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誰在審判李林軍，誰又在審判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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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多年的車輛，如今已成破銅爛鐵。圖片來源于巫英蛟、劉虎的報道《內蒙古高院終審在即：舉報人李林軍能否洗刷“黑社會”之名？》）

歷史的判決書另有一頁，上面寫著：

一個社會的黑，不在地下，而在天上。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

在中國，黑社會有時候不是靠槍炮起家，而是靠文件、會簽和一紙紅頭文件定性。李林軍，就是這樣被制造出來的“黑社會”。

五年前，包頭市中院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九宗罪判他無期徒刑。

五年后，鄂爾多斯中院改判16年，降了20多年刑期。照這個邏輯，再審一次，也許他能無罪出獄。

問題是：

真有黑社會能靠“講理、賠錢”混出名堂嗎？真有黑社會會因為“打架事件”賠出百萬元現金？真有黑社會被逼到簽字認罪，只因為“不認就不讓上廁所”？

1、當法治變成劇本，真相就只剩臺詞

李林軍案的劇情走向，很像一部沒有導演的法治懸疑片：證據漏洞百出，角色錯亂，劇情反轉，卻沒有觀眾敢笑場。

比如“非法采礦”那一幕。

他在一個荒坡上小便，抬頭看到破廟，出于敬意修了個寺廟，結果幾年后這廟旁邊的土坑成了“盜采煤礦”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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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報道頁面截圖。）

警方依據是兩位農民工兄弟的口供：

他們“在那干過活”。

可庭審時兄弟倆翻供，說“時間太久記不清了，公安寫完讓我簽”。但公安的鑒定意見卻說：“整個坑都是李林軍采的。”

荒唐到這份上，連煤都該笑出聲。

再看另一個礦——四道溝。檢方說他2018年非法開采。可2022年采礦證早就續期到2027年。也就是說，他開采的時候證件齊全，屬于“合法開采”。

怎么辦？

法院機智地把劇情改成“越界采礦”。問題是，“越到哪兒”沒人知道，也沒人舉證，甚至連起訴書里都沒提過。

這就像你因為“闖紅燈”被抓，最后被判“超載”——反正都是違法嘛，何必在意是哪種。

在這樣的法治劇場里，證據不重要，邏輯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完成指標”。

2、黑社會的誕生：從打架到打黑

如果說司法腐敗的高明之處，在于它能讓荒誕顯得合理，那李林軍案就是教材。

所謂“黑社會暴力特征”的標志事件，是一起打架。受害人沒報警，只拿了百萬元賠償。律師問得好：“真正的黑社會不會賠錢，他們只會要‘子彈費’。”

這話很冷，但比判決書熱血多了。

按檢方邏輯，這場打架成了“以暴力樹威”的象征。可一年后，另一個商人還敢雇人砸李林軍的會所。一個“樹了威”的黑社會頭子，連自家會所都保不住，倒像是“掃黑樣板村”里的活靶子。

更妙的是，鄂爾多斯檢察院曾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指出包頭警方七項違法偵查。換句話說：抓人違法，取證違法，偵查違法。可法院依舊采信那些“非法筆錄”，只是“象征性地排除幾份”。

法治在他們眼里，大概就是儀式感：只要排除一點點，就顯得很文明。

3、程序死局：審你的人，上次也是他

到二審，荒誕升級。

一審的院長，幾個月后調任高院副院長。于是，二審又落到他的下屬手里。

這就好比你被一個裁判判輸了，申訴的時候，這裁判坐上了仲裁委員會主席。你要推翻他？那就是推翻組織。

辯護律師申請整個法院回避，被駁回。理由沒人解釋，程序沒人公開。就這樣，一個合議庭在事實未查清、程序已亂套的前提下，繼續推進。

更離譜的是，高院還在一審階段就派人“指導工作”。換句話說，法官還沒判，高院已經來教怎么判。

當指導取代獨立，當等級壓倒公正，這場審判就成了一場等級的演出。

4、掃黑運動的經濟學

“5·28專案是我市掃黑除惡的標志性戰役。”這是包頭公安在內部通報中的原話。

政績需要標志性戰役。戰役需要目標。目標最好資產雄厚、社會地位高、看起來像“老大”。

李林軍的公司涉數十億資產，上千員工，合同復雜，正好符合“可操作”的條件。正如一位律師諷刺說的：“他有被塑造成‘黑老大’的巨大潛力。”

潛力被實現的方式，是掠奪。

警方把他價值2億元的存煤以市價7%賣掉，買家是朋友。還有人家里被抄，連孩子壓歲錢都沒放過。

黑社會講規矩：殺人不及子女。可這場“掃黑”，連孩子的紅包都不放過。

有人說，“這是在斬草除根”。

可草沒除，地先荒了。

5、掃黑掃出一地家破人亡

案件的另一面，是被掠奪的普通人。

被告人付永平出獄后，妻子精神失常，孩子與他疏遠，債務壓身。六年前被抓時，他還在經營煤礦和運輸生意。六年后回來，“請他吃飯的全是債主”。

高磊出獄時，父母已去世，房子被沒收，車庫被抄。妻子說：“連孩子壓歲錢都被拿走。”

更荒誕的是，法院宣判時沒收了全部個人財產，包括合法財產。按照刑法第294條，“可沒收部分財產”。但這里沒有“可”，只有“必須”。

在法律與權力的較量里，法律輸了。輸得徹底，連家庭的殘骸都不放過。

6、被偷走的法治與人性

有人說，李林軍案不是個案，而是“掃黑除惡”運動式執法的縮影。

運動有目標，目標有指標，指標有數字。公檢法成了流水線，負責產出“黑社會”。有的地方不產煤，只產“黑社會”。

于是，我們看到：

礦坑變成“犯罪現場”；

打架變成“暴力樹威”；

報案變成“自證其罪”；

指導變成“干預”；

審判變成“表演”。

這是制度的藝術。在這套藝術創作中，真相是最不值錢的道具。

7、在荒原上等一場遲到的正義

五年里，李林軍從“無期”到“16年”，刑期減得像是在打折促銷。可那不是公正的勝利，只是體制的自我修正：它承認“判重了”，但不承認“判錯了”。

這場法治戲的意義，從未在于定罪，而在于證明“我們能定罪”。

鄂爾多斯中院門口刻著兩個字——“憲法”。它們比任何標語都大，比任何信念都安靜。問題是，當人被卷入權力機器時，那兩個字還有聲音嗎？

或許，李林軍案的終審，不只是審他是否“黑社會”。它更像在審問一個更大的命題——

在一個人人自危、法治表演化的時代，我們還有多少勇氣相信“依法治國”不是一句標語？

也許終審的判決書會說：

“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但歷史的判決書另有一頁，上面寫著：

一個社會的黑，不在地下，而在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