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創新變成經濟發動機：2025年諾貝爾獎揭示的秘密

“經濟學”經常被人抱怨“抽象”“高高在上”，但在 2025 年，我們看見經濟學在“創新驅動增長”這一命題上，有了更清晰、更具有現實穿透力的答案——經濟學“講出來”了。

誰獲獎?為什么?

202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Joel Mokyr(莫基爾)、Philippe Aghion(阿吉翁) 和 Peter Howitt(豪伊特)。

授獎理由：他們在“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innovation-driven growth)領域的開創性研究。

莫基爾獲得一半獎金，因為他系統分析了技術進步要如何發生、在什么條件下可持續。

阿吉翁和豪伊特共享另一半，因為他們提出“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模型(“Schumpeterian增長理論”/“創造性破壞”模型)，把創新如何替代舊事物、推動經濟結構演化，用數學形式表達出來。

為什么獲獎?

因為在過去幾十年里，經濟增長(尤其是發上去后的長期穩定增長)為什么時斷時續，是經濟學非常核心但未能完全解決的問題。

新興的科技革命(AI、生物科技、清潔能源等)給了我們更多“變量”，但也提出挑戰：哪些國家、哪些制度能真正把創新轉化為普遍增長?這三位得主的理論，讓我們對創新—破壞—重構這條增長主線有了更具說服力的解釋。

換句話說，我們不再把“技術進步”當成一個神秘的外生變量，而是以內生、可政策干預的方式來理解。

主要理論拆解：創新、創造性破壞、制度與機制

為了把這套理論講得通俗，我從三個層面拆解：

1、技術進步的“條件機制” —— 莫基爾的視角

莫基爾的貢獻是把“技術進步能否發生、能否被采納、能否擴散”這三步拆開來看，指出其中關鍵條件。大致可以理解為以下幾要素：

• 知識積累與科學基礎：比如基礎研究、學術自由、科研體制要讓“新想法”不斷產生;
• 機制推動與制度環境：制度是否鼓勵試錯、是否有市場競爭、產權保障和激勵;
• 擴散機制：新技術要能被采用、被擴展到更多生產部門，才能提升整體經濟效率。

在莫基爾看來，技術進步不是“奇跡”，而是一種有條件、有制度約束、有路徑依賴的過程。

2、創造性破壞與增長模型 —— 阿吉翁 + 豪伊特的視角

阿吉翁與豪伊特的核心模型，可以理解為：

經濟系統中長期存在舊產業、舊技術、舊企業;

如果沒有更好的新技術或新企業來“打破”舊格局，增長就停滯;

正是這些不斷出現的“顛覆者”(disrupter)替代效率更低的舊者，我們稱之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創新和破壞要有動力(競爭、市場壓力、利潤機會)，才能持續;

模型中還會分析，市場集中、壟斷、路徑依賴等會抑制破壞的發生，從而使經濟陷入停滯。

這其實是在繼承熊彼得(Schumpeter)“創新—破壞”思想基礎上，用現代數學模型把它“端出來”，從而讓我們不僅能“說”還能“算”。

3、三者融合：動態競爭—制度—創新生態

把上面兩部分融合起來，我們得到一個更加完整的增長框架：

技術不是外生的，而是制度 + 市場 + 知識體系驅動的;

破壞與創新是經濟活力之源，但需要制度環境容許它發生。

當市場集中、既得利益固化、創新邊際收益遞減時，創造性破壞可能會萎縮，經濟就進入停滯。

因此，要保持可持續增長，就要在創新制度、競爭機制、知識傳播、市場流動性等方面不斷優化。

總之，這個理論告訴我們：增長不是“流水線”自動出來的，而是一個不斷革新—淘汰—再革新的過程。

現實中的意義：為什么這個獎項，在此時此刻特別重要?

為什么“2025 年”這個獎項顯得格外切題?我覺得有幾個時點共振：

1. 科技革命浪潮

近幾年 AI、生物技術、能源轉型等技術突破紛至沓來，我們迫切要理解：這些技術如何真正推動經濟、改善生活，而不是僅僅成為技術噱頭。

2. 停滯風險與“中等收入陷阱”焦慮

許多國家、地區，在發展到某個階段后增長乏力，技術紅利減弱，需要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3. 政策導向與制度設計的焦點

創新不是純市場自發的，也不是純計劃指令的。國家、地方、企業在 “如何營造創新環境” 這上面，需要更明確的理論支持。

4. 分配、結構與公平問題

創新帶來變化，也可能帶來失業、結構錯配、收入分化等副作用。如何在創新和社會穩定之間做平衡，也是現實中每個國家、城市、組織必須面對的。

因此，這個獎項不僅是學術認可，也是一個信號：真正有價值的增長動力，必須從“創新 + 破壞 + 制度”三條腿上去推進。

對社會、企業、個人：價值與啟示

理論再好，如果落不下來，對日常無用。我用三個層面說說價值：

1、社會 / 國家層面

• 制度設計方向：要促進競爭、防止壟斷、鼓勵創業、保護知識產權、營造試錯環境。正如 Aghion 所強調的，若過度保護既有企業，會阻礙破壞與創新。
• 公共投資策略：基礎研究、教育、科研機構、基礎設施，是技術進步的“土壤”。
• 區域經濟與產業政策：引導新興產業落地、支持邊緣創新群體、鼓勵新舊產業融合，避免老產業“圍捕”創新。

2、企業 / 組織層面

• 持續創新而非依賴模仿：在快速變化時代，靠路徑依賴和模仿的公司極容易被顛覆。
• 動態戰略思維：必須保持警覺，對潛在的破壞者敏感，及時轉型或預先布局。
• 創造自己的破壞能力：優秀公司要成為自己模式的“破壞者”——即便當前業務強，也要有內部“新創”團隊去挑戰現有業務。
• 生態與開放合作：與研究機構、創業團隊、上下游伙伴融合創新，而不是封閉競爭。

3、個人層面

• 終身學習和跨界能力：你可能不是“做研究”的人，但你要具備快速學習、適應新技術的能力。
• 職業路徑的靈活性：有技術、跨界能力、項目經驗的人更能游走于“破壞—新”之間。
• 機會敏感與風險承受：要有風險意識，勇于嘗試;但也要有穩健策略，不把全身家押在單一技術上。

總結(給未來的畫布留白)

202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向我們釋放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創新 + 破壞 + 制度三者融合的增長理論，可以是我們理解現代經濟最扎實的工具箱。

它讓“技術進步為什么能夠帶來普惠增長”、讓“新舊產業如何替代”、讓“政策如何促進創新”這些看似抽象的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答案。

“2025：經濟學終于講得出來了”——不是說一切難題都解決了，而是我們正在從“感性直覺”“經驗主義總結”那種模糊狀態，走向理論更完整、模型更可操作、與政策更結合的階段。

對于社會、組織、個人而言，這意味著真正有價值的機遇、挑戰都不會停在“技術本身”，而在于能不能把創新機制構建起來，把破壞力量釋放出來，把制度紅利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