規定教師“除非經高等教育部同意，一般不作調動”（周光禮、彭靜雯,2007）。由此，新中國的學者不再是民國時期所謂的“自由職業群體”（尹倩,2007;徐小群,2007）。盡管學者還保留著“專業”的特征，卻不再能自我組織和雇聘，而是供職于高校等單位組織的國家工作人員，“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的四級學術職稱也具有國家認可和任命的性質（徐蘇蘭、段鑫星,2020）。

建國一代學者本應在任助教幾年后提升為講師，然而自“文革”開始，教師職稱評定工作全部中止，高校所有教師一律為“教員”，全國的教育事業也遭遇停頓（徐蘇蘭、段鑫星，2020）。直至1976年“文革”結束，高考制度、高等學校辦學科研自主權及高校教師的職務名稱制度才逐步恢復。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學術職業開始再度踏上“職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道路（應星，2018）。因此，建國一代學者的職業生涯跨越了集體主義時期與改革開放時期。他們既具有建國初期經驗所塑造的底層意識（Mannheim，1972），也體現了超越特定歷史社會結構的個體連續生命經驗（Abbott,2005）。

在建國之初，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成為高級知識分子已十分難得，但也恰恰是在建國一代之中，高校教師中的女性比例實現了可觀增長。1990年的數據表明，56~60歲、51~55歲、46~50歲的高校女性專任教師比例分別為11.4%、24.7%、31.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計劃建設司編，1990）?！吨袊逃y計年鑒（1949—1981）》顯示，高校女教師占調查教師數的百分比從1951年的10.98%逐步提升到1981年的25.79%（《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1984）。這一方面透露出新中國成立初期女性學者作為少數群體的不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后高校為納入女性教員所做的努力。

對于本文的研究對象——建國一代女學者，筆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生命史訪談（life history interview）和傳記研究（biographical study）。自2022年3月至2023年5月，筆者以北京大學蘭園書院的“北大女教授訪談項目”為契機訪談了數位女學者，后續又通過“滾雪球”方法擴展訪談對象并搜尋相關出版物，最終共收集到20位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生命史材料。這20位女學者均工作于國家知名大學與科研機構，其中13位來自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4位來自清華大學，其余3位曾分別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工作。筆者有意識地選擇了“理論抽樣”，聚焦于學術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杰出女學者。這與女學者們向筆者介紹其他訪談對象的思路一致，她們都會稱自己介紹的老師“很有代表性”。顯然，她們所說的代表性并非指向平均和普遍，而是指她們杰出的學術成就令其稱得上這一代女學者的典型代表。筆者在多個訪談中發現，這些女學者盡管也遭遇了工作和家庭的精力分配的矛盾，卻依然強調工作和家庭的交融，其事業發展與家庭和諧并非截然對立。因此，這些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經驗恰恰可以作為典型案例，為我們通過比較來理解更多女性職業成長的機遇、困境及其工作—家庭關系提供理論思路。

筆者共對七位女學者進行了深度訪談，在了解她們基本人生經歷的基礎上，以懸置的態度探尋其生活的意義世界（楊善華、孫飛宇,2015）。訪談采取了半結構的形式，訪談提綱包含家庭背景、教育經歷、職業生涯、婚姻和家庭以及性別角色認同五個部分。每位學者的訪談總時長在2小時至7小時不等。另外13位學者的生命史資料來自廣義上的傳記材料，包括學者的自傳、回憶錄以及已出版發布的訪談錄等。受訪者信息均已經過匿名化處理。

四、恩義與使命：為國奉獻工作價值的家庭共識

在建國一代城市雙職工家庭中，個人同國家的關系構成人們理解工作與家庭的關鍵基礎。本文首先從女學者們的職業生涯入手，探索個人—國家關系、自我認同與家庭共識的塑造。

建國一代大學生畢業后的工作統一服從國家分配，學者也不例外，他們多在大學本科畢業之后由系總支留用為本校師資，只有少數理工科學生在修讀研究生后再被分配為大學老師。在北大這類重點大學中，系總支在留用本校師資方面實際上具有較大的自主權。由于研究生還要面臨二次分配，系總支往往優先在本科畢業生中留用師資（INQY230318）。系里分配工作主要考慮家庭出身和學業表現，在國家干部培養“又紅又?！钡幕痉结樦?，惟有干部和工農家庭出身且學業表現優異的學生容易被分配至黨政機關工作（安舟,2017），而學業成績優異而家庭政治資本不足的學生常常是院系選定的留校工作的人選。因此，系總支留用師資以業務能力優先的取向使得愛好求學求知且成績優異的一批人成了高校教員，北大中文系的錢音便是一例。

1955年，17歲的錢音從四川考入北大中文系，并一直保持著每門課5分的好成績。但其實在她11歲時，由于正處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社會混亂，物價飛漲，父親微薄的工資交不起學費，導致她曾輟學在家半年。她在那段時間煎熬不已，幸而1950年四川解放，她才得以靠人民助學金繼續求學。在生育了五個女孩的家庭里，錢音總是想向家人證明女孩不比男孩差：“父母親總是希望有一個男孩，我又是大姐，我心想女孩不比男孩差！所以我就覺得我要學習。女孩要自強，她一定要有知識”（INQY220321）。中學期間她始終名列前茅，并且順利考入北大。留在系里任教的工作完全契合了她一直以來愛好求知的性情與追求。

但是，具體專業方向的確定卻并非如此順其自然。當時中文系學生要在大學三年級選擇文學或語言作為自己的“專門化”方向，錢音的黨小組組長特地找她談話，表明國家需要學語言學的人，她年紀最小，學語言學最為合適。她原本對文學興趣更濃，卻被這位黨小組組長的話打動，最終選擇了語言專業。這是因為她覺得自己是國家培養出來的，將國家的需要作為自己的志愿理所應當。

我從初中、高中到大學，一分錢學費都沒交，完全是國家培養的。所以我們這代人在解放初期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因為我們有個舊中國的對比，所以覺得這話就像是從我們心里流出來的。像我們這代，我覺得我是國家培養的，那么國家的需要應該是我的志愿。所以很自然，我們這一代人很容易走上服從分配的道路。（INQY220321）

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生活在新中國成立后從亂世入治世。很多人的回憶與口述中都會談到建國以前戰火紛飛的年代、生活的動蕩與艱辛，還有人提及令人感受到民族屈辱的具體事件。對這代女學者而言，新中國所提供的安定與保障，以及民族自信的建立，構成了她們所感知的“國家”的具體形象。

而且，新中國的教育改革大幅提升了工農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國家不僅將私立中學改為公立，還在工廠和農村興辦大量公立中小學校，而且在中等以上學校里設置人民助學金和實行減免費的制度（方曉東等,2002：47），不少學生都獲得了人民助學金的資助。北大辦公室1959年9月底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每月領助學金的學生6869人，占全體學生的71%”（王學珍等,2008：655）。錢音、趙曄、鄭敏等人自中學階段就開始在人民助學金的支持下不斷求學。因此，“我是國家培養的”“黨和國家培養了我”等類似的表述在許多建國一代女學者的回憶錄中屢見不鮮。建國一代大部分學生在此意義上接受了國家實在的恩惠，因此他們常用“恩義”的視角來看待國家和自己的關系。

建國一代女學者對國家恩情的體察并不局限在經濟資助的意義上。尤嘉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其父親曾是保衛民族工業的高級工程師。她家經濟條件并不拮據，因此她得到的國家資助遠遠少于錢音等人，但她仍然感懷國家培養之恩。

我們當年100個畢業生里頭只有3個人是大學生，100個同齡人里頭只有3個人是讀過大學的，所以就是說還有97個人都沒有讀過大學，所以你應該怎么樣？大家心里都知道，這是國家培養的，花了那么多的錢，那肯定是要為國家做貢獻。（INYJ230502）

尤嘉的敘述體現了這樣一種認識：“在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中，‘上大學’是極珍貴不易的事情”（INYJ230502）。在建國初期各方面資源都極度稀缺的狀況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夠享有國家知識資源，這是特殊而寶貴的待遇。因此對于年輕知識分子來說，因為身受國家培養之恩，所以服從國家各方面的分配更意味著一種道義上的責任。這種同國家的“恩義關系”是學者們后來在工作中持續獻身的重要基礎。

這種關乎道義的責任感是女學者們在初期工作中的精神支柱。錢音于1960年7月畢業，9月上講臺講課。她回憶道：“當時學校跟我們這么說的：‘你們是黨按照新的教育方案培養出來的第一屆學生，五年制的第一屆學生，你們要用你們的行動來證明黨的方針是正確的！’”（INQY230318）錢音的工作一開始就被提到了政治的高度，這令她感到壓力空前，因此她一門心思撲在了工作上。1961年，錢音和同為中文系教師的男友結婚，他們達成共識，房間里可以什么都不要，但一定要有兩張三屜桌用來各自備課。至于生孩子，他們是等到“文革”時才考慮的。

推遲生育、將心血傾注于工作，是許多建國一代學者夫婦的首要選擇。陳溪的初育年齡是22歲，王晨是24歲，衛冉是26歲，趙曄、錢音、褚瑜、秦舒都是29歲，沈安和尤嘉是31歲，基本都高于1960年中國女性22.02歲的平均初育年齡（陳友華,1991）。建國一代女學者們剛工作時都并未著急把生育提上日程，而是專注于“業務進步”（INQS230404）。有些女學者較早生育，在休完全國統一的56天產假后便立刻回歸工作。若是碰到特殊任務與育兒有沖突，她們也無一例外地以工作為先。衛冉的故事便說明了這點。

北大化學系的衛冉于1960年留校擔任助教，一年后與同事結婚，接著生育了大女兒。1964年，在孩子只有一歲多的時候，衛冉接到任務，需前往上海與研究所合作研制Y化學物質的合成，其他兩位同行教員的孩子也只有半歲和一歲多，她們都要自己想辦法克服困難。然而，這一處境對她們而言卻并未構成極大困擾。衛冉坦言，參加該項目并非只是出于服從組織決定的必要：“我們自己也很愿意，就覺得是執行一個光榮的任務，當時是把它當作一個政治任務，跟西方兩個國家賽跑”（INWR230308）。

衛冉覺得這是一個光榮的使命，她的家人也是如此理解并支持她。當時衛冉的丈夫也接到其他任務要離開北京，而孩子太小不適合放在托兒機構，于是夫婦二人將孩子送到老家，請衛冉的父母幫忙照看。一家人都認可衛冉身上肩負著重要的政治任務：在國家的利益面前，育兒這樣的私人事務都應該盡可能地讓位，整個家庭也應該盡可能地分擔責任、給予支持。

可以看到，建國一代女學者們所承擔的業務工作常常具有強的政治意義。建國一代女學者相對自然地接納了“學術為政治服務”的理念，她們相信作為一名國家工作人員，做好學術工作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是集體主義時期年輕知識分子群體的牢固信念（萬笑男,2019）。尤其作為國家重點大學的教員，對自身社會位置的體察也促使她們感受到自己所肩負的政治使命。在此意義上，她們是新中國所培育的工農階級知識分子“走又紅又專道路”的體現。在建國一代女學者及其家人看來，她們從事的并不是單純的學術工作，或只是有利于個人發展的工作，而是為國家和民族發展謀福祉的具有道義色彩的事業。這無疑為她們的工作賦予了超越性的價值，使為國奉獻的工作倫理成為家庭成員的共識。

這一共識使得家庭內的私人事務總是讓位于工作。趙曄對于自己生育期間丈夫不在身邊的淡然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我在懷孕時，我老伴搞‘四清’去了。后來小孩生了以后，我老伴是過了好幾個月才回來……我們那時候的人，組織說你上哪兒，絕對不打折扣，說走就走”（INZY220318）。在集體主義時期，工作任務之“硬”消解了個人協商和選擇的空間，這一方面造成了家庭生活被極度壓縮，另一方面也為女學者在婚育后持續投入工作奠定了合法性。錢音和丈夫也曾因她被派往湖北搞“四清”運動而分居數月，但她強調兩人非常理解對方。她還舉其他的例子來說明：“那個時候，夫婦之間甚至有時候如果領導說要保密，他就不能跟我說，我們都理解……這種是組織的事，不是他個人的事”（INQY230318）。

“這種是組織的事，不是個人的事”，這句話隱含的觀念意義重大。由于組織的需要甚于個人的利益，因此即便建國一代女學者要獻身工作而難以照料家庭，也不是女性“選擇”不顧家的問題。工作過于投入原本最容易在夫妻之間引起矛盾，但超越個體與家庭的組織與倫理力量的存在使夫妻之間得以收獲理解。

為國奉獻的使命感綿延在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生命歷程中，“文革”的波折之后，女學者們更加感受到危機與動力——要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這既是為自己被耽誤的十年，也是為國家而奮斗。錢音描繪了“文革”剛結束時她與丈夫搶時間做研究的狀態。

每天晚上（我丈夫）他就去教研室，我在家里，有孩子，讓孩子做功課，孩子就用我們的三屜桌，另外一張就擱碗筷了，我呢，用兩個方凳搭起來，在那兒看書。然后等孩子睡覺了，我搬到那上面去，（我丈夫）從學?；貋硪院?，他又在那凳子上，后來有時候他又坐在三屜桌前，反正我們兩個輪著來，就這樣做研究。（INQY220321）

錢音和丈夫就這樣在物質條件的局限下做出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此外，建國一代女學者們在改革開放以后都抓住機會到國外訪問學習，甚至是攻讀學位，提升自己的學術水平。沈安、王晨、韓昕都曾到國外訪學，當時她們的孩子仍在上中小學的階段，但這也并沒有阻礙她們到國外進修。而且，衛冉等學者在國外交流和深造后，還是回到了國內。論及回國的動機，當丈夫說這是因為教研室希望他接替主任而且家人都在國內以后，衛冉特別補充道：

也不光是家庭的原因，就覺得我們要回國，為國家服務，沒有想到要去為外國人去做事情……我上大學55年、56年的時候，國家就提出要“向科學進軍”，然后到57年的我已經三年級了，基本上我的基礎課大多學完了，給我打下很好的基礎，那么當時要很用功，要好好地讀書，將來要為國家服務。改革開放以后，我看到了我們和國外的差距，我就覺得我們國家太落后了，我們更需要努力來改變我們國家的這種狀況。因為看到人家儀器設備那么先進，看到人家參加學術報告的學術水平，就覺得我們落后很多。（INWR230311）

從衛冉的視角來看，通過發展科學來服務國家是她從念書時期一直到改革開放后從事學術工作始終堅定的信念。誠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學術生涯的發展以及個人生命歷程的演進，建國一代女學者獻身學術工作有了更多層次的動力，比如愈加將學術本身作為志趣。不過，為國奉獻的倫理也深刻地延續下來，對國家的使命感始終是建國一代女學者追求業務進步的精神動力之一，也是她們處理工作和家庭關系的原則基礎之一。

在建國一代女學者及其家人同國家的恩義關系中，女性的社會角色、家庭和國家的關系都實現了重構。建國一代的“小家庭”理想旨在消除私人和政治之間的界限，讓家庭和工作在國家建設與民族復興的目標之下交匯與交融（Glosser,2003）。這使得小家庭內關于家庭生活的價值次序有著明確的共識：投入工作為國家做貢獻無疑是家庭生活中價值最高且最為優先的事務，其次才是家庭作為一個照料單位的功能。更何況單位制的社會構造已經使得家庭內部的多半照料勞動實現了社會化——學者們工作初期幾乎都選擇吃食堂，學校提供的托兒服務也最低限度地保證了育兒照料。與男性學者相比，女性學者的社會角色與工作價值得到了同等的承認，女性也開始承擔起對國家和社會的使命和責任，并以此來認識和定位自身的存在與價值。女性社會角色和家國關系的重塑實踐營造了她們無所愧疚地獻身工作的家庭環境。

五、感情與責任：“愛人同志”式的夫妻關系與以身作則的母職

關于20世紀40—70年代勞動婦女的既有研究往往呈現的是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生產勞動-重構自我認同-再回到家庭改造和影響原有家庭關系”的歷程（董麗敏,2016;賀桂梅,2020；劉傳霞、石成城,2018;李放春、邱淑怡,2022;程帥,2022）。這些研究中的勞動婦女在參加社會生產前多已成家，或生活在其原生家庭之中。而城市知識女性則先通過上大學走出原生家庭，形成了“國家人”的認同并參加職業工作，其后才有小家庭，這預示了城市職工家庭的獨有構造。本節將聚焦于女學者的家庭關系的分析，從家庭互動的層面揭示工作和家庭的交融何以可能。

（一）“愛人同志”式的夫妻關系

在集體主義時期，可以直觀地將女學者的家庭理解為一種“革命共同體”。共同的理想與工作追求將夫妻凝聚在一起。許多夫婦的相處模式都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婚姻愛情理想是如何從“浪漫愛”化為“革命之愛”的。褚瑜在一次訪談中分享道：“什么叫感情？我們對感情的理解是對一些工程事業的追求，在這個追求里頭都取得了成功，大家就覺得非常高興，自然而然地就覺得這份感情就深入一步了。我認為，感情是要通過相互間的不斷交流來深化的，而交流并不僅限于年輕人談戀愛的這種交流方式，我們的交流是在工作中進行的。比如，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我得到了一個什么結果，他為我高興；或者我在碰到困難的時候，他也來幫我想想辦法，互相支持一下……我覺得在這個過程里頭自然而然地互相就更了解了，感情更深化了”（PICY980702）。

對褚瑜及其丈夫而言，工作并非感情的牽絆，反而構成了感情的基礎。如同褚瑜夫婦一樣，“學術伉儷”是許多建國一代女學者婚姻的基本結構。在16位已知婚姻狀況的女學者之中，有12位的丈夫同為學者，其余4位的丈夫為國家機關干部。20世紀50年代單位制普遍確立以后，城市職工作為“單位人”，其日常生活幾乎都在單位中（路風,1989）。因此，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后與同單位甚至是同一系科、教研室的同事在相知相戀后結為夫妻的。夫婦從事相同學科乃至相近方向的學術工作十分普遍。夫婦既是“愛人”，也是“同志”。這加深了夫婦投入共同事業的感受，也即小家庭作為“革命共同體”的家庭共識。

不過，在革命話語逐漸消退的背景下，綿延的家庭生活中更加獨立的動力機制顯現出來。實際上，“愛人同志”這種夫婦結構更深層的意義在于女學者與伴侶之間更容易形成相同而平等的社會人格的意識，這是“愛人同志”的關系基礎，也是她們的經驗尤其具有啟發意義的關鍵。

社會人格（social personhood）與社會身份（social status）有所不同，后者側重于由社會構建的客觀角色，而前者卻往往是在身份和角色基礎上形成的更具道德意涵的概念。受家庭和女子中學教育的影響，獨立的人格與尊嚴本就是許多建國一代女學者自少年期就孜孜以求的目標之一。陳溪的母親曾屢屢教導她：“要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追求、獨立的事業，尤其是女人，必須獨立，才能有尊嚴”（BICX2021）。她們在一段“學術伉儷”的關系里，也時常強調自身人格的獨立性。衛冉曾在法國訪問期間明確拒絕在稱呼中被冠以丈夫的姓氏。錢音也曾表示最反感作為“夫人”陪同丈夫出席學術場合：“我說我有我的事情，我干嘛要以這種身份去，該我去的我去，我不會作為這種附屬去參加”（INQY230318）。費孝通（1998：206）指出：“帕克更明白地說明在人類中可以有兩種人和人的關系：一種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種是把人看成也同樣具有意識和人格的對手。前者關系他稱作Symbiosis（共生），后者關系他稱作Consensus（契洽）”。對建國一代女學者而言，自己和丈夫具有同等的社會人格，這是她們感知夫妻平等關系的重要依據。

她們的丈夫對妻子作為“職業女性”的身份和人格也建立了認同。一位女學者的丈夫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回國返校后，我們第一考慮的是工作，‘約法三章’，到事業端倪再講其他，我們的終身大事推遲了三年，直到她從國外教學回京過暑假這個空當才辦的，從此她成了我們這小小家庭的‘擎天柱’！與此同時，她還要長期保持校內‘基礎教學主講’的榮譽。這樣一位職業女性，我若不懂得她的不易，那就絕不是一個好伴侶”（PIZY2021）?？梢钥闯?，一些雙職工家庭中的男性已經開始認同妻子職業工作的價值。這種認同奠基于建國初期“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社會角色意識。雖然女性仍然承擔了主要的家務責任并將之視作“自然”與“正?！?，這被學者們評價為“未完成的解放”（賀蕭,2017）；但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一些知識分子家庭中建立起了妻子與丈夫擁有同等的社會人格的意識與觀念，改變了夫妻間的互動模式。

與此同時，1949年以后女性職工的社會身份與獨立人格具有更強的制度保障。這首先體現在男女兩性實現了真正的“同工同酬”。建國初期國家對各級干部和各級教師的工資有十分細致的規定。當女學者和丈夫同為剛參加工作的助教時，兩人的月工資都只有56塊，約三年后漲到62塊。由于“文革”期間取消職稱評定，不少夫婦都依靠著這微薄的工資過了數年。而且高校單位制的終身雇傭使得建國一代女學者的職業身份具有跨越時代的穩定性，女性無需再由于生育或為了革命大局而退回到家庭生活之中（杭蘇紅,2022;董麗敏,2016）。這些制度保障加深了夫妻在同為“職業人”的意義上具有同等社會人格的意識。

這種同等社會人格的關系結構對家庭生活中的夫妻互動具有突出的意義。衛冉與丈夫均為北大化學系的老師，但專攻方向不同?！拔母铩逼陂g，事業的停滯與生活上的困難接踵而至。1967年，衛冉的丈夫將母親和癱瘓的父親接來學校一同生活，便于照料。衛冉夫婦原本的宿舍面積只有12平方米，再加上二女兒的出生，住宿空間的不足更加凸顯。他們向房管所提出換房的申請，可衛冉的公婆因沒有北京戶口不能計入分配指標，所以他們僅申請到一間位于職工宿舍區的18平方米的平房。衛冉感嘆這簡直是她一輩子住過的最差的房子——屋內沒有廁所和廚房，13家共用一個露天的水龍頭，衛冉的公婆和大女兒住一起，夫婦倆和二女兒住一起，中間用一道簾子隔開，生活空間逼仄到想要包頓餃子都得把床褥掀開一個角，用床板當桌子。直到六年后，他們才因一次機緣換到了空間相對寬裕的公寓里。

在訪談中，衛冉在回憶完這段艱苦時期后，又自然而然地談道：“但是我想一個人還是有伸縮性的吧，現在覺得好像回不到過去，但那個時候也沒有覺得怎么樣，那些困難也就慢慢過去了。當時我生第二個孩子，不是男孩，奶奶非常失望。（丈夫）他每天從男教員集中住宿的地方回來幫我做個菜，有時候到黃莊的菜場，早上5點多鐘去排隊買一只雞，還很困難，買不到，他們早上要集中出操，所以他請假回來幫我，經常中午不睡覺了，回來洗尿布、做飯做菜，他媽媽不大會做，所以他承擔了很多的家務”（INWR230311）。此時，衛冉的丈夫所提供的不僅是照料上的支持，更是精神和情感上的慰藉。我們能夠覺察到衛冉的描述中蘊含著她對丈夫的感激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帶入這段敘述的時機：生育二女兒本是搬家之前的事，所以她是在感嘆自己如何度過后來的困難時提到了更早發生的事情。這件事或許恰恰構成了她在隨后事業低谷和生活困難的時期愿意接納和照顧公婆數年之久的一個重要原因。

緊接著，衛冉強調了她與丈夫日常在家務和工作上的互相幫助與支持，特別是告別20世紀70年代困難時期、工作回歸正軌以后的情形：“平時很多時候我們互相支持，因為有的時候他需要星期六做實驗，我就在家做家務。有的時候我去實驗室，他就在家里照顧一下家，我們這方面互相支持，我覺得他這一點還是……有的男的覺得你就應該管家，業務上一般就過去了。后來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國際來往變多了，他有時候要接待外賓，我給他當秘書，我幫他安排……有時候我要接待外賓，接待外賓期間就很緊張，你一天就不能著家，這個時候他就多管一下家里的事情，我們互相幫助”（INWR230311）。

衛冉的丈夫也沒有將妻子的付出視作理所當然。20世紀80年代以后，他更加積極地支持妻子的事業，除了日常生活里衛冉需要工作時他來照顧家庭，他還努力幫衛冉聯系一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來擔任她留法訪學的導師。而這次留法經歷也成為衛冉后來學術發展上的重要環節。因此，衛冉總是有意識地對比自己和一些更年輕的女同事與女學生：“我覺得我后來能做一些事情，老伴兒也給我很大的支持。要是有的大男子主義，因為我知道有幾個朋友離婚了，就是說（對方）不讓這個女的發展，他要自己發展，你得以他為主。我的先生他經常在我忙的時候支持我。所以我覺得對于女同志來講的話，這個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說你找這個伴兒他不支持你，讓你在家搞搞家務，那就糟糕了”（INWR230311）。

衛冉學術事業的發展獲得了丈夫的很多支持，夫婦兩人的相處模式也揭示了家庭生活中一種關鍵的良性機制——恩義的流動。每一次對方為自己做出一點讓步，付出一份辛勞，自己獲得一份理解和包容，夫妻關系里就增添了一份恩情，而自己也當以某種道義感來回報這份恩情。隨后，這份回報也能夠被對方視為同樣的恩情，從而以更深重的道義來回報之。這種關系非常接近潘綏銘（2006）所概括的中國夫妻的恩愛模式——以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來維系感情，相互施恩報恩；但潘光旦將中國夫妻恩愛與西方浪漫情愛進行了類型學意義上的比較，并認為二者是相互沖突的。建國一代女學者的婚姻中的確也存在夫婦相對疏離但彼此尊重各自職業發展的例子，可是在很多女學者的夫妻關系里，相同的志趣和追求本就是“愛人同志”的題中之義。褚瑜丈夫的敘述也體現了這一點：“在60年代的時候，我們曾經有一個星期工資接不上，吃飯沒有了著落，我們就翻箱倒柜看看可以用什么去換些錢來維持這個星期的生活……就在家庭生活這么困難的時候，我拿出工資的相當一部分來買書了，她還是很支持的。這種相互的理解并不需要時間的許可性，所以她不需要花許多時間去培育它，就表示了對我的支持。關鍵是愛情，是愛情在其中起作用”（PICY980702）。

建國一代夫妻感情的深化很多來自日常的相互支持，這些支持源于一個關鍵的基礎——夫妻對彼此渴望之事物的高度理解的默契?；艨讼柕碌汝P于一對婚姻逐漸走向破裂的夫妻的分析發現，夫妻二人都覺得自己為對方付出了很多，但是從來沒有感受到對方的“感恩”（gratitude），因為他們所付出的東西并不是對方真正需要的東西，最終反而導致互生怨懟（Hochschild & Machung,2003）。在建國一代“愛人同志”式的婚姻中，正是由于夫妻間培育了相同社會人格的意識，從而能夠深刻理解彼此渴望和需要之事——工作的投入、事業的發展和生活的照料。當然，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如此圓滿。在衛冉所提及的離婚朋友的家庭中，丈夫要求妻子以他的事業為重，顯然意味著他們并沒有將妻子的社會人格視作是相同的，由此也導致了婚姻的破裂。但這個案例恰恰說明，夫妻二人只有在同等社會人格的基礎上理解夫妻關系，才會產生彼此所真正需要的理解和包容，并轉化為一種關于恩情的感受。在相互回報的過程里，夫妻感情得以不斷深化，女性也能更坦然地投身工作，實現職業成長。

秦舒指出女學者職業發展給家庭帶來了另一層挑戰：“傳統思想會認為女的出頭之后會給男的造成很大的壓力，人家認為男強女弱是正常，女強男弱就會給男的造成不必要的、不正確的壓力。所以你得幫助你的伴侶來頂住壓力，要經營好自己的家庭”（INQS230404）。在很多家庭中“男強女弱”仍是主流，女學者對家庭的付出也往往多于丈夫。與丈夫從事相同科研事業的鄭敏便在丈夫被評為院士后成了默默無名的幕后科學家。20世紀90年代時，錢音也為了夫婦兩人的健康與系里的學科建設著想，主動放棄了和丈夫一樣成為博士生導師的機會。在職業發展中后期，不少女學者要比丈夫更晚獲得相同級別的職稱。趙曄解釋道，她之所以比丈夫晚兩年評為教授，是因為家里的事仍然是她管得多些；但是丈夫的晉升也激勵了她抓緊時間爭評教授，她的話語中蘊含了她在學術伉儷的關系里不甘落后的心緒。因此，盡管社會人格的一致性為構造新式夫妻關系提供了基礎，但建國一代女學者仍然很難完全擺脫這種在獨立人格、自我發展與夫妻一體之間取得微妙平衡的糾結體驗。

（二）以身作則的母職

育兒是職業女性難以回避的一重挑戰，親子關系也是建國一代女學者體認家庭生活的一個方面。在孩子成長初期，由于國家任務的需要，女學者的育兒形式往往以托管為主。她們更傾向于依靠祖輩照料，這樣便不必為育兒隨時待命，還有一部分女學者則依賴單位的托管機構。托管育兒的普遍使女學者很少受到母職期待的困擾，而且她們在感情上也很能夠“放得下”。建國一代的城市女性并未感受到育兒照料需要大量投注情感和時間的規范。

在孩子進入童年和少年期后，建國一代女學者基本會回歸小家庭，但這恰好是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她們“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的重要時點。如上一節所述，雖然這時女學者們已經四五十歲，但特殊歷史境遇與生涯階段變化卻令她們再度獻身學術。然而，女學者此時所面臨的卻是更加顯著的“雙重負擔”：改革開放后性別本質主義話語興起，女性被期待更多地承擔家庭照料責任（嚴海蓉，2010）。這使得建國一代女學者們普遍感受到女性對家庭的付出總是要多于男性，不少女學者分享了自己一邊做家務一邊學習或工作的經歷。在教養子女方面，她們也無暇投注更多精力，更不必說實踐密集母職（Hays,1998)，于是她們便讓孩子們自由成長。

女學者的敘述建構出了一種“以身作則的母職”（exemplary mothering）。在建國一代女學者看來，教育過程主要在于通過“身教”來引導子女，從而對子女的成長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金毓的自述講道：

作為一個母親，對孩子的關愛不僅是物質上的給予和時間上的陪伴。最重要的是對孩子的引導。身教或許勝過言傳！記得女兒小學時在一篇《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情》的作文中這樣寫道：“記得那時我們一家四口住在一間很小的屋子里。每天晚上只有等我和哥哥都上床睡覺后，步入中年的爸爸媽媽才能享用家中惟一的那張桌子，在昏昏黃黃的燈光下工作到深夜”。的確是這樣，那時我們就想把丟失的時間都補回來，把可以用的時間都用上，學習新的東西充實自己，加快工作進程。如果要問孩子們從我們身上潛移默化地學到了什么？那就是“時光不虛度，知識無止境，自己的未來要靠自己去創造”。（BIJY230501）

建國一代女學者很少投入大量時間在孩子的功課上，也不會事無巨細地安排孩子的生活。就像她們自己是在“獨立自強”的教導下長大一樣，她們對孩子的期望也在于此。因此，當她們和丈夫一起以“搶回來”和“趕上去”的心態獻身工作的時候，在自己和家人看來，她們至少潛在地履行了“引導孩子熱愛學習”的責任。院士嚴璐將這種模式追溯到自己的母親所實踐的教導和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她對孩子的教育也延續了這一風格。她認為自己和丈夫對孩子最大的影響就在于每天下班回來和兩個孩子一起圍著兩張書桌學習：“我印象最深的場景就是四個人圍坐在一塊，各看各的書。有問題隨時討論，其樂融融，也收獲了知識。雖然我沒有逼過他們，但欣慰的是最后都成才了”（PIYL110421）。

當工作和家庭嵌入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二者的交融就發生在這些細微之處。不可否認，建國一代女學者往往容易過于投入工作而忽略孩子，在教育孩子的時候可能缺少有意識的關注。但“以身作則的母職”意味著這正是家庭關系而非某種特定的母職規范起作用的機制。藍佩嘉（2019）指出勞工階級的親職需要在父母同子女的關系中而非在中產階級的規范中獲得實際的生命力。關系性地理解母職，意味著母親將孩子視為具有主體性的存在，孩子能夠將母親作為模范與榜樣，在母親日積月累的身教過程中成長、探索和自我發掘。金毓的描述也透露出母親在這種親子關系中所收獲的反饋：“孩子們的自立自強無疑是對我事業的支持，讓我節省了很多花在教育關心孩子上的時間。我的兒子小升初、中考、高考這么重要的時刻，我都出差在國外！我心存內疚，但更感謝他們給予我的支持！”（BIJY230501）因此，在親子互動中，投入學術工作的母親被樹立為孩子的榜樣，而親子間相互的體諒也構成女學者獻身工作的精神支柱之一。

綜上所述，從關系性而非制度性的視角理解家庭生活，夫妻和親子關系的互動機制便尤為重要。費孝通（1998）曾指出，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男女有別”的界限使得中國人傳統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發展，如家族社群與結義組織。建國一代女學者的婚姻卻體現了一種以“愛人同志”式的夫妻關系為主軸的城市職工家庭模式：夫妻間存在基于共同事業追求和相同社會人格的契洽感情與恩義流動。但與此同時，她們的親子關系紐帶相對薄弱。在有限的親子生活中，“以身作則的母職”在女學者的工作倫理和家庭責任間搭建了橋梁?？傮w而言，通過夫妻和親子關系的互動，工作和家庭的意義能夠形成持續的互補與交融。這為女學者在歷史情境幾經轉折的日常生活里投身學術、收獲職業成長，提供了相當重要的條件。

六、結語與討論

本文關注取得杰出職業成就的建國一代女學者。前文表明，她們的故事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述——雖然她們在學術上有所成就，但仍然常在工作和家庭間疲于應對，其事業發展相對于丈夫而言往往還是有所犧牲，工作投入多以對家庭生活的壓縮為代價，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婦女解放的局限性。不過，正是因為學界對于上述問題已經有相當豐富的批判性論述，所以本文選擇不再從這一角度重述她們的故事，而是關注前人未能充分討論的問題——如何理解她們在面臨工作與家庭沖突時，依然能在主觀認識上體會到二者交融的狀態？如何解釋建國一代女學者一定程度地兼顧了事業發展和家庭和睦？

因此，本文進行了理論視角的轉換，從制度性視角轉到了關系性視角。職業和家庭作為社會制度所形成的規范與結構固然重要，卻難以充分解釋建國一代女學者投入職業工作的精神動力及其充滿互動性和綿延性的家庭生活。關系性視角所注重的社會存在可以由關系中生成的角度構成恰當的補充。建國一代女學者的職業和家庭生活經驗可以從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以及家庭關系（夫妻、親子關系）兩個方面來把握。首先，由于建國一代女學者得以具體感知到國家所提供的種種恩惠，如從亂世入治世的安全保障、人民助學金等教育資助與稀缺知識資源的提供等，她們由此生發出回報國家的道義感，從而在個人和國家“恩義關系”的基礎上涵育了為國奉獻的工作倫理。她們的工作也因此獲得超越性價值，并成為整個家庭的共識。其次，建國一代女學者實踐了以夫妻關系為主軸的家庭形態，她們和伴侶既是“愛人”也是“同志”，特別是“學術伉儷”的關系奠定了夫妻同等的社會人格，從而使女學者及其伴侶能夠在共同志趣和相互理解的基礎上形成恩義感情的流動；女學者還在親子關系中履行“以身作則的母職”，勾連家庭責任與工作倫理，從而在家庭中形成家人支持女學者事業發展的格局。

限于篇幅，本文并未對建國一代女學者所處的制度環境進行系統討論。毋庸置疑，這一代女性開啟職業生涯的集體主義時期的社會制度同改革開放之后的狀況有較大區別，她們所感知的工作與家庭的交融與這一時期的制度條件有密切的關聯。而且她們的經驗并不完美，其敘述流露出復雜的感受，記憶和回溯也或有過濾和美化過往的特點，這也是本研究在方法上的局限。但本文力圖推進的正是關注建國一代女學者具有歷史語境的生活世界，特別是其意義和精神世界。本文表明，工作與家庭的交融時常體現為倫理的交匯，且通過具體關系來涵育和呈現。事實上家內的情感與倫理同職業追求的交融不僅構成了建國一代女學者在其意義世界中的主觀體會，而且在客觀上塑造了家庭相對支持女學者投身事業的情境，這正是這些女學者能夠取得杰出職業成就的核心動力之一。

建國一代女學者的案例還具有兩重開拓意義，一則關系到女性的社會角色與精神氣質的改造，二則關乎女性主義特質的家庭精神形態的萌芽。其一，在個人和國家的“恩義關系”基礎上，建國一代女學者們用實踐重塑了不同以往的女性社會角色——家國責任的承擔者。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后，她們對于國家和社會的道義感和使命感一直得以延續，這種精神氣質既構成她們投身學術工作的重要動力，又是她們體認自身存在與價值的基礎。當時一系列平等制度的創設和“婦女能頂半邊天”意識形態的宣傳意味著國家開始承認知識女性的公共性角色，使得廣泛的女性群體都感受到自己肩負歷史責任與使命（萬笑男，2019），這打開了女性的精神天地。后來的女性能夠在各行各業突破性別偏見和天花板并做出相當大的貢獻，也是用實踐繼續豐富了女性的社會角色。如果說傳統家庭倫理構成改革開放后沿海地區工業發展的底層動力（付偉，2021），那么這些杰出女學者所體現的承擔家國使命的精神氣質，則是建國以來以來廣大知識分子群體參與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動力之一。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成就也離不開包括建國一代女學者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群體對個人和國家的“恩義關系”的體認。正是恩義關系中對于國家和社會的使命感激勵他們擔當志業、協調日常生活的沖突，追求事業與生活的交融。

其二，建國一代女學者的實踐開拓了新的家庭精神形態。家庭形態不只有人口結構意義上的，還有精神意義上的。以夫妻關系為主軸的家庭形態之所以突破了鄉土社會的傳統，主要是因為夫與妻相同社會人格的確立。這與女性是不是最杰出的知識分子無關。只要女性能夠與伴侶走上同等的工作崗位，或只要伴侶承認她們的社會人格和人生價值與自己并無不同，夫妻有共同的志趣追求和相互理解，他們就往兩性平等的家庭關系邁出了重要一步。歷史的局限使建國一代女學者依然要承擔更多的家內責任，這在更年輕世代的雙職工家庭中可能還有所改善。比如，現在一些年輕的學術夫婦也在嘗試實踐更加平等的家庭關系，他們同樣相互理解、支持、配合彼此，前提是丈夫高度認可妻子從事學術工作的價值與追求。在同情共感的基礎上，夫妻在日常的家庭互動中對彼此恩情的體察與報答更令感情得以深化。當下女性在再生產領域面臨多重困境，有哪些條件能夠推進這種家庭形態的塑造、培育這種家庭精神倫理，十分值得探索。這種蘊含女性主義特質的家庭精神形態也對我們打開社會學研究的想象力具有關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