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帥第一次見小麗,是在大三春學期的選修教室里。那天他遲到了,抱著籃球從后門溜進去,一眼就望到坐在倒數第三排窗邊的小麗。她扎著深栗色馬尾,正低頭翻書,陽光落在她睫毛上,像兩只停駐的金粉蝶。下課鈴響,張帥連書包都沒拉好就沖過去,故作鎮定地說:“同學,能借我看看課堂筆記嗎?”小麗抬頭,目光澄澈得像剛化開的雪水,禮貌地點頭。那一刻,張帥聽見自己心跳失控,像有人在胸腔里敲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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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整整四個月,張帥把全部課余時間擲向這場追逐。他摸清小麗周二早課喜歡第三食堂的豆漿,于是提前一小時排隊,只為制造偶遇;他熬夜背下《藝術概論》整本教材,就為了在討論課上與她并肩發言;他甚至報名自己并不擅長的羽毛球社,只因小麗是校隊助理。學期末,他捧著九十九朵香檳玫瑰,站在女生宿舍樓下,用擴音器念自己寫了一個星期的詩。人群越聚越多,小麗卻只是下樓,把花推回他懷里,輕聲說:“張帥,你是個好人,可我真的只把你當朋友。”那天夜里,張帥把玫瑰一枝枝插進垃圾桶,插完最后一枝,他抬頭看月亮,月亮像被咬過一口的咸蛋黃,干癟地掛在天邊。
畢業后,兩人去了不同的城市。張帥成了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熬夜、提案、被客戶推翻重來,成了生活常態。偶爾,他會夢見大學圖書館外的銀杏道,夢見小麗站在金黃的雨里,醒來時枕邊是濕的。他談過兩次戀愛,都無疾而終,女友罵他“心里住著一個幽靈”。張帥不反駁,只在深夜打開微信,點開那個早已沉寂的頭像,看她的朋友圈——三年里,小麗只發了七條動態,最近一條是去年冬天,她站在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穿紅色羽絨服,鼻尖凍得通紅,笑得像剛被點燃的焰火。張帥把那張照片保存下來,設成僅自己可見的聊天背景,卻從沒點過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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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年清明假期,凌晨一點,手機突然震動。他醉醺醺地從茶幾上摸過來,看到那個名字的瞬間,酒全醒了。小麗說:“嘿,你還好嗎?”短短五個字,像五顆釘子,把他釘在沙發里。那夜他們聊到四點,從大學食堂的黑暗料理,聊到各自城市的梅雨,像要把缺席的幾年一口氣填平。小麗說起工作壓力,會不自覺地加一串“哈哈哈”,尾音還是當年那樣微微上揚。張帥盯著屏幕,覺得時光像一條回潮的河,把擱淺多年的舊船重新托起。掛電話前,小麗突然說:“其實,我偶爾會想起你。”張帥握著手機,在黑暗的客廳里來回踱步,直到窗外泛起蟹殼青。
接下來的幾天,對話滑向一種危險的曖昧。小麗會發“剛洗完澡,頭發滴水,冷”之類的句子,張帥回“想幫你吹”,她回“去你的”,再加一個偷笑表情。深夜,她發來一張穿吊帶裙的自拍,鎖骨下方有顆小小的朱砂痣,張帥放大又縮小,呼吸滾燙。可每當他試探著提出“我去杭州看你”,小麗便像被針扎破的氣球,迅速癟回去:“別鬧,我們只是朋友。”那層窗戶紙,薄得能看見光,卻怎么也捅不破。第五天,小麗發來最后一條越界消息:“以后別聊這些了,就當那晚我喝醉了。”張帥盯著屏幕,胸口像被塞進一塊冰,他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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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們的對話退回安全地帶。早安、午安、晚安,像三條被馴服的狗,每天準時出沒。小麗說公司搬了新址,樓下櫻花開了;張帥說客戶又讓他改方案,改到想剃光頭。他們不再提冰雪大世界,也不再提吊帶裙。張帥把聊天記錄往上翻,看到那些火星四濺的句子,像看一場別人主演的煙火,絢爛與他無關。六月的一個雨夜,小麗拍了一張窗臺上的蝸牛,說:“它爬得真慢。”張帥回:“但總會到家。”發完這句,他起身去廚房倒水,回來時,發現小麗撤回了那條消息,只剩系統冷冰冰提示:“對方撤回了一條消息”。張帥盯著屏幕,忽然覺得,他們之間最遠的距離,不是大學教室的過道,也不是高鐵四小時的路程,而是這條無法被看見的撤回。
故事沒有結局,像被風吹散的蒲公英,不知落在哪片土壤。張帥依舊會夢見銀杏道,夢見紅色羽絨服,醒來時,他不再去翻微信。他把聊天背景換成默認的灰色山脈,偶爾收到小麗的“在嗎”,他會回“在”,然后等待對方說下一句。有時候,對話停在“最近多雨,記得帶傘”,有時候,停在“哈哈,晚安”。張帥不再追問“你究竟把我當什么”,他學會把問題咽下去,像咽下一口太燙的咖啡。咖啡苦,但暖胃;問題苦,卻連心。夜深,他關掉手機,聽見隔壁嬰兒的啼哭,像另一種遙遠的回聲。他忽然明白,有些人出現,是為了教會你:世間最溫柔的殘酷,是給你一顆糖,再遞給你一杯白開水,讓你自己慢慢化開那甜味,也沖淡那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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