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之外，誰敢在亂世稱頂流？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周世宗柴榮 青年 想象圖）

柴榮意識到，如果想要成就大業，就要先打好基本盤，他必須改革。

要改革，首先就要澄清吏治。

在馭下這一塊來說，柴榮是十分嚴苛的，例子也很多。

登基第一年，有個叫做薛訓的將軍，薛訓手下有個糧官，負責征收糧食，這個糧官在工作的時候，經常盤剝百姓，薛訓懶得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包庇縱容，柴榮知道后大怒，直接削去了薛訓的所有職務，并將其流放到了沙門島。

還是登基這年，有個叫做郝光庭的人，是供奉官，這個職務還屬于是皇帝的近臣。

郝光庭在民間為非作歹，被柴榮察覺，柴榮一句話沒說，直接派人把郝光庭給綁送鬧市，公開處死。

有個叫做孟漢卿的將軍，替朝廷收稅，有敲詐百姓的嫌疑，多收了一點損耗，柴榮馬上就讓孟漢卿自盡了。

有必要給大家解釋一下，這個損耗是什么。

我們知道這古代的老百姓啊，大部分都是農民，他們種地是要交稅的，但是這個稅，有些時候不是交錢，而是交實物，比如交糧食啊，交布匹啊，交絲絹啊這種。

那這些實物，不是說有衙門的人來收，而是由百姓自己運輸到官倉去的。

在運輸的過程中，路上撒一點，人吃一點，再加上風吹雨淋，容器破損，就難免會產生損耗。

糧食入庫之后，還會受潮發霉，還會被老鼠偷吃，這都是損耗。

反正損耗多了去了，而且幾乎都是不可控的。

那么官府為了彌補這種損耗，往往在征收實物的時候，就會多征收一些來補足這些損耗，比如正常要收一百斤，但是不可避免的損耗有五斤，那么為了補足這五斤，實際上收的可能就是一百零五斤。

這個損耗的尺度，其實沒有作者說的這么透明，真正執行起來是非常模糊的，一模糊，就會給負責征收的官吏巨大的操作空間，清廉一點的官吏，也許多收百分之三到五，正好把這個損耗補足就行了，那要是貪官污吏，他收百分之二十也是他，他收百分之五十也是他，反正就是極盡壓榨之能事唄。

（常有損耗）

孟漢卿收了多少，那不知道，從史料的體現上來看，應該不說，就是多收了一點點，但柴榮知道后怒不可遏，立刻就要了孟漢卿的命。

要知道，孟漢卿不是普通將領，他是朝廷的左羽林大將軍，這個職務是皇帝親衛部隊中的最高指揮官之一，但是皇帝說殺就殺，眼睛不眨一下。

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因為擅自處死降卒，被柴榮判處死刑，楚州防御使張順，因為貪腐，被柴榮賜死。

看得出來，柴榮不好惹，脾氣很不好，動輒就要殺人。

在當時的法律體系下，有些人是罪有應得，但也并非事事都是如此。

我們看來這一段記載：

《舊五代史·世宗紀六》：稟性傷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

說周世宗啊，他就是一個明察秋毫的人，而且為人做事，對自己，對別人都很嚴苛，所以他施用刑罰的時候，就會過于嚴厲，動輒就是重刑，但是等到事后，皇帝也會覺得自己不對，也會后悔。

我們再看這段記載：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三》：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

這是北宋真宗對柴榮的評價，真宗說，周世宗的確是一代英主，但他在刑罰這一塊實在是太過嚴厲了，誅殺臣公也時常超過應有的限度，這或許就是他在位時間不長，國祚難以持久的原因吧。

的確，柴榮有些時候，的確是用力過猛了。

顯德四年，有個叫做符令光的官員，負責制作士卒的服裝，因為沒有按時完工，柴榮大怒，要把符令光殺掉，很多大臣們認為符令光罪不至死，紛紛替符令光求情，柴榮不允，最后還是把符令光殺掉了。

實際上這個符令光，雖是勛貴出身，可做官這些年一直很穩妥，官聲很好，柴榮殺他，民間百姓都替他喊冤叫屈。

柴榮還執行過一個制度，那就是讓朝廷里的京官，每個人都要舉薦一個人入朝為官，隨便舉薦，只要人品好，能力強，哪怕是親戚朋友都沒關系，不用避嫌。

（后周大臣 形象）

這個制度看起來好像挺合理的，但這里頭有一個緊要的地方，那就是，舉薦人和被舉薦人之間，有連帶的責任關系，假使甲舉薦了乙，乙做官沒毛病，不犯事，那就皆大歡喜，可如果乙在做官后違法亂紀，貪贓枉法，那么不僅乙要挨收拾，甲也要跟著挨收拾，說白了，這是一種連坐之法。

在如今看來，這個制度的本質，是皇帝希望用嚴刑峻法來保證整個官僚體系提高效率和質量，能反映出他求治心切，對吏治腐敗和官員無能的深惡痛絕。

這個制度執行一年之后，后周的宋州發生了一件事兒，宋州有個叫做陶文舉的官員，他負責催收宋州百姓積欠朝廷的糧食。

按說催收，要錢，那你就好好要唄，但陶文舉手段狠辣，為了要錢，他動用各種酷刑虐待百姓，被他拷打凌辱的百姓竟有數千人，這其中還有被陶文舉活活虐待死的。

這兩件事看似沒有因果關系，但其實具有不可避免的深層邏輯。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五》：文舉本酷吏也，宋民被其刑者凡數千，冤號之聲，聞于道路。有悼髦之輩，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物議以為不允。

征收往年的賦稅本來就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任務，在巨大的壓力下，如陶文舉這樣的官員，他為做出政績，為了證明自己的才干，他往往就要不擇手段，他的酷政，是為了高效的完成上級的指標，從而保全自己，也間接的保全推薦自己的人。

唐太宗《帝范》有云：

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

一個皇帝治理國家，如果他用上等的辦法來治理，得到的也只是中等的成效，而如果用中等的辦法來治理，得到的就是下等的成效。

我們可以看到柴榮治國治吏的決心，他決定用一種比上等辦法還要嚴苛的辦法來治理國家，這樣他才能收獲到上等成效。

他的確收獲到了一些上等成效，但隨之而來的還有負面情況。

因為老子也說過：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如果皇帝對天下的統治過于嚴苛，甚至到了一種極致的狀態，百姓反而會變得狡黠抱怨，缺乏淳樸，或者是受到損害。

柴榮有澄清吏治，管理天下的能力，但他缺乏了一個“度”，好在到執政中晚期，柴榮痛定思痛，已經把他前期的這些弊端都給改掉了，所以《舊五代史》又有這樣的評價：

漸用寬典，知用兵之頻并，憫黎民之勞苦，蓋有意于康濟矣。

（世宗最重要的謀士 王樸）

三流的皇帝，不知錯不認錯不改錯。

二流的皇帝，知錯改錯不認錯。

一流的皇帝，知錯改錯還認錯。

對錯之間，就是皇帝個人的自我救贖。

聊完了吏治，再聊聊用人。

世宗用人，很有一套，而且頗為不拘一格。

五代晚期的幾個名臣，幫助柴榮平定江南的李谷，幫助柴榮完善后周法律的范質，幫助柴榮北伐的王浦，這最開始都是柴榮一手提拔重用的。

包括郭威的謀士魏仁浦，這種前朝的老臣，柴榮也予以使用，魏仁浦在后周更是平步青云，一路干到了樞密使。

這個任命其實很有代表性，因為魏仁浦沒有科舉背景，本質上只是一個小吏，但柴榮卻能用他，這體現出皇帝破除了門第和背景上的偏見去選取人才，就如同皇帝自己說的一樣：

《新五代史·卷十二》：不限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并許應召。

執政的大部分時期，皇帝還是一個很務實，很謹慎，很虛心的人，他廣開言路，積極鼓勵大臣們向他提建議，說看法，甚至還親自出題，讓在京的官員們寫文章來作答，這就是一種君臣對策，王樸那篇著名的《平邊策》想來就是在這個時候誕生的。

這個《平邊策》，是王樸撰寫的一篇戰略論政文章，在文章中，王樸為柴榮分析了后唐，后晉，后漢這些政權的得失，總結出了后周應該采取的制度，方向，路線，以及軍事上的部署和行動，寫的非常好，給了柴榮很大的啟發。

柴榮還修訂過法律，改革過教育，發展過禮樂，恢復過圖書事業，完善過歷法，在五代皇帝普遍疏忽文治的慣性下，柴榮也算是一枝獨秀了。

治理國家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同耕耘，既需春雷驚蟄，也需細雨潤物。

雷霆手段終須配以菩薩心腸，剛柔并濟方是長治久安之道。未竟的理想，如同夜空的星辰，雖被烏云短暫遮蔽，卻為后來的大宋留下了可循的光跡。

柴榮還要接著往前走，他的路很短，他的路很長。

參考資料：

《新五代史》

《舊五代史》

《續資治通鑒長編》

劉鐵男,趙輝.周世宗柴榮的經濟改革策略考證.蘭臺世界,2014

胡中友.周世宗柴榮“天下一統”的治國方略與淮南之戰.滁州學院學報,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