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什么在阻礙我們獲得諾獎？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鄭永年：中國很多方面已具備“諾獎社會”的條件，還有何短板？

如今，無論在科研投入、人才規模，還是成果產出與前沿突破方面，中國都已實現了質的飛躍。然而，每到諾獎季，我們仍常陷入擦肩而過的“躁動”中。

誠然，諾貝爾獎并非衡量國家科研實力的唯一標準，但長期以來，它偏向那些能夠突破人類認知邊界的研究，這類突破往往需要幾十年的驗證與積累，許多獲獎成果對后世科研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不乏華裔、日裔學者的貢獻。若僅以“政治性”或直覺質疑諾貝爾獎的含金量，似乎有失偏頗。

跳出情緒化的表達，中國已經擁有龐大的科研體量以及門類齊全的科研體系，為什么總與諾獎有“一步之遙”？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從許多指標來看，中國完全具有“諾獎社會”的條件。但諾獎青睞的基礎研究，尤為需要研究者帶著純粹的好奇心探索，但當下我國存在 “帽子”“級別” 等形式的誘惑、行政化的干擾，以及“有組織科研” 對個人興趣的壓抑，都在消磨這份純粹。另外還有來自功利主義的教育與文化土壤的更深層次問題。

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于10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揭曉。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認為，如果僅從指標來看，中國社會確實具備了“諾獎社會”的條件：學界和知識界的生活水平已超越中產水平；我國有世界級的學術和科研基礎設施投入；在一些學科（例如醫藥）中，學者擁有巨量的樣本；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學者們擁有很大的自由度；中國的研究產出量已經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增長，已成為“論文大國”。

因此，人們需要進一步從環境與土壤兩個方面思考。諾貝爾獎強調的是原創性的研究和發現，而應用性研究則很難獲得獎項。基礎研究需要具備一些條件：一是研究者獨一無二的興趣，二是研究人員所擁有的自由，三是研究者們所享有的經費保障。從這些方面來檢視中國學者所處的環境，就能看到一些現實問題：

第一是“帽子”。中國的“帽子”具有巨大的含金量，學者常為爭取一頂“帽子”花費巨大的精力。

第二是“級別”。中國學界各領域常被各種“學閥”所控制。知識界的競爭基本上表現為學閥之間的競爭。一個學閥一旦消失，往往會出現“樹倒猢猻散”的局面，難以實現傳承和積累。

第三是“位置”。中國學界基本上仍然是一個行政主導的體制。若能獲得位置，“屁股指揮腦袋”的原則就開始發揮作用 ，學者一旦變成“官員”，往往會荒廢研究。

第四是“榮譽”。在極其勢利和功利的環境中，如果無法帶來實質利益，榮譽便毫無價值。學者們對自己榮譽的不尊重與社會對學者榮譽的輕視互相強化，容易形成惡性循環。

第五是“有組織科研”。研究者們的興趣往往需要服從于組織或國家的“興趣”。同時，“有組織科研”大多帶有服務于“趕超”目標的應用性質，而且也往往導致思想市場的缺失。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功利主義的教育與文化土壤。迄今的教育秩序的終極目標不是培養“人”，而是培養“才”。這個“才”在前期由家長和老師等廣義上的“組織”決定。而進入現代社會后，教育系統更是成為實現國家目標的有效工具，學生必須實現國家的“興趣”。對各個層面的權力載體（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來說，培養人才就像生產“土豆”一樣。這種局面的延續對學生、家庭、社會和國家都是不利的，更不用說實現人們摘得諾獎的目標了。

文章鏈接

鄭 永 年： 中國—東盟共同市場一旦形成，能迸發多大價值？

如今，東盟已有效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區域出口市場。2024年，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占比為16.4%，超過了對美國的出口份額。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對東盟的進出口總額占我國外貿總值的16.6%，東盟繼續保持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

目前，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也已全面完成，3.0版新增內容涵蓋數字經濟、綠色經濟、供應鏈互通等新興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中國—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拓寬。有分析指出，若東南亞地區能進一步加強內部整合，新組成的供應鏈將為區域內商品和服務的貿易創造巨大的空間。

鄭永年教授近日在接受《中國東盟報道》專訪時指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制造業基礎非常強大。如果能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共同市場，無論是制造業還是市場，都有望實現成倍增長。

10月16日，2025中國-東盟海洋產業合作發展圓桌會在福州召開。會上舉行了中國-東盟海洋產業合作聯盟、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閩江海外發展服務中心啟動儀式。圖源：央視網

目前，東盟的角色正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轉變。鄭永年教授認為，“工廠”和“市場”并不矛盾。他以英美“脫實向虛”導致產業空心化為鑒，闡明強大的制造業是市場的物質基礎。如今，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制造業非常強大。如果能夠形成一個共同市場，無論是制造業還是市場，都能實現成倍增長。

面對外部沖擊，美國要求東盟國家不要與中國做生意，盡管其目標是本國的再工業化，但這種政策無助于東盟發展，甚至可能導致其“去工業化”。因此，強化中國—東盟合作對雙方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在文明與價值觀層面，東盟體現了多元文明的和諧共存，踐行“和而不同”。其“共識政治”模式比西方多數決制度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儒家文化與各宗教在東南亞的融合良好。中國與東盟的關系實際上是全方位的，我們共享著同一套亞洲價值觀和亞洲文明。

在戰略應對方面，鄭教授提出中國應實行“單邊開放”。這是中國能為國際社會提供的最好的公共產品，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西方某些勢力的逆全球化力量。相較于拜登政府的多線圍堵，特朗普上臺可能反而減輕對華戰略壓力。

關于中國敘事的構建，鄭永年教授強調，需避免過度強調特殊性。在構建中國敘事時，一定要與其他國家的經驗結合。過度強調特殊性而忽視普遍性，會使人難以接受。

詳細報道

中國東盟報道｜

鄭永 年： 中國經濟改革仍然任重而道遠

在近日舉辦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對話院長”研討會第二期上，鄭永年教授就中國公共政策與經濟發展發表了看法。

他認為，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內卷”，鄭永年教授給出了他的“改革三支箭”：寬松的金融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尤為關鍵的“松規松綁”。

他指出，過度監管正抑制著新質生產力的涌現，唯有在技術落地與產業準入上大膽放開，才能打破內卷困局，避免創新成果再度流失。

我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今年預計可以達到140萬億元左右；過去4年，國民經濟保持了年均5.5%的增長速度。圖源：新華社

針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境，鄭永年教授表示，如果一定要做三件事，我選擇這三件，也就是中國的“改革三支箭”：

第一是寬松的金融，
第二是積極的財政，
第三是“松規松綁”。

當前經濟內卷嚴重，價格不斷壓低，總量呈現收縮趨勢。例如，咖啡從20元降至2元即是縮影。內卷本質是對存量市場的爭奪，一旦新賽道出現便迅速擁擠，如低空經濟。 若能釋放更多賽道——包括新質生產力與各類新技術——便可打開局面。 問題是監管過度，發展不足。

以游艇產業為例，我國海岸線漫長、造船能力領先，卻因監管限制未能充分開放。同樣，中國企業在創新藥研發中貢獻全球約20%成果，卻因審批周期長、風險資本缺位、醫保控價嚴等問題，導致許多成果低價流向海外。

三支箭中“松規松綁”尤為重要。具體而言，對環保、勞工權益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領域應嚴守紅線、嚴格監管，但在技術落地和產業準入方面則應放寬限制，激發創新活力。正如特朗普和馬斯克推動的“去監管”改革，如果我們不加快在關鍵領域松綁，很多技術成果將如創新藥一般流失海外。

對地方政府也需適度松綁，在防腐敗前提下，允許政策探索中存在容錯空間，區分謀私腐敗與執行偏差。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劉昕冉 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更多鄭永年教授近期觀點

鄭永年：“特朗普之變”是否會演變成美國的“戈爾巴喬夫之變”？

鄭永年教授近日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提出，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必須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為理解和應對國際形勢變化提供中國自己的理論框架。
在近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鄭永年教授分享了對人工智能時代知識創新與話語權塑造的思考。鄭教授認為，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建立強大的“中國輸入”。

IPP評論熱門文章

美國愈發專橫，為何印太國家仍未“倒美親中”？

特朗普對TikTok的新令，有幾點很可疑

中美供應鏈牌桌上，中國才是握有王牌的一方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