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世才華的一瞥”：在哈珀·李公寓中發現未發表的故事，揭示了《殺死一只反舌鳥》作者的哪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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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珀·李未曾被公開過的照片/《衛報》

當她去世時，這位作家留下了一堆筆記本和手稿。而在下面這篇文章中，她的傳記作者揭示了這些材料所呈現的關于作者如何不可思議地成為文學明星的故事。

注：Killing a Mocking Bird 通常被翻譯為《殺死一只知更鳥》，這是一個主流譯本的經典錯誤，知更鳥為Robin，而文中實際為Mocking bird，應翻譯為反舌鳥，由此以“反舌鳥”為準。

1960年夏天，《殺死一只反舌鳥》出版時，它仿佛憑空出世，如同一位阿拉巴馬州的雅典娜：來自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南方作家，卻是一部完美成型的小說，沒有任何明顯的先例或前身。

這本書不知何故，既緊迫地屬于那個時代，又瞬間成為永恒，它觸及了那個時代最動蕩的問題——從民權運動到性革命——同時也以永恒的基調發聲，從兒童的道德覺醒、家庭的恒久之愛，到自我與社會之間的摩擦。

然而，沒有作家是毫無影響和雄心抱負的：哈珀·李當然有其來處，并且曾付出巨大努力來成就自己。只是因為她不喜歡談論自己，她的起源才顯得如此神秘。不可避免地，《殺死一只反舌鳥》越成功——成為暢銷書，然后贏得普利策獎，銷量從100萬冊到1000萬冊，再到4000萬冊——各種理論和謠言就越是洶涌，進一步填補她的沉默。

在這本書出版后的幾年里，李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在她心愛的兩個角色之間搖擺：她要么是活潑好動、男孩子氣的女主角瓊·路易絲·“斯庫特”·芬奇的活化身，要么，在她看似隱居的狀態中，是那個羞怯的影子人物阿瑟·“布”·拉德利的翻版。

新近出版的哈珀·李遺稿

那么，發現一個來自李職業生涯開端的時間膠囊是多么令人激動：一組她最早期的短篇小說集如今首次出版，有助于解釋這個來自南阿拉巴馬大道的小女孩是如何將自己變成一位暢銷書作家的。

這些故事寫于《殺死一只反舌鳥》問世前的十年間，即李在1949年首次搬到紐約市之后，其中出現了她不久后將使之聞名的人物和場景，并揭示了她將花費一生試圖解決的某些矛盾和沖突。

杜魯門·卡波特與哈珀·李

內爾·哈珀·李（Nelle Harper Lee）于1926年4月28日出生，是阿馬薩·科爾曼·李（Amasa Coleman Lee）和弗朗西斯·坎寧安·芬奇（Frances Cunningham Finch）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她比最年長的兄姐小十五歲，在阿拉巴馬州門羅維爾這個小城鎮長大，感覺像是擁有獨屬于自己的童年。

因為她的兄姐年長很多，她看著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實現了父母的夢想：她的姐姐愛麗絲在父親身邊成為了受人尊敬的律師；她的姐姐路易絲擁有了美滿的婚姻和家庭主婦的生活；她的哥哥埃德溫在二戰中英勇服役。

有很長一段時間，李似乎注定要成為家中那個令人失望的孩子：她在距離畢業僅剩一個學期時從阿拉巴馬大學輟學，逃往名聲不佳的北方，放棄了本可以讓父親在家族律所的招牌上加上一個“s”的法律學位。但是，一切未能如愿，李也沒有成為律師，但她最終卻塑造了全美最受敬佩的律師形象。

盡管李從未正式學習過創意寫作，但她在塔斯卡盧薩的歲月里自學了寫作。她在校報《深紅白（The Crimson White）》上有一個固定專欄，并向學生幽默雜志《夯錘芯（Rammer Jammer）》投稿小品文，后來她甚至擔任了該雜志的編輯。

即使在那時，她廣博的好奇心和智力范圍在紙上已顯而易見——從對近期英國電影的評論，到對莎士比亞的戲仿，再到對她父親編輯和發行的鄉村報紙的善意嘲諷。李在女性被鼓勵只穿裙子的時代穿著藍色牛仔褲和百慕大短褲，并曾在返校節游行中坐在汽車引擎蓋上抽雪茄，震驚了整個校園。

李23歲搬到紐約市時，在那里大約只認識一個人，但這個人可不一般：杜魯門·卡波特，他童年的一部分時光是在她家隔壁度過的，后來成為她小說中那個瘦小、精靈古怪的查爾斯·貝克·"迪爾"·哈里斯的原型。

這兩位初出茅廬的作家覺得自己是"異類"，正如卡波特后來所說，他們比同齡人早幾年就能閱讀，像其他孩子玩洋娃娃和足球一樣玩弄語言。兩人一起構思著寫冒險故事、荒誕故事和各種詩句，取材于他們非常喜歡的讀物，從《鮑勃西雙胞胎》到《貝奧武夫》，從《羅弗男孩》到拉迪亞德·吉卜林，在A.C.李送給他愛讀書的小女兒的打字機上噼里啪啦地敲擊。

卡波特沒有上大學，而是直接去《紐約客》當了送稿員。幾年后，李也在出版業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在美國學校出版集團的月刊《學校管理（School Executive）》工作，這是一本行業刊物。

最終，她辭去了那份日常工作，換了一份航空公司訂票員的工作，這份工作文學氣息較少，但理論上更光鮮。那時她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談不上光鮮：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她靠花生醬三明治度日，在一個用兩個舊蘋果箱和在她大樓地下室找到的一扇門自制的書桌上構思故事。

在那個搖搖晃晃的桌面上寫作，李逐漸穩定了自己的手筆。“我確實相信我最大的才能在于創意寫作，”她在給家人的信中既貼心又自信地寫道，“而且我確實相信我能以此謀生。”像許多有抱負的作家一樣，她最初轉向家庭和自己的早年生活尋找素材，這本新合集的前三個故事通過一系列年輕的敘述者，探索了所謂“童年秘密社團”的社會習俗、微小過失和道德困惑。

在她30歲之前寫的《水箱》《雙筒望遠鏡》和《鋸齒剪刀》中，利害關系被嚴格限定——父母的認可和同齡人的接納——對手也不怎么強大：老師、兄弟姐妹、校園小團體。

相比之下，接下來的三個故事都設定在紐約，敘述者是成年人，人們可以感覺到李在努力跟上塞林格和契弗的步伐。盡管如此，這組故事——《滿屋貓糧》《觀看者與被觀看者》和《這就是演藝界？》——確實顯示她正在超越事件本身，轉向情節構建，同時嘗試不同的敘事聲音。

直接從李自身生活中提取的人物貫穿這些故事。其中一個用了她自己的綽號“多迪”（Dody）。其他人物用了她兄弟姐妹的名字，埃德溫、愛麗絲和路易絲；有些是她朋友們的輕度偽裝或完全未加掩飾的版本，包括未來的門羅維爾市長安妮·海因斯。李最年長的姐姐愛麗絲，被家人稱為"熊"，在這里被稍加改變成了“多伊（Doe）”，但盡管名字變了，仍然一眼就能認出來：“在這個世界上，她只愛三樣東西，”李寫道，“法律課與實踐、山茶花以及衛理公會教堂。”

哈珀·李最為人所知的名字首次出現在《鋸齒剪刀》中，我們遇到了“小瓊·路易（little Jean Louie）”，一個三年級的搗蛋鬼，她的名字很別扭地少了一個“s”。到本合集最后一個故事時，芬奇小姐（即所提及人物）已正式成為“瓊·路易絲（Jean Louise）（她將在之后成為李小說中的知名人物）”，盡管她還不是斯庫特。那些最了解哈珀·李的人都記得她鋒芒畢露的才智，而這最后一個故事的樂趣之一就是看到那種才華在紙上迸發。李以風趣和令人敬畏的智慧，描述了成年后回到童年家鄉所感受到的舒適與幽閉恐懼并存的感覺。

等到寫《甜蜜永恒之地（The Land of Sweet Forever）》時，她對這種回歸已經非常熟悉。在她搬到紐約兩年后，即1951年夏天，她的父親從塞爾瑪的沃恩紀念醫院打來電話，說她的母親被診斷出患有肝癌和肺癌。還沒等李安排好回家的行程，他又打來電話說，弗朗西斯（即她的母親）在診斷出癌癥的一天后便因心臟問題去世了。

六周后，又來了另一個電話，這次是通知她，她心愛的哥哥埃德溫——《殺死一只反舌鳥》中杰姆的原型——在他駐扎的蒙哥馬利空軍基地因腦動脈瘤去世了，留下了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李再次飛回家，她本已巨大的悲痛和震驚此刻溢于言表。她當時才25歲，但捕捉她的童年從未感到如此緊迫，部分原因在于，正如她在其中一個故事《貓的喵喵叫》中描述的那樣，她的父親和最年長的姐姐不久后賣掉了她出生和長大的家，搬到了鎮子另一邊一個更現代化的房子里。

哈珀·李與瑪麗·貝德漢在電影經典片場

這次搬家并沒有幫助這對居家父女逃離南阿拉巴馬大道的“幽魂”，李也被對母親、哥哥以及他們去世前那個世界的記憶所困擾。她擔心父親，經常回家幫助愛麗絲照顧他。她開始寫一些試圖調和她自己的家與童年之家關系的故事，將她曼哈頓故事的主觀性與門羅維爾故事的背景融合起來，這是一種她無論是在紙上還是紙外都在嘗試的整合工作。

當時，李的政治觀點仍在形成中。她的家鄉實行嚴格的種族隔離，學校、教堂和餐館都按種族劃分。在大學里，她寫過關于種族暴力恐怖的文章，并與學生報紙上的激進分子相處融洽。然而，一到曼哈頓，她就融入了一個比她所知的任何社會都更加多元的圈子。

在曼哈頓那些早年歲月里寫的故事，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是她的代理人安妮·勞里·威廉姆斯和莫里斯·克雷恩檔案中一張污損索引卡上誘人的標題。沒有一篇被發表，幾十年來，相關學者和傳記作者都想知道它們的下落。其中四篇最終出現在《甜蜜永恒之地》中；連同另外四篇，它們是在這位小說家在紐約市的最后一套公寓里被發現的，這套公寓位于東82街433號，她在《殺死一只反舌鳥》出版那年搬入，并在那里又住了四十年，直到一次中風讓她最終回到了阿拉巴馬。

哈珀·李與格里高利·派克（電影導演）

對后世來說幸運的是，李是個喜歡囤積東西的人：當那套公寓被清理時，在她成堆的信件以及幾乎每一張工資存根、電話賬單和開給她的作廢支票中，發現了她的筆記本和手稿，包括這八篇故事和八篇非虛構作品。那些在《殺死一只反舌鳥》之后幾十年里發表的散文表明，李一直享受著她曾憧憬的職業生涯，即使她的粉絲從未從她那里得到更多滿足。

她的杰作被改編成一部極其成功且獲獎無數的電影，從未絕版，并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但她從未寫出眾多仰慕者所渴望的續集或第二部小說，而當她終于在89歲高齡出版另一本書時，那是《守望之心（Go Set a Watchman）》，這是她寫過的第一本書，最初與《雙筒望遠鏡（The Binoculars）》同年提交給出版商。

“我更像個重寫者（rewriter），而不是寫作者，”李曾這樣說道，解釋她通常對任何作品至少進行三遍修改。一些這樣的艱苦創作在這里可見一斑，不僅體現在手稿本身，而且通過比較早期短篇小說和她已出版的長篇小說可以看出。例如，《雙筒望遠鏡》被刪節并改編成了《殺死一只反舌鳥》第二章中的教學對峙場景，當時斯庫特的一年級老師因為她會閱讀而感到沮喪。同樣，《甜蜜永恒之地》成了《守望之心》第七章中的一個固定場景，當時斯庫特從紐約市回到梅科姆家中。

通過書名頁上和她的文學代理的記錄，我們知道李花了七年時間寫作和修改這些短篇小說，然后，在她的代理人注意到它們并鼓勵她嘗試寫更長篇的作品之后，又花了三年時間將這些短篇故事變成章節，繼而將這些章節變成小說——先是《守望之心》，然后是《殺死一只反舌鳥》。

如果不是因為李收到了一份非凡的禮物，這一切本會花費更長時間，她在其中一篇收錄于此的絕佳散文《對我來說的圣誕節》中描述了這件事。她在紐約最親密的朋友中有一對夫婦，邁克爾·布朗和喬伊·布朗，他們長期支持她的事業。正是邁克爾·布朗，一位著名的詞作家和作曲家，首先將李介紹給了她的文學代理人，那是在1956年感恩節前不久。他和他的妻子都喜歡她的故事以及她從阿拉巴馬家中寄給他們的非凡信件——這些信件是書信體的小型杰作，具體而風趣，具有社會學洞察力，并且出奇地溫柔。

布朗夫婦和李習慣一起過圣誕節，并且他們形成了一個傳統，試圖看誰能送出最便宜卻又最出格的禮物。那年，李花了35美分為邁克爾買了一幅不知名英國牧師的肖像，并為喬伊買了一本打了折的、稍有名氣的英國貴族全集。當輪到布朗夫婦向這位小說家贈送禮物時，他們指向樹上的一只信封。從外面看，它似乎恰如其分地樸素，但事實上，他們徹底打破了規則：里面有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有一年時間不用工作，隨便寫什么都行。圣誕快樂。”那個月，以及接下來一年的幾乎每個月，他們都給她開一張100美元的支票，是她房租的五倍，并堅持不要求任何回報。

幾十年來，那份禮物一直顯得令人震驚，這是一種慷慨到近乎荒謬的行為。

然而現在，隨著這些短篇故事的重新發現，我們得以看到當年她的朋友們所看到的一切：一位尚未被命名為阿蒂克斯，但已展現出高尚情操并教他尚年幼的孩子民事訴訟程序的律師父親；一位與當地報紙印刷商就為奶牛刊登訃告是否得體及符合神學許可而爭吵的小鎮詩人；一位試圖將其習俗映射到自己正在形成的道德觀上的南方女兒；天才諸多的驚鴻一瞥。

難怪布朗夫婦送哈珀·李那份禮物：這與她的才華相比，并不算過分“奢侈”。

作者：Casey Cep

編譯：蠻蠻

來源：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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