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電破譯者：劉伯承如何用一場“電子伏擊”挽救黨中央

1935年秋，一支七萬人的紅軍主力部隊突然掉頭南下，毛澤東等人率領的不足萬人的中央機關陷入空前危機。劍拔弩張之際，劉伯承在紅軍總司令部通訊科的小屋里，完成了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電子伏擊”。

1935年9月9日，四川巴西地區一座藏式木屋內，紅軍總司令部通訊科長宋侃夫匆匆推門而入，將一封剛剛破譯的密電交給劉伯承。

劉伯承接過電文，臉色驟然凝重。他立即起身，顧不上拿拐杖，快步向毛澤東住處奔去。這一刻，他知道，黨中央的命運就掌握在這幾分鐘之間。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本應是中國革命的新起點，卻因戰略分歧演變為一場危機。
毛澤東主張北上建立陜甘根據地，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堅持南下川康。
這種分歧背后是實力的懸殊——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擁有七萬余人，而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僅剩不足萬人。
“誰有槍誰就有勢”，這在當時幾乎成了不言自明的規則。張國燾自恃兵強馬壯，對中央的決策越來越不滿。
兩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后，矛盾進一步激化。張國燾率領左路軍抵達阿壩后，突然停滯不前，并要求中央隨他一同南下。

9月3日，張國燾致電中央，以葛曲河水上漲為由拒絕北上，并要求右路軍全部南下。這封電報標志著裂痕已無法彌合。
在巴西的中央機關和紅三軍團，實際上已被置于前有敵軍、后有“友軍”的危險境地。
9月9日，張國燾給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發去一封密電，這封電報成為了歷史轉折點。
電報內容明確要求陳昌浩“徹底開展黨內斗爭”，這在那時的語境中意味著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可能危及中央領導人的安全。
此時，陳昌浩正在主持前敵總指揮部會議。譯電員將密電交給參謀長葉劍英，葉劍英瞥見內容后，借故離開會場，迅速趕往中央駐地。
幾乎與此同時，劉伯承領導的通訊破譯團隊也截獲并破譯了這封密電。
作為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深知這封電報的嚴重性。他立刻意識到中央領導層面臨生命危險。
劉伯承與葉劍英幾乎同時向毛澤東報告了這一緊急情況。毛澤東后來回憶：“葉劍英同志在這關鍵時刻是立了大功的。劉伯承同志也一樣。”

劉伯承為何能及時獲取這封關鍵密電？這得益于他早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無線電情報知識。
長征開始后，劉伯承特別重視無線電偵察工作。他親自指導組建了紅軍總司令部通訊科，由宋侃夫、王子綱等人負責。
這支技術團隊被稱為紅軍的“千里眼和順風耳”。他們不僅負責通訊聯絡，更重要的任務是破譯敵軍電碼。
在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會師后，劉伯承敏銳地意識到內部通訊安全的重要性。他安排可靠的技術人員監控各方通訊，以防不測。
正是這一安排，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當張國燾與陳昌浩之間的密電往來時，劉伯承的技術團隊能夠及時截獲并破譯。
多年后，宋侃夫回憶：“我們破譯了那封電報，立即報告了劉伯承總參謀長。他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接到劉伯承和葉劍英的警報后，毛澤東立即召集周恩來、王稼祥、博古等人在巴西召開緊急會議。

會議決定中央機關和紅三軍團立即連夜北上，脫離危險區域。
劉伯承被委以組織轉移的重任。他迅速指揮中央機關人員集合，安排行軍序列，并部署警戒力量。
為避免與四方面軍部隊發生沖突，劉伯承選擇了隱蔽的轉移路線。他還特意安排可靠的通訊人員隨行，保持與各部隊的聯系。
9月10日凌晨二時，中央機關和紅三軍團悄悄離開巴西地區，向俄界進發。這就是黨史上著名的“巴西脫險”。
天亮后，當陳昌浩發現中央已北上，派人追趕時，為時已晚。被派去追擊的紅軍部隊，在劉伯承的勸說下，最終選擇了停止追擊。
黨中央安全抵達陜北后，毛澤東曾感慨地說：“劉伯承是條龍，把我們帶出了險境。”
若不是劉伯承及時破譯密電，黨中央很可能被張國燾控制，紅軍主力可能分裂甚至發生內戰，中國革命的歷程將被徹底改變。
張國燾得知計劃失敗后，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公開走上了分裂道路。
然而，由于黨中央已安全抵達陜北，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得不到全黨響應。在朱德、劉伯承等人的斗爭下，南下部隊官兵逐漸認識到錯誤。
1936年6月，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隨后與紅二方面軍一同北上，10月與中央紅軍在甘肅會寧會師。
后來，毛澤東多次提及巴西脫險，稱其為“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而劉伯承在這一事件中的貢獻，則被載入史冊。

劉伯承在回憶這段歷史時，總是謙虛地歸功于集體：“我們靠的是黨的領導，靠的是廣大指戰員的覺悟。”
然而，歷史不會忘記，在那個關鍵時刻，是劉伯承的專業素養和果斷行動，讓黨中央得以轉危為安。
這位被譽為“軍神”的軍事家，不僅擅長戰場指揮，更深諳情報斗爭之道，正是這種全面的軍事才能，讓他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時刻，成為了決定歷史走向的關鍵人物。