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在深夜十一點二十七分突兀地響起。不是微信的嘀嗒,不是新聞推送的輕顫,是那種久違的、鍥而不舍的振鈴,像緊急集合的哨音劃破寂靜。屏幕上跳動著一個陌生的屬地西藏的號碼。我的心,沒來由地緊了一下,隨即又釋然——這是自主擇業后,身體對“突發情況”殘留的條件反射。
“老蘇!猜猜我在哪?” 聽筒里的聲音帶著高原陽光曝曬過的粗糲和藏地風霜浸染的沙啞,像一塊磨砂石擦過耳膜。是老高,我當排長時,他是我們營里最生猛的班長。
“你小子,總不會摸到我樓下了吧?” 我笑著揶揄,身體卻已離開沙發,下意識地走向窗邊。
“嘿!神了!趕緊的,下來接駕!你老家這巷子,導航都迷糊!”
撩開窗簾,樓下路燈的光暈里,果然戳著一個壯實的身影,正舉著手機,仰頭尋找,腳下是那個熟悉的、邊角磨得發白的07式軍用背囊。那一瞬,時光仿佛倒流。不是在這川南小城的靜謐夜晚,而是在某個風雪彌漫的邊防哨所,我查哨歸來,看見他同樣背著背囊,像座石雕般守在門口,只為報告一件班里戰士的家事。
妻子早已默契地開始翻找茶葉,是上次另一位戰友帶來的上好的普洱。“難得老高來,我給你們沏上。” 她知道,對于我們這些人,有些情誼,需要滾燙的水和足夠長的時間才能泡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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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道里響起沉重而熟悉的腳步聲。門開處,一張黑紅的臉膛帶著寒意和笑意擠了進來。沒有客套的握手,當胸一拳,結結實實,力道分寸,和十七年前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操場上別無二致。
“路過?你這路過得繞上千公里吧?”
“嘿嘿,”他搓著手,像個做錯事被戳穿的孩子,“送復員兵到成都,想著離你不遠了,心一橫,就來了。”
茶香氤氳中,他那身與這小城格調略顯突兀的作訓服,漸漸不再顯得扎眼。我們聊的都是舊人舊事。聊他手底下那個“笨兵”小劉,第一次實彈射擊差點把靶桿撂倒,如今在老家開了連鎖超市,成了“劉總”;聊宣傳科那位能寫會畫的“秀才”,轉業后竟迷上了根雕,作品還拿了省里大獎;聊我們共同經歷過的那次邊境武裝巡邏,七天七夜,在齊腰的雪地里用身體給電臺開路……
他說的眉飛色舞,我聽的會心一笑。那些驚心動魄,那些艱苦卓絕,此刻都沉淀在普洱醇厚的湯色里,化作一句“還記得嗎”和一聲“怎能忘”。
話題不知怎的,轉到了“躺平”上。老高呷了口茶,瞇著眼看我:“老指導員,說真的,看你現在這日子,清閑是清閑,真就甘心這么‘躺’著了?當年你在全營面前做動員,那股子‘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勁兒,我可還記得呢!”
我笑了,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起身從書房拿出一個本子。那是我正在讀初中的兒子的成長記錄,里面夾著一張他最近獲得的“意志之星”獎狀。我指給老高看:“瞧,這小子,上次校運會五千米,跑吐了,愣是沒放棄,走也走到了終點。他班主任說,這孩子身上有股異于常人的韌勁兒。”
我頓了頓,看著老高:“你說,我這算‘躺平’嗎?我把在雪山上學會的‘不放棄’,教給了我的兒子。我把在陣地上領悟的‘家國’二字,化成了每個周末雷打不動回老家陪父母吃的那頓飯。我把帶兵時熬過的無數夜,用來陪他啃那些我看不懂的數學題,告訴他,陣地可以丟,但不能不敢沖,題目可以錯,但不能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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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他續上茶:“老高,我們那二十年,是國家的刀鋒,要淬火,要開刃。現在,‘躺’下來,成了家庭的基石,孩子的榜樣,父母的依靠。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沖鋒?只不過,戰場換了而已。”
老高沉默了,端著茶杯,良久,重重地點了點頭:“我懂了。你這‘躺平’,是另一種站崗。”
那一夜,我們屋里的燈亮到很晚。聊到妻兒安睡,聊到壺水三沸。
清晨,我照例早起,準備晨跑。老高也利索地翻身起來,迅速套上他那雙軍用作戰靴。“一起!”
將他送到車站,臨別時,他從那個舊背囊里摸索了一陣,掏出一塊用黃綢子包裹的石頭,塞到我手里。“山上撿的,像咱倆當年一起守過的那個崖壁。留著,壓壓書。”
那是一塊暗紅色的砂巖,粗糙,質樸,卻沉甸甸的,帶著雪域的體溫。
回到家中,屋里還殘留著些許煙草和普洱茶混合的氣息。我將那塊石頭放在書架上,與兒子的獎狀并列。陽光透過窗欞,安靜地灑在上面。
手機又響了,是妻子發來的消息,說兒子今天主動把早餐的碗洗了。我回復了一個笑臉。
我知道,我沒有“躺平”。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在另一條戰線上,守護著我的陣地。而昨夜叩門的,不只是一位戰友,更是我那永不退役的青春,回來提醒我,哨位一直在,只是風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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