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考打破35歲門檻，媒體是怎么報道的？

文 | 王可（新京報傳媒研究院）

枯燥的政策新聞能讓讀者 “讀得下去”，是要多花點心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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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歲”成熱點話題

10 月 14 日，國家公務員局網站發布《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 2026 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公告》，其中報考者年齡一般為 18 周歲以上、38 周歲以下，對于 2026 年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放寬到 43 周歲以下。消息一出引發廣泛社會關注 。

長期以來，“35 歲門檻” 在各類招聘中普遍存在，不僅公務員招錄，許多企業招聘也將 35 歲作為一道 “分水嶺”。這種現象使得 35 歲以上人群在就業市場上面臨諸多困境，“求職無門、換崗受限” 成為常態。

而此次國考打破“35 歲門檻”，被視為就業領域的重大突破，也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對 “國考破 35 歲門檻”的報道不僅要及時、準確地傳達政策信息，更要為公眾提供全面、深入的解讀。

然而，政策新聞從制定背景、目標和意義等方面進行闡述，是最直接和常見的報道方式。但這種宏觀論述方式存在明顯的弊端。它容易使報道流于表面，缺乏深度和針對性，無法真正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

對于普通求職者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政策調整對自身的具體影響，比如 38 歲以上的求職者在報考時是否會面臨其他隱性門檻，考試內容和難度是否會因年齡放寬而有所變化等。宏觀論述無法回答這些具體問題，導致報道與受眾的實際需求脫節，難以引發受眾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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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評論成“嘴替”

從國考報名當天開始發酵的這一新聞，幾天以來不斷以各種角度出現在報道中，但新聞評論的數量和聲量遠大于其他體裁。

這其中，政策信號的明確性是首要原因。

國考年齡調整是一個已經發布的、明確的政策事實，報道空間有限，因此媒體的核心任務就從“報道事實”轉向了“解讀意義”。而“35歲門檻”早已超越一個具體的招聘條件，成為一種社會焦慮的符號，常伴隨著職場年齡歧視、中年危機、就業公平等價值觀的交鋒。評論恰恰是處理價值觀交鋒的最佳文體，可以直接對公共情緒進行回應和引導。

同時，在政策發布之初，還沒有35歲以上的考生真正“上岸”，缺乏最具說服力的成功案例。加入報道一個剛剛開始備考的大齡考生，故事是不完整的，充滿了“如果考不上”的懸念，難以形成閉環。

因此，選擇評論的方式，為公眾提供 “情緒共鳴”和“觀點認同”，最直接地扮演了“嘴替”的角色，除了符合公眾在碎片化時間里的閱讀習慣，鮮明的觀點也更容易在算法中勝出，形成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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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富礦”潛力股

作為“觀點富礦”，這一新聞未來還是“故事富礦”的潛力股。

一些挖掘深度報道的機會可能出現在首次國考結果出爐之后。第一批“破齡”成功者出現時，媒體可以去挖掘更多人物故事。他們的焦慮、家庭的支撐、與年輕競爭者同場競技的心態，都是政策的生動注腳。

除了深挖人物，國考破齡這一由頭，還可能成為撬動整個就業市場年齡歧視的杠桿。

如曾明確在招聘中設置“35歲門檻”的知名企業，其招聘政策是否因此產生松動；公考培訓行業是否會催生針對“大齡學員”的定制化產品；針對“35+”的職業咨詢與轉型服務是否會成為新藍海等。

此外，任何重大政策調整都伴隨著新的挑戰，這也給調查性報道帶來一些新的選題方向。

如面試環節中是否存在對年齡的隱性偏見？崗位設置中是否會出現“傾向于應屆生”或“傾向于有經驗者”的微妙導向？政策在解決大齡群體就業問題的同時，是否對應屆生就業空間造成擠壓？如何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等。

更長遠的策劃角度中，政策實施一年或數年后，媒體可以調查這一政策對公務員隊伍結構、機關文化產生了哪些實際影響？大齡新晉公務員適應得如何？他們帶來了哪些改變等。

政策的盡頭，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讓政策新聞有“人”味兒，從來不是一種技巧，而是媒體人立場和共情能力的體現。

校對 | 張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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