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諾獎：在過去200年，世界經濟為何能夠持續增長？

在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中，我們的生活水平都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盡管偶爾有重大發現出現，的確能改善生活質量，但增長最終都會停滯。

但到了兩百多年的前，工業革命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自那之后，我們的世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的基礎，在于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流動。當新技術取代舊技術時，就會形成所謂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從而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

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解釋了為何這種發展成為可能，以及維持這種增長所需的條件。

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圖/Nobel Prize Outreach)

新的常態

經濟學家通常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來衡量經濟增長，但實際上，經濟增長遠不止關乎金錢。新的藥物、更安全的汽車、更優質的食物、更高效的供暖與照明方式、互聯網，以及讓人們跨越更遠距離進行交流的機會——這些都屬于經濟增長的范疇。

經濟增長還包括教育、科研、醫療、生活質量和就業機會等。(圖/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然而，建立在技術發展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并非人類歷史的常態。以瑞典和英國為例，從14世紀初到18世紀初，收入水平有時上升、有時下降，但總體而言幾乎看不到增長，盡管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若干重要的創新。

因此，這些發現并沒有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Mokyr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的新思想沒有持續發展，也沒有引發持續的改進和應用浪潮——而這在今天，是我們重大科技進步后理所當然會發生的事情。

在1300年至1700年間，瑞典與英國的GDP變化。曲線顯示，新思想并未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明顯影響。(圖/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相反，當我們觀察英國和瑞典從19世紀初至今的經濟增長時，情形則完全不同。除去像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這樣的明顯危機之外，經濟增長——而非停滯——已成為新的常態。自19世紀初開始，許多工業化國家都呈現出類似的趨勢，保持著每年平均接近2%的持續增長。這聽起來或許不高，但持續的2%的年增長率，意味著一個人在其職業生涯內，收入水平幾乎可以翻倍。從長遠來看，這種持續增長對世界以及人類生活質量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在過去的200年間，瑞典和英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約為1.5%。技術創新與科學進步相互促進，形成了一個持續循環的機制。(圖/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有用的知識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這種持續的經濟增長？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不同的方法回答了這個問題。Mokyr的研究表明，縱觀經濟史，“有用知識”的持續性流動是維持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這種“有用的知識”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類被Mokyr稱為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即對自然界規律的系統描述，用來解釋某件事為什么能起作用；第二類是規范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例如實際操作說明、圖紙或配方，這類知識告訴人們如何讓某件事發揮作用。

Mokyr指出，在工業革命之前，技術創新主要依賴于規范性知識。人們知道“這樣做有用”，但并不了解“為什么有用”。而另一方面，像數學或自然哲學（即早期的科學）這類命題性知識的發展，卻與實際的工藝技術幾乎沒有聯系。這種割裂使得人們難以（甚至不可能）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創新。這種知識分離導致創新嘗試往往是盲目的，甚至是徒勞。例如，當時人們試圖制造永動機，或通過煉金術來把金屬變成黃金——而如果擁有足夠的命題性知識，就會明白這些努力注定失敗。

當規范性知識與命題性知識建立起聯系時，經濟增長才真正起飛。然而，要實現持續增長，還需要實踐性、技術性與商業性的知識，以及一個開放、包容變革的社會。(圖/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6至17世紀，歐洲在啟蒙運動的推動下迎來了科學革命。科學家們開始強調精確測量、控制實驗以及結果的可重復性，這改善了命題性知識與規范性知識之間的反饋循環。這促進了“有用知識”的積累，而這些知識可以直接應用于商品與服務的生產。

典型的例子包括：蒸汽機的改進，得益于當時對大氣壓與真空原理的深入理解；以及鋼鐵生產技術的進步，則源于人們理解到氧氣能降低鐵水中的碳含量。有用知識的積累不僅推動了現有發明的改進，也為它們開辟了新的應用領域。

從理論到實踐

然而，想要讓新思想真正變為現實，僅有理念是不夠的——實踐性、技術性以及商業性知識同樣不可或缺。沒有這些支撐，即使是最出色的創意也只能停留在圖紙上——就像達·芬奇的直升機設計那樣。

Mokyr強調，持續增長最先出現在英國，正是因為那里匯聚了大量技藝精湛的工匠與工程師。他們既能理解設計原理，又能把概念轉化為可商業化的產品，而這種能力是實現持續增長的關鍵。

降低對變革的抵抗

Mokyr認為，實現持續增長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社會必須對變革保持開放態度。基于技術變革的經濟增長，不僅會創造贏家，也會產生輸家。新的發明會取代舊技術，甚至會破壞既有的產業結構和工作方式。因此，新技術常常遭到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他們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了威脅。

啟蒙運動帶來了對變革更廣泛的接受。新的社會制度（如英國議會）不再允許特權階層阻撓變革的機會。相反，各個利益集團的代表可以聚集協商，達成互利的妥協。這種制度層面的變革，消除了阻礙持續增長的一大障礙。

命題性知識有時也能幫助減少人們對新思想的抵觸。19世紀，匈牙利醫生Ignaz Semmelweis發現，如果醫生和醫護人員在接生前洗手，孕產婦死亡率會顯著下降。然而，如果他當時能夠解釋其原因——即手部清潔可以殺死危險的細菌——并以科學證據加以證明，那么他的理念就可能會更早被接受并推廣。

增長：一種變革性的過程

Mokyr通過歷史研究揭示了持續增長所需的關鍵條件；而Aghion和Howitt則受到現代數據的啟發，建立了一個數學經濟模型，揭示了技術進步如何推動持續增長。他們所采用的方法雖然不同，但本質上探討的是同一個問題與現象。

正如前文所示，在英國和瑞典等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長期以來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但在表面的平穩之下，實際運作卻充滿變動。以美國為例，每年約有10%以上的企業倒閉，而與此同時又有相同比例的新企業成立。在存續企業中，每年也會有大量的工作崗位被創造或消失。即使其他國家的波動幅度更小一些，但總體模式是一致的。

Aghion與Howitt認識到，這種創造性破壞的動態過程——企業與崗位不斷地消失、被取代——正是推動持續增長的核心機制。一家企業只要提出更優的產品或更高效的生產方式，就能超越競爭對手成為市場領軍者。但一旦出現這種領先，就會激勵其他企業繼續創新、進一步改進，以爭取登上新的頂端。

一個突破性的模型

Aghion與Howitt模型中的關鍵機制，可以被簡單描述為：在一個經濟體中，存在一些擁有最先進技術的企業；當這些企業為自己的產品申請專利后，就能以高于生產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從而從壟斷中獲利——這些企業相當于爬上了“創新階梯”的頂端。專利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企業免受競爭，但無法防止其他公司通過新的、可申請專利的創新來挑戰其地位。如果后者的產品或生產工藝足夠優秀，就能擊敗原有企業，取而代之，登上階梯的新頂端。

即便是暫時性的壟斷利潤，也能激勵企業投入研發（R&D）。一個企業預期自己能在“階梯頂端”停留的時間越長，激勵也就越強，在研發方面的資金投入也就越大。然而，投入越多，平均創新周期就越短——新的發明會更快出現，原本位居頂端的企業就會更快被取代。

因此，在整個經濟體系中，這些相互作用的力量形成了一種平衡，決定了社會在研發上的總體投資水平，從而也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速度以及經濟增長率。

用于研發投資的資金來源于家庭儲蓄，而家庭儲蓄的多少又取決于利率，利率又受到經濟增長率的影響。也就是說，生產、研發、金融市場與家庭儲蓄彼此緊密相連，無法孤立分析。經濟學家將這種各個市場都處于平衡狀態的分析框架稱為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模型。

在Aghion與Howitt于1992年發表的論文中，他們首次提出了一個具有一般均衡特征的創造性破壞宏觀經濟模型，這在經濟增長理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福利效應

Aghion與Howitt的模型可用于分析：如果市場完全自由運作、沒有政府干預，那么研發投資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增長是否會能達到“最優水平”。以往的模型由于不能從整體上分析經濟體系，因此無法回答這一問題。而他們的研究發現，答案并不簡單，因為存在兩種相反的機制。

第一種機制是這樣的：那些進行研發投資的企業，知道自己因創新而獲得的利潤不會永遠持續。遲早會有其他企業推出更好的產品。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舊創新的價值并不會完全消失，因為新創新往往建立在舊知識之上。因此，那些被取代的創新對社會的價值高于它們對企業的價值。結果就是，企業的私人研發激勵小于社會整體收益。因此，政府補貼研發可以讓社會整體受益。

第二種機制則關注的是：當一家企業成功取代另一家企業時，新企業獲利，而舊企業的利潤消失。這種現象通常被稱為“商業竊取”，盡管并非法律意義上的“竊取”。因此，即使新創新僅比舊產品略有改進，企業仍可能獲得可觀利潤，而這些利潤可能高于社會整體的實際收益。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看，這意味著研發投資可能過多，技術進步過快，經濟增長過高。這為反對政府補貼研發提供了依據。

哪一種機制占主導，取決于諸多因素，且會隨市場與時間變化。Aghion與Howitt的理論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環境下應采取哪些政策措施，以及社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支持研發。

Aghion與Howitt的模型顯示，在研發投資及經濟增長方面，存在相互對立的強大力量。根據市場特征與時間階段的不同，社會對研發補貼的需求可能增加或減少。(圖/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研究催生更多研究

Aghion與Howitt于1992年建立的模型推動了大量新研究，包括對市場集中度的探討——即市場上相互競爭的企業數量的分析。研究發現，市場集中度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創新。盡管技術取得了顯著進步，但近幾十年來經濟增長放緩。基于Aghion與Howitt的模型，這可能是因為一些企業變得過于強大。因此，需要更有力的政策來遏制市場主導過度集中。

另一個重要啟示是：創新必然帶來贏家與輸家。這種效應不僅體現在企業之間，也體現在勞動者身上。高增長需要頻繁的創造性破壞，這意味著更多的崗位消失，可能引發較高的失業率。因此，社會需要支持受影響的人群，幫助他們順利轉向更具生產力的崗位。這意味著要保護勞動者，而非崗位本身。

三位獲獎者還指出，社會應當營造有利于創新人才與企業家成長的環境。社會流動性——即職業不由家庭背景決定——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面向未來社會的工具

Mokyr、Aghion和Howitt的研究幫助我們理解當代的經濟趨勢，并為應對重大的現實問題提供了思路。例如，Mokyr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AI）可能強化命題性知識與規范性知識之間的反饋，加速“有用知識”的積累。

然而，從長遠來看，持續增長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并不都是積極的。首先，持續增長并不等同于可持續增長。創新有可能帶來顯著的負面副作用。Mokyr認為，這些負面效應有時會引發發現問題解決方案的過程，使技術發展具備一定的自我修正性。然而，很顯然的是，這通常需要精心設計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在氣候變化、污染、抗生素耐藥性、不平等和自然資源過度利用等領域。

最后，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三位獲獎者提醒我們，持續增長并非理所當然。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經濟停滯才是常態，而非增長。他們的研究揭示，我們必須識別并應對威脅持續增長的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包括：少數企業壟斷市場、限制學術自由，以及知識僅在地區層面而非全球范圍內擴散等。如果我們不能有效應對這些威脅，那么那臺推動持續增長的“機器”——創造性破壞——可能會停止運轉，人類社會將不得不重新適應停滯不前的狀態。而若我們能汲取三位得主的重要洞見，或許就能避免這一幕發生。

#參考來源：

https://www.nobelprize.org

#圖片來源：

封面圖 & 首圖：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