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二章 “初識”算法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初識” 算法

無論是在計算科學還是人文學科領域，算法都不算新生事物。但是算法真正從 “幕后” 走到 “前臺”，確實是近幾年的事情。社會公眾對于算法的認識也從一無所知到逐漸警覺，并迅速開始討論 “困在算法里的人” 等技術倫理議題。對此，我覺得是一件好事。究其原因，主要與算法應用的不斷擴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以往的學科劃分中，“算法” 被劃歸為計算科學，指的是特定的邏輯推理和計算模式。眾所周知，當一門學科涉及邏輯和計算時，便有了高高在上的復雜性。于是，這樣的復雜性和專業性形成了進入的高門檻，高門檻則帶來了較強的 “封閉性”—— 僅少數人 “有權” 討論算法、分析算法。在算法生產的初期階段，大量的技術研發工作為計算機工程師、算法架構師等所承擔。在過去的十年間，隨著數字化產業的擴張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推廣，算法開始逐漸 “侵入” 我們的日常生活：從便利店的收銀系統到線上預約的家政服務，從網絡購物到外賣送餐，從社交媒體的使用到線上交友，基于算法技術所實現的分類、匹配、預測等功能為人們的衣食住行帶來了極大便利。幾乎人人都在有意無意地接觸、使用算法，打開手機才發現我們的日常起居已經被算法團團包圍。也是因此，算法產生的巨大影響逐漸為社會所知，“算法擔憂” 也隨之而起。

需要說明的是，本章節對于算法的認知并未聚焦在它的技術邏輯本身，相反，我們試圖對算法做出一個更加宏觀、更加社會導向的解讀。卡羅琳?馬文（Carolyn Marvin）在討論技術的歷史邏輯時曾說道，技術和媒介在社會發展中出現時大多源自工具化的需求，但它們卻在嵌入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演變為圍繞 “權力、權威、代表和知識的博弈與論爭”。從技術歷史的維度出發，我們對于算法的認知也同樣遵循此種脈絡。因此，在本書的分析中，我嘗試對算法進行一種 “社會過程性” 改造，即算法不僅指復雜的編碼程式和技術邏輯，也指嵌入在個體勞動者日常生活中的技術化表述、認知、態度和行動。它的生產性與個體化的勞動經驗和工作經歷密切相關。通過展現外賣產業中的算法生產，本章希望呈現外賣員群體的 “算法化勞動” 以及圍繞于此的社會關系和權力實踐。

算法的發展可以追溯到中國商周時期和古希臘戰爭時期。從軍事情報傳遞的加密到天文歷法、算數測量等日常數學推理，都展現出現今算法的雛形和邏輯。漢字 “術” 可以解釋為 “算法”，表示算術、推理、機制、邏輯等。“算法” 這一概念的最早出現，歸功于 8 世紀波斯數學家花剌子密（al-Khwarizmi），他將算法解釋為 “能夠運行的系統性計算”。后世為了紀念他，就用花刺子密的拉丁文譯名 “algorithm” 命名了此項技術。在后來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算法始終與計算、數據處理、推理等聯系在一起。

隨著算法技術應用的普及，它的跨學科性越來越明顯。除了計算機和數學領域，社會學、人類學、傳播學等對于算法的討論也日趨熱烈。而隨著交叉學科的討論深入，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過程本身并不是客觀、冰冷的規則與操作。相反，它是一種實踐，一種文化。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對于算法來說，這一點同樣適用。這也正是本節要論述的核心問題：對于算法，我們除了看到它的技術屬性，更應該看到其背后的價值附著，這是我們討論算法技術和騎手勞動的前提。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出發，本書希望能夠從技術性和社會性這兩個層面來定義算法。

技術性的算法，關注算法作為一種計算處理技術而展現出來的特性。塔爾頓?吉萊斯皮（Tarleton Gillespie）認為，算法是基于特定的計算模式，將輸入的數據轉化為可預期結果的編碼程式。算法作為一種邏輯計算技術，具有兩個特點：第一，算法是一種指令，它會基于邏輯呈現處理問題的步驟。如果對其進行 “降維” 理解，我們可以把算法理解成菜譜，其主要功用是告知人們如何按照要求，一步一步將 “生鮮食材” 做成 “美味佳肴”；第二，算法雖然自成體系，卻不能 “空轉”，算法的運行必須以數據為支撐。正如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數據作為來源和基礎的算法，如無源之水、無本之術，難以實現既定目的。

社會性的算法則更好理解，它關注技術生產與應用帶來的社會權力關系的變化。根據學者尼克?西弗（Nick Seaver）的觀點，在數字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算法不再僅僅是文化建構的一部分，而已然變成了文化實踐本身。算法是 “一個不穩定的物體，是一個借由人類參與而形成的文化實踐”。與任何歷史上曾經 “橫空出世” 的技術系統一樣，算法的出現帶來了社會經濟文化的劇烈擾動、強烈的價值爭議，以及一時無法辨清的發展方向。近代以來的許多學者，包括福柯、拉圖爾、霍克海默、德勒茲、埃呂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探討過新的技術體系對社會和人類生活的影響。如果說技術性的視角給予算法數學和邏輯上的定義，那么，社會性的視角則為理解算法注入了更多的范式可能。作為一種技術體制，算法在社會層面的廣泛應用使其可以改變、創造、勾連諸多社會關系。它不再僅僅是一種技術制度，更是一種文化實踐、一種社會話語。這樣的一種存在，無論是對宏觀的政治環境，還是對微觀的社會生產場域，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作為一名社科學者，又通常被冠以對技術 “一竅不通” 的名聲，我對技術物的分析并不自信。算法研究的 “高門檻” 曾經讓我望而卻步，似乎不懂得編程或者技術運行邏輯的人沒有資格對著這些 “高精尖” 技術指指點點。我曾為寫博士論文自學過一段時間的 Python，卻因為年代久遠已完全拋在腦后。但是，一旦有了前面對于算法社會屬性的鋪墊，我接下來的分析就變得容易了許多。

技術性的算法和社會性的算法像是天平的兩端，告訴我們認識算法技術可以走兩條路：由內而外和由外而內。前者指的是 “hard 模式”，即鉆到算法技術的生產過程中，觀看它是如何被研發、測試、應用的。這一路徑要求研究者具備一定的技術門檻，對計算科學有較為深入和綜合的了解。后者 “由外而內”，則更多地呼應了對于算法社會屬性的認知，即算法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在應用到社會諸多領域中時，會在多方互動實踐中發生 “轉譯”，建立新的、全然不同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景觀。換句話說，算法技術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是虛擬的、不可見的，但是由它所建立起來的諸多聯結、沖突、行動卻是顯而易見的。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從算法波及的、可觀測的諸多社會實踐和社會話語入手，“反推” 算法背后的邏輯與設定。

也是因此，本章在論述中不把算法當作一種冷冰冰的技術，用剖析學的方法進行 “還原” 式分析，而是希望把它當作一個嵌入社會生活的技術物，一個存在互動、時刻變化的技術體系。通過剖析算法和騎手勞動之間的互動，本章希望展現的是一種技術體的復雜景觀，通過 “情境式的研究”（situated study）來看到技術與人的主體間性，以及外賣騎手富有表現力的主觀能動性。換句話說，在接下來的論述中，算法將不再停留為一種技術架構（technical infrastructure），而是與周邊社會生態密切相關的、嵌入式的、具有生產性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