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的槍聲劃破陰霾。國民黨當局將時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共特派員朱楓、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及副官聶曦殘忍殺害。這四位隱蔽戰線的英雄,用生命踐行了對信仰的忠誠。從投身革命到潛伏臺灣,從傳遞密報到從容就義,他們的故事藏著隱蔽戰線最動人心魄的赤誠與悲壯。
三位英烈走上隱蔽戰線的道路,雖始于不同軌跡,卻終因對民族大義的堅守交匯于革命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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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石的覺醒源于對真理的求索與對時局的痛心。這位畢業于保定軍校與日本陸軍大學的軍事奇才,1934年歸國后便躋身國民黨軍政核心,抗戰時期曾任第四戰區中將參謀長,深受蔣介石器重。
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他主持戰地情報參謀訓練班時,特意邀請周恩來、葉劍英講授游擊戰爭,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深深觸動了他。隨著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行徑日益凸顯,吳石對腐敗政權的失望與日俱增。
1947年4月,經國民黨元老何遂引薦,他與中共華東局負責人會面,正式建立聯系,從此在敵人心臟開啟情報工作 。這位“軍中智囊”利用職務之便,陸續送出《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全國軍備部署圖》等核心情報,為渡江戰役的勝利提供了關鍵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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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楓的革命之路始于家國危難中的挺身而出。1905年出生于浙江鎮海富商家庭的她,1937年“七七事變”后毅然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次年加入中共領導的新知書店,變賣家產資助革命出版事業,還協助籌建臺灣抗日義勇隊。1945年入黨后,她憑借出身與社交能力,在上海、香港等地周旋于國民黨高層之間,搜集情報、營救同志、籌措經費,成為地下工作的得力骨干。1948年調任香港期間,她以經商為掩護,既為組織籌措資金,又精準傳遞情報,展現出非凡的膽識與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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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倉的轉變則是舊式軍官向革命戰士的蛻變。與吳石同為保定軍校校友的他,早年投身軍旅,抗日戰場上浴血奮戰,因負傷失去右目,寫下了戎馬生涯的光榮一頁。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讓這位愛國軍官逐漸覺醒,他在軍中秘密掩護中共地下工作者,對革命事業的支持不遺余力。解放戰爭時期,他愈發清晰地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最終加入民革地下組織,主動投身于推翻獨裁、實現民族解放的斗爭中 。
1949年,隨著國民黨政權退守臺灣,解放臺灣成為革命事業的重要任務。獲取臺灣軍事情報、策反國民黨軍政人員,成為隱蔽戰線的緊急使命。吳石、朱楓、陳寶倉相繼接受任務,踏上兇險的赴臺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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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石的赴臺堪稱“深入虎穴”的戰略抉擇。1949年7月,已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的他,明知臺灣已是白色恐怖的牢籠,卻主動請纓隨國民黨撤退。臨行前,他將298箱國民黨軍事絕密檔案完好無損地呈獻給解放軍,用行動踐行“以身許國”的誓言 。抵達臺灣后,他升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躋身國民黨軍事決策核心,得以接觸臺灣駐軍番號、防御部署等最高機密。每周六下午,他都會在臺北青田街的寓所,將整理好的情報交給秘密交通員,再轉運至大陸。
朱楓的赴臺則是臨危受命的果斷擔當。1949年10月,金門戰役因情報失準失利,急需派員赴臺對接吳石、傳遞情報。此時已在香港完成任務、即將與家人團聚的朱楓,接到華東局的派遣指令后毫無猶豫。11月27日,她以“朱諶之”的本名登船抵臺,對外以“陳太太”的身份掩護,僅與吳石和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單線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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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內,她與吳石聯絡七次,將國民黨空軍部署、武器裝備清單、駐軍態勢圖等絕密情報,通過“安福號”海輪交通員傳回大陸,其中部分情報直達毛澤東案頭,主席特意囑咐“一定要給他們記上 一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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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倉的潛伏則帶著主動請纓的決絕。1949年10月,他以“國防部中將部員”的公開身份赴臺,實則肩負策反與情報搜集雙重使命。這位與吳石有著深厚情誼的校友,專注于搜集臺灣海岸防炮位置、駐軍調動等情報,整理后交由吳石匯總傳遞,形成“分工協作、單線聯絡”的嚴密體系。赴臺前,他已察覺局勢兇險,將妻兒送往香港避險,自己則孤身留下堅守崗位,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1950年2月,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這顆“定時炸彈”瞬間引爆了臺灣地下黨組織,三位英烈的處境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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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的變節讓朱楓的身份率先暴露。2月2日,吳石派副官緊急通報險情,朱楓立即留下字條與家人訣別,在吳石開具的《特別通行證》掩護下,搭乘軍用運輸機飛往舟山,計劃轉道回大陸。但蔡孝乾很快供出吳石,并指認了通行證的開具者,特務迅速封鎖舟山。
在舟山存濟醫院避難期間,朱楓被軍警包圍,她從容轉身更衣,微笑告別友人,坦然就擒。被捕后,她趁看守不備吞下二兩重的金飾企圖自殺,雖經搶救脫險,卻始終堅貞不屈。面對特務的軟化利誘,她斷然拒絕吐露半個字,連敵人都不得不承認其“維護工作不惜犧牲生命的紀律與精神”
吳石的暴露則源于叛徒的供認與特務的搜查。3月1日,特務在其寓所逮捕吳石,這位將軍面對審訊,始終以“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的絕命詩明志,拒不透露任何情報細節 。他在獄中寫下的遺墨,字字彰顯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
陳寶倉的被捕純屬意外牽連。由于他與蔡孝乾并無直接交集,最初并未出現在叛變名單中。但特務在吳石住處搜出一份手抄軍情報,認出是陳寶倉的筆跡,這位中將才于3月28日被捕。敵人對他施以酷刑,將證據拍在面前逼其招供,他卻始終以“工作參考”搪塞,堅決不牽連任何同志。臨刑前,他僅給友人留下簡短遺言:“弟已被判死刑,請轉知家屬,死后即用火葬”,盡顯共產黨人的從容與磊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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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下午,三位英雄被押赴馬場町刑場。吳石昂首吟誦絕命詩,朱楓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身中七彈,陳寶倉神色堅毅直面槍口。槍聲落下,三位英烈的生命永遠定格在寶島,但他們的忠誠從未褪色。
英烈的犧牲并未被歷史遺忘。1951年,朱楓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52年,毛澤東簽署編號0009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追授陳寶倉烈士稱號;1973年,周恩來力排眾議,在毛澤東支持下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踐行了“不要忘記吳石他們”的囑托 。
英烈的骨灰歸鄉之路雖漫長卻堅定。陳寶倉的骨灰由友人冒險認領,經香港學子偷渡帶回內地,1953年公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李濟深親自主持公祭,盛贊其“死重于泰山”。朱楓的遺骸在犧牲60年后,于2010年由國家安全部協調取回,安葬于鎮海革命烈士陵園,那枚曾被她吞下的金飾,成為見證忠誠的信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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