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謝漢光回到大陸后找到組織申辯：我不是臺胞，我是地下黨員

1988年廣東揭西縣的一處舊院落外，一位白發老人幾度想要抬手敲門卻又忐忑放下。在這扇門里面的正是他四十二年前剛結婚九天就告別離開的妻子曾秀萍。在過往的歲月里，他不敢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只能以“葉依奎”的假身份活著。都說物是人非，四十多年過去了，看著不知道自己敲開這扇門后面臨的是什么。

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1942年謝漢光剛剛從廣西大學農學院畢業，這位書生意氣的年輕人估計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在之后幾十年的歲月中承擔如此沉重的重大責任。

在這個過程中謝漢光與曾秀萍喜結連理，然而婚后僅僅過了九天，由于廣西地區的抗日戰事形勢急劇惡化，謝漢光也不得不離家前往桂林的農場工作。

自此謝漢光忙于奔波，直到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他的人生并沒有因此而安頓，反而迎來了巨大的轉折。

一開始謝漢光計劃應老師之邀，帶著妻兒前往臺從事本行的林業工作。但在香港轉道時，他受到華南分局負責人的會見，接受了在臺從事地下工作的任務。

這個選擇也將在此后幾十年的時間里面徹底改變謝漢光和他整個家庭的命運。他讓妻子帶著年幼的兒子返回廣東老家，獨自赴臺。這一別，便是茫茫無期的音訊斷絕。

在臺灣地區，謝漢光憑借自己的專業能力，很快在林業試驗所站穩腳跟，然后又一步步升任所長，而這個公開身份成為他絕佳的掩護。謝漢光利用職務，妥善安排了張伯哲、陳仲豪、梁錚卿等陸續來臺的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初，經張伯哲介紹，他正式加入我黨。

天涯何處是我家

在那幾年，謝漢光一面勤懇于專業研究，發表學術論文，而另一面謹慎地構建著地下工作網絡。然而，平靜之下危機四伏，一九四九年后，隨著國民黨退守臺灣，這座島內的氣氛日趨肅殺。

一九五零年一月，因蔡孝乾被捕叛變，臺灣地區的整個組織遭受毀滅性打擊，數百人被捕。然謝漢光在千鈞一發之際，收到了張伯哲派人送來的警告信和三十元經費，這才得以逃脫搜捕。

然而，謝漢光雖然逃過一劫，但是更艱難的還在后面。由于蔡孝乾的叛變，整個臺灣地區陷入恐慌之中，再加上谷正文等人的喪心病狂，謝漢光雖然逃出生天但是依然不敢正大光明地拋頭露面。

從此，謝漢光這個名字從臺灣的公開世界里消失了。他開始了長達三十八年的逃亡與隱居生涯。在好心的農民楊溪伯幫助下，他逃至臺東深山，并用兩個金戒指作酬謝，頂替了當地一名失蹤的高山族村民“葉依奎”的身份，獲得了戶籍。

昔日的農學專家、地下工作者，變成了山林里一個沉默的勞力。村里人見謝漢光孤身一人，曾有人熱心為其說媒，但他始終以各種理由拒絕。

夜深人靜時，支撐謝漢光的唯有對遠房妻兒的思念和對“紅旗飄揚那一天”的堅信。這是一種何等孤寂的堅守？

我們見過太多歷史記載中宏大敘事下的犧牲，卻往往難以窺見具體個人在無盡等待中，每一日是如何捱過的。他的生存本身，就是一場沉默而漫長的戰斗。

撥開云霧見光明

1987年，兩岸終于開放探親，1988年12月，謝漢光以臺胞“葉依奎”的身份，輾轉回到廣東豐順老家。

經過多方打聽，謝漢光終于找到了妻子曾秀萍的住處。于是，便有了開頭那幕恍如隔世的重逢。更令他悲喜交加的是，當年離別時，妻子已懷有身孕，她獨自將兒子謝定文撫養成人，如今已是兒孫滿堂。

實際上曾秀萍這些年的日子同樣艱難，曾因“臺灣關系”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但她硬是靠著教書，撐起了整個家，也守住了等待。

但是由于歷史資料嚴重缺失，謝漢光一度無法證明自己的真實經歷，最初只被當地政府視為“困難臺胞”，給予微薄補助。謝漢光堅持向組織申訴，并開始艱難地尋找歷史見證人。

萬幸的是，他找到了昔日的戰友、當時在汕頭大學工作的陳仲豪。故友重逢，恍如隔世。在陳仲豪等多位老同志的努力證明下，組織上進行了慎重而嚴謹的調查。

時間來到1994年，組織正式下發文件，確認了謝漢光的革命工作經歷，恢復了他的黨籍，并按照離休干部待遇妥善安置。這份遲來的認可，對他而言，意義非凡。

他終于可以不再是“葉依奎”，而是重新做回“謝漢光”。此后，謝漢光又變賣了在臺的少許資產，在縣城購置房屋，與家人度過了最后一段安穩的晚年時光，這位經歷傳奇的地下工作者最終在于1996年離世，享年八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